《史记》悲剧精神的超越性另有一种情形：悲剧人物并不认为死亡有什么重大意义，只是他们经过顽强的抗争，最终陷于死亡与屈服的两难境地。冷静地选择死亡，出自于对自身的无悔和对现实的绝望，死亡是他们最后的抗争。《史记》中最令人惊骇的死亡是项羽自刎于乌江。垓下之围，英雄末路，别姬、溃围、拒渡、赠马、自刎、分尸，显得豪气冲天、惊心动魄。项羽很符合亚里士多德界定的悲剧人物标准：“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极好，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和弱点。”项羽有多项过失和弱点，他自己始终未能觉悟，相反，对自己英勇善战的一生非常自豪，而将最后的惨败归于“天之亡我”。他是在无悔和绝望中悲壮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史记》中最令人愤懑的死亡是李广自刭于幕府。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勇当强敌，仁受士卒，与匈奴七十余战，却终身不得封侯，晚年被逼自杀。司马迁评赞：“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尽管所谓“不遇时”、“杀已降”、“数奇”等隐现着扑朔迷离的宿命论，但西汉人事弊政还是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李广之死出于自负自爱，而对现实充满怨恨与绝望，最终是悲观厌世的。《史记》中最令人沉痛的死亡是屈原自投于汨罗。屈原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他要用他的美政理想治理他的祖国，使之富强起来。为此，他与楚国腐朽的上层集团进行了顽强抗争，“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结果是政治的失败铸成了诗作的辉煌，屈原满怀对自身高尚人格的自豪和对楚国奸佞群小的怨恨投水自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四、结局的彻底性
《史记》悲剧精神的彻底性是指悲剧人物的结局具有毁灭性，没有中国传统戏剧的“团圆套”。《史记》中的悲剧人物遭遇悲惨，或者自杀，或者被杀，或者终身困顿，或者晚景凄凉。这种彻底性显然是由客观历史所决定的，而在选择描述对象、提炼主题思想及选材剪裁等方面，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独到的悲剧意识。
《李斯列传》是悲剧精神彻底性的典型。李斯是个有严重缺陷的悲剧人物，其致命缺陷在于“重爵禄”，极端自私自利。作为秦朝丞相，李斯虽然知晓六艺旨趣，但每到关键时刻，便经不住威胁利诱而放弃原则，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最终还是为奸臣赵高和昏君胡亥所杀。害死李斯之后，赵高又逼杀秦二世胡亥，而立子婴为秦王。子婴令人刺杀赵高，将其夷灭三族。如果将这篇传记改编为戏剧，那么最后的舞台上则将摆满尸体。悲剧人物的善恶是非姑且不论，只看这毁灭性的结局，就是彻底的悲剧。《魏其武安侯列传》与此篇异曲同工，是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及将军灌夫的合传。作品直接描述外戚权贵之间的倾轧，间接揭示皇帝与皇太后及太皇太后之间的矛盾。人物品质不同，性格有异，结果都一样。田倚势弄权，害死灌夫和窦婴，自己精神崩溃，被窦婴和灌夫索命而死。三人依次死于非命，同归于彻底毁灭。结局的毁灭性是美学悲剧性的重要特征。《史记》悲剧性作品之所以震撼人心，使人产生“恐惧和怜悯”，结局的悲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之，《史记》中写了大量的悲剧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由于斗争的激烈与残酷，这些人物往往被毁灭，但在毁灭中，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使人的生命价值得到了实现。整部《史记》表现出强烈的悲剧精神，也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可以说《史记》悲剧是属于崇高一类的悲剧。韩兆琦先生曾指出：“我们从《史记》悲剧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接受主体从悲剧形象中发现深刻的人生悲剧意味，从悲剧人物的意志中发现高尚的人格精神。有价值的东西被丑恶毁灭的过程就是在欣赏者的认识和情感的更高层次上获得肯定和再生的过程。
《史记》悲剧的效应会给人心灵带来深沉的影响。它能增强人对苦痛的承受力，提高战胜苦痛的信心和勇气，能从悲剧主人公身上得到一种感召力。许多悲剧人物在逆境中顽强斗争，尽管被毁灭，但他们对困难、对苦痛的精神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它能使人从悲剧人物身上反思自身，改变性格中的弱点，有些悲剧人物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某些弱点造成的，像项羽的残暴、不善用人等是他悲剧的原因之一，人们从中可以观照自身，吸取教训，以完善自己的人格结构。它还能激发人产生行为反应。由悲剧人物的身上引起心理亢奋，进而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人们从悲剧人物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悲剧力量，促使自己在实际行动中向他们学习，把审美感受化为实际行动。这样的效果正如茅坤所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肆于心故也。”
西方悲剧强调悲剧能引起人的“恐惧和怜悯”，而我们从《史记》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悲哀，更重要的是一种力量。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
第三节《史记》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构
一、《史记》的悲剧冲突
一般理论家都称誉悲剧是最富于哲学意味的艺术，它在审美范畴中最具魅力。其原因在于悲剧由冲突构成并在冲突中展示了辩证法思想，悲剧冲突对悲剧人物来说是与之俱来的构成要素，只有人物而无冲突，不可能成为悲剧。所以，人们常说没有冲突便没有悲剧。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到的“情节”、“矛盾”、“由顺境转入逆境”和“由逆境转入顺境”等就是悲剧冲突问题。
