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里会有不同的评价的标准，可是，还是有可比的部分。在我们过去用力量比较多的研究范围里，我们工作的成果还有一个科学水平高低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科学水平比较低，那么也需要提高。有一些方面，我们的工作确实在学术上是完全站得住的，在世界上得到公认是高水平的。但是，这样的领域不多。在多数的领域里面，我们做的工作不能够拿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去比赛。我们可以说，不同的理论的观点，应该有不同的评价的标准。可是我们有没有利用大量的资料？我们有没有对所涉及的问题作各方面的非常充分的讨论？我们的论证是不是严格的科学？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比较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大部分领域里，我们是相当落后的。作为我们30年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能拿出多少本书来？当然，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用书来表现，确实有一些研究成果不表现为书，但这毕竟是少部分。我们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机关，一个工厂的成品要摆出来，不但要展览，而且要拿到市场上去，那么我们能够拿出多少产品？除了少数有系统的研究著作以外，我们只能够拿出一些小册子，或者说一些讨论集。所以，我们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对我们已经进行的工作，我们要求有足够的高水平的成品；对于没有研究的领域，我们应该努力想办法，来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战后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新的发展，我们要努力地去掌握它。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进行的新的工作，要比自然科学多得多。而我们的力量比自然科学方面要少得多，薄弱得多。我们的责任是非常繁重困难的。
现在社会科学院的各个所正在着手制定长远规划，我们整个的国家要求作长远规划，我们社会科学也要作长远的规划。有的同志希望能够谈一谈对于这些长远规划的要求，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门类很多，社会科学院各个所研究的领域互相不同，并且对于各个所研究的情况，研究的力量，我了解得很少，所以很难在现在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从我们已经进行的工作，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来说，往往对于一些全面的，或者从古到今，或者是一种包罗各方面的教科书式的著作要求比较多。这些著作是需要的，提出这些要求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种危险，就是可能把我们本来就很不雄厚的力量拖到一个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胜任的题目上面去了。这样，就消耗了我们主要的研究力量。最后也能产生一些成品，但是这些成品，很难希望它有一个高的科学水平。因此，请大家考虑，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求一些过去已经比较有研究基础的学者，在他比较熟悉的范围里面，写出一些专题的著作。因为他在这方面有专长，而这种专长是别的国家的学者所不容易有的，我们就可能对于某些方面的题目写出真正有世界价值的学术著作。这样的专著，应当像通史、概论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这样才不至于把我们的力量变成打消耗战，四面出击，平分兵力，结果我们真正有研究的、或者可能在这方面产生重要研究结果的题目放松了，放弃了。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学术上的损失，也是世界学术上的损失。
比方说在中国历史方面，我们写了很多通史、农民战争史等著作。这个工作当然是需要的。可是，有一些题目，我们没有怎么考虑过，比方说中国的专制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假如我们写一部书叫《中国的皇帝》，分析中国的皇帝大约有多少个类型，皇帝的权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个皇帝要对他周围的大臣，或者他的宫廷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维持他的活动，诸如此类吧，这种题目，确实中国人来写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来写方便。要讲发展我们的优势，恐怕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吧。我们过去考虑我们研究的题目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实际，没有深入我们的对象。就是说我们社会科学院有哪些方面的学者，这些学者在哪些方面知识比较丰富，可以利用的材料比较多，因此，可以在哪个方面作出前人所没有作过的研究。当然我这是随手举例子，是当作一个方法来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制订规划，我们希望提高中国社会科学水平，可能我们过去走的路，有一些简单化。这样可能不太容易达到目的。我们对于专题的注意太少，研究太少。我们要写通史，要写概论，也就很难提高它的水平，因为很多的问题都没有专门的研究，都没有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样只能够做到一种基本上还是人云亦云的水平。虽然可以把书编得比较好看一些，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观点和特别深刻的见解。因此，我们就经常做许多重复的工作。这里我自己要作自我批评，我就提出过这样的意见，比方说要有多少卷本的，或者是中国的什么史，或者是世界的什么史。如果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充分的专题研究作它的基础，那么，这样全线出击、这样的著作的水平是不容易提高的。
拿哲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用新的知识作基础的，用新的方法写出来的关于唯物主义、关于辩证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著作。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书，我们的书，几乎都是照一个格式写出来的。实际上，在哲学的根本问题方面，现在有很多新的事实需要我们去答复。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的书不能老是用原来那样的编法。
