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
前年，我在第一次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曾经作过一次关于“七月派”的简短的发言，这次本不想再谈什么。可是听了某某同志的发言，引起了一些感触，觉得有必要把他提出的几个问题说明一下。
首先声明，我是以一个文学编辑的身分，而不是以诗作者或七月派一分子的身分来发言的。其次，“七月派”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文学流派，至今它已不存在三十多年了。我觉得，今天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我们正在总结三十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正在推进我们新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大家都还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什么公认的新的流派。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是不是“七月派”，我只能说不是，因为这个流派早已不存在。
第三点是，我们现在谈“七月派”及其它流派，都应以客观的文学史的角度来回颐、来探索、来总结经验，都应抱着历史主义的观点，都是为了当前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而决不能是站在原有的流派的立场上，按照过去的观点，来攻击过去的对立的流派，那样对我们共同的文学事业没有一点好处。
以上这几点，必须先说清楚。下面我就针对某某同志的发言谈几点意见。
第一点，某某同志在发言中说，“七月派或胡风派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我觉得，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命题，几十年来，我们都熟悉它的严重的含义，对于一个文学社团似不应这样说。而且从党所提倡的团结的愿望来说，我认为这个提法更是不合适的。
“七月派”的称号，大概是1940年前后在重庆出现的，在当时就带有一点贬义，这可能与30年代后期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论争有关系。1937年7月在上海出版《七月》旬刊（只出三期便停刊），1997年9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七月社”，编印《七月》半月刊，后来到重庆改为月刊。《七月》是半同人刊物，作为编者的胡风同志曾在比月）上有过说明。《七月》经常撰稿人有胡风、萧军、萧红、艾青、田间、吴奚如、丘东乎、曹白、孙钿、端木蕻良等，后来又增加了S．M、贾植芳、路翎以及邹荻帆、冀访等，特别是在诗歌方面，集合了一些年轻的“初来者”。1938年初，萧军、萧红、艾青、田间、吴奚如、丘东平、端木蕻良等都奔赴抗日前线去了，胡风一个人留在武汉编刊物。当时我是初中学生，作为一个读者，看到这个杂志，觉得它的作者们都是在鲁迅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大都与鲁迅有过亲密的关系（特别是胡风、二萧等），在创作上都是以鲁迅为导师，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他们以昂奋的激情及时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吸引了广大的读者，是十分自然的。
解放以前，就诗歌方面国统区的“七月派”作者来说，那些青年作家确实在政治上、艺术上是声气相投、互相激励前进的。但他们不是自觉的组织联系，更谈不上“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关系，尤其到抗战胜利前后，即1945到1948年间，这些年轻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大都到解放区去了，剩下的散处在国统区各地做地下工作。
胡风本人这时也在党的指示下到了香港，因此不可能还有一个属于这个流派的什么“组织”。解放前几年，某某等同志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时候，“七月派”早已不成其为一个“阵营”，它的个别诗作者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在党的影响下，只能各自为战，写自己的诗。
说一个文学社团，“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理论上当然说得过去。但文学社团不同于政党，一个政党确定有其纲领和组织，文学社团一般未见得有，它大都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世界观、美学观、创作方法上互相吸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渐渐形成艺术志趣大体上相近的一个作者群，客观上形成为一个流派。“七月派”，我想，正是这样逐渐形成的。文学史上，有些社团并没有在艺术上形成有鲜明特点的流派；也有的没有成立社团，倒真正形成了公认为有艺术风格的流派。现象比较复杂，值得研究。某某同志用含义严重的政治术语来说“七月派”是没有根据的。我提供如上听史事实，请大家考查与研究。
第二个问题，艾青、田间算不算“七月诗派”的问题。
我认为，艾青和田间在“七月社”成立时应当是它的同人、我并不认为凡在《七月》上发表作品的都是“七月派”，例如丁玲、周而复、刘白羽，陈荒煤等同志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但他们的艺术风格早巳形成，他们同时还在其它刊物上发表有影响的作品，因此，不能算作“七月派”。1940年前后，艾青、田间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在《七月》发表了他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如艾青的《北方》、《雪落在中国土地上》、《乞丐》、《向太阳》等，田间的名作《给战斗者》以及一大批街头诗。他们的诗集列入《七月诗丛》出版的各有两本：艾青的《北方》、《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更重要的是，艾青、田间对于“七月诗派”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是判断他们是不是“七月派”的一个重要根据。一个流派的形成，前边已说过，是个复杂的现象．需要考察研究
但我以为，流派一般主要是通过作品的影响形成的，而不是取决于预先发布的理论或“纲领”；考察一个流派的形成与影响，主要应通过其代表作家的作品、创作活动及其美学观来考察这一流派的艺术特点、影响，以及流派的形成过程。如果我们按照这种历史观点看问题，那么艾青，田间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应当属于《七月》的作者群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选七月派作品，当然不能不选他们的诗。最近四川人比出版社编印《七月诗选》，听说将艾青、田间、邹荻帆、天蓝、贺敬之等诗人在《七月》上发表的诗篇都选入了。听说艾青、贺敬之等同志都表示了同意，因为那是历史事实嘛。
“七月诗派”应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七月》为中心，皖南事变以前；后期以（希望）为中心，抗