司马迁悲剧人物，特别注意悲剧冲突，以悲剧冲突揭示悲剧的原因。悲剧人物的毁灭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是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的。《屈原列传》中屈原悲剧的发生就很有代表性。屈原具有崇高的美政理想，要使楚国强大，但却不容于社会。尖锐的矛盾有：屈原的忠贞爱国与怀王、顷襄王的不信任，屈原的顽强斗争与小人的谗毁，屈原的矢志不渝与众人的随波逐流，屈原自己内心的恋国与去国，等等。这种种矛盾冲突的结果，终于毁灭了一位忧国忧民、热爱楚国的伟人。屈原的毁灭，原因是很清楚的：楚王的不悟与小人的谗毁。《赵世家》“赵氏孤儿”事件中的悲剧人物程婴、公孙杵臼与屠岸贾的矛盾冲突也十分激烈，而在这场冲突的背后，也有晋国国君的昏庸不明的原因存在，由此导致了邪恶对正义的扭曲。《绛侯周勃世家》中，周亚夫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平定了吴楚之乱，由于他生性耿介屡屡直谏而与汉景帝有隙，汉景帝便迫使他“病免相”。后来汉景帝又寻找借口把他抓在监狱中，致使他在狱中“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又如在《白起王翦列传》中，曾为秦国攻得七十余城的名将白起，因为不同意在长平之役后“秦卒死者过半”的情况下再对赵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而激怒秦昭王。秦昭王不仅将白起“免为士伍”，并且在白起重病的情况下责令白起迁出咸阳。白起迁出咸阳后，秦昭王又认为“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于是秦昭王“乃使使赐之剑，自裁。”在秦昭王的逼迫下，白起终于含冤“引剑自裁”。《魏公子列传》中魏公子窃符救赵，又率兵以保魏，名声大振。秦国使用反间计，魏王听信敌人谣言，使人替代公子大将，魏公子终于病酒于卒。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悲剧冲突，给人们展示了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深刻原因。
《淮阴侯列传》中从头到尾贯串始终的是韩信与刘邦的矛盾冲突。通过展示韩刘的矛盾冲突，写出了韩信被毁灭的原因。整个矛盾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用与不用；其次是边使用边防范；最后是诬陷族灭。韩信刚到刘邦部下时，虽经萧何多次举荐，刘邦始终不肯重用他，后来韩信一气东走，萧何连夜把他追回，再次向刘邦苦荐，刘邦经不住萧何的连恐吓带恳请，是看在萧何的面子上才勉强答应拜他为大将的。待至拜将礼毕，坐定，刘邦立即问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数寡人计策？”看，在这句话的后面掩盖着刘邦的多少忧心和怀疑啊！这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考问。直到韩信纵谈天下形势，高屋建瓴，了如掌上，刘邦这才“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是韩信与刘邦的第一次会面，作者把韩信的谋略与刘邦对韩信由不用到用的心理表现得异常明晰。韩信在破魏、破赵、下燕、破齐、灭楚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刘邦在每次重大军事胜利之后，总是“收其精兵”、“夺其印符”、“袭夺齐王军”，使人感到在韩信的周围永远有一张无形的网，它随时都可以把他罩住。等天下已定，有人告发韩信“谋反”时，刘邦马上听用陈平的计策毫不犹豫地将韩信拿下。这不是积蓄心头已久的宿谋的突发吗？后来刘邦在征讨陈时，吕后与萧何谋，自作主张将韩信灭了三族，而刘邦回来后的表现是“且喜且怜”。这还不能说明吕后的做法正合刘邦的心意吗？作品就是这样一步步在韩刘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了韩信悲剧的原因，从而反映出了封建君臣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
二、《史记》的悲剧结构
悲剧结构一般指悲剧性作品以情节安排为中心的主题、思想、人物、语言等要素的组织，为悲剧外在形式的表现。当代美国美学家波克和苏珊·朗格称之为“悲剧节奏”，使悲剧结构具有了新的意义。《史记》中的悲剧艺术结构，我们按悲剧人物的生命节奏来划分，主要有两类：波浪起伏型和前后对比型。
波浪起伏型结构：是指悲剧作品随着悲剧主人公生命运动的历程变化，呈现出波浪起伏式节奏。像豫让刺杀赵襄子、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等故事以及《屈原贾生列传》、《李将军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等都属于这类结构。悲剧人物随着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生命的节奏处于变化状态，作品的结构也就随之呈现出或剧烈、或舒缓的走势。
以荆轲刺秦王一段为例。作品一开始就交代荆轲“好读书击剑”，而且曾经“以术说卫元君”。我们觉得国君肯定会任用他。但在秦兵日逼、国难当头的时候，卫元君却不用他。这是他生命历程的第一站。而后作为一个国破家亡的流浪者，荆轲向北出游了。他先到了赵国的榆次、邯郸，在那里不仅无人赏识，而且还受到侮辱。这是一个小波折。于是他又继续北游，到了燕国。燕国上层起初也无人赏识他，他只是在下层人民中结交了几个知心朋友。至此，他的命运有了好转。随后，燕子丹由秦国逃回，燕秦矛盾开始加深。随后秦将樊於期又得罪秦王而逃来燕国，燕太子丹收留了他，燕秦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燕王一筹莫展，在这时一批下层的侠义之士拥护帮助太子丹坚决抗秦。荆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田光推荐给了太子丹。这是荆轲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随着他的被任用，文章的结构也开始由缓向急转变。荆轲见太子丹之后，答应了替他入秦行刺的请求，并取得了燕国督亢的地图、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徐夫人的匕首之后出发了。至此荆轲由一个局外人变成了燕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这时，我们既喜又忧。喜的是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忧的是他的行刺能否成功。我们开始悬着心跟着上路。到了秦国，荆轲通过中庶子蒙嘉得以接近秦王。至此，矛盾冲突的双方正式交锋。于是出现了图穷匕首现、秦庭惊变的剧烈场面。随着荆轲生命节奏的变化，文章的结构也由舒缓变为剧烈。作品就是这样在荆轲生命节奏的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波浪起伏式的结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