三年以前我到社会科学院，就听到这样的谈论，说现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志最苦闷了，感觉到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方法受了一种不合理的限制。我们应该把世界上的科学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加以研究。世界上的科学的事实是不断地在那里发生、发展、变化，我们怎么能用一百年以前的，或者用一百几十年以前的科学水平来加以剪裁、挑选呢？这样做我们怎么能在科学上作出贡献呢？现在有一些学校里面的一些学生，对于政治课不满意，我们不能说这是编教科书的同志的责任，或者是讲这些教科书的同志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供给他们新的材料，根据中国、世界新的事实提出来的新的科学著作。我们没有拿这些著作来武装他们。有一些青年，现在思想上表现出很大的混乱。其中有一些人说，由于感到苦闷，他研究了马克思的著作，特地把《资本论》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完全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因此，他就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怀疑。这些青年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发生这么一种现象，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努力写出一系列充满事实、知识和创见的新颖生动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要根据历史和科学的最新发展，解答现实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来帮助广大青年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我们不但过去搞了很多的清规戒律，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守着这些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的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研究新的方法，写出新的著作。这种著作从内容到外表，都跟过去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并不是标新立异。历史前进了这么久了，怎么能够不发生变化呢？而且，就是同一个时代，每一个人也有它的个性。虽然是研究科学，科学的著作也不能不表现出它的个性。怎么能够容忍千篇一律的著作呢？所以各门学科都要求产生大批的新的科学著作、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新的著作。
这种新的科学的著作，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著作，还有其他的社会科学著作。有一些学科，也许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这当然也是需要的。就是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比较密切的学科，我们也不能要求产生出来的著作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只要它是确实有学术的价值、有科学的价值，终究会为我们人民所运用，为我们的社会所运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质量，是一种科学著作，而且它是有创见的，不愧是一本新的科学著作。
有些同志希望我说一下，就是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集中力量来进行科学研究，不要分心外骛。比方说如果每个所都想自己搞一个出版社，如果很多同志以个人自由使用业余时间为借口，把主要精力放在所里分配的科研任务以外的事情上，我们就很难集中力量来提高我们社会科学院的科学水平，我们也就没有对我们的国家作出最好的贡献。今天的报纸上发表了邓小平同志为儿童节给中国少年报的题词，上面说，希望全国的少年儿童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我们不是少年儿童，可是，我们需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这只有通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拿出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相称的产品才能做到。
为了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达到现代的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必须解决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问题。这个工作因为过去很长时间的耽搁、浪费，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迫切了。我们怎么能够培养起一代青年的社会科学家？我想我们的工作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于现在全国各大学的同哲学社会科学有关的系提出要求。社会科学院应该在自己规划里向教育部提出培养社会科学各系各个专业的大学生的要求。对于能够培养研究生的各个大学，提出培养研究生的要求。还要提出派遣出国研究生的要求。社会科学院自己设的研究生院，应该下决心办下去，并且把它办好。现在已经办了两年多，不久以后，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就要出来了。我不了解详细情况，我听说有好些研究生，成绩是很优秀的。现在有许多的困难，要修建研究生院的房子，包括研究生的宿舍。各个所对于研究生院作了很大的支持，希望继续支持下去；有些所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希望今后改善。我们院里面有一批老的专家。这些老年的专家，多数现在还能够做相当的工作，怎么样解决他们的助手的问题，或者是派人做他们的学生、徒弟的问题，要尽量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研究、解决。这问题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做这一件事。我们的研究人员要进修。采取什么办法进修，进修一些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各个人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想，青年的研究人员，首先要求他们一定要掌握一门到两门外国语，除此以外，他们还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学习。我们有这样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可以在全院范围里面实行五日工作制。一个星期做五天工作，第六天专门学习。当然这是对于经常要上班的工作同志来说的。对于一些在家里进行工作的研究人员，这个方法不一定适用，有些同志说得很对，他们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间，不要说五日工作制，就是七天也不够，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同志，可以不受这个办法的限制。对青年研究人员，我们希望能够安排各种学习的条件、教学的条件来满足大家的学习要求。对于辅助工作人员以及全院所有的工作人员，五日工作制都可以使用。当然星期六还是得有人值班，必须做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做。但是可以使这一天成为大家的学习日，按照不同的需要学习。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工作，具体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下面谈谈社会科学院的现代化问题。所谓社会科学院的现代化并不是说在这里要安装多少种自动机器、计算机或者其他的机器，那些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指的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指现在的社会科学院离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机关还相当远，有很多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不适应，要使它们适应起来。
首先要加强全院的计划工作。要使得整个的社会科学院是一个按照计划来工作的科研组织，从上到下各个方面都要有计划，计划要有严格的检查，要能够做得到。如研究所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那么就必须要按计划执行，使得实现。如果要修改也必须履行一定的批准手续。个人的计划要纳入到集体的计划以内。有一部分同志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在集体计划里也可以做出安排。因此，要加强院一级的计划的机构，加强计划的组织工作、检查工作。否则，我们提出来的关于提高和发展社会科学的计划，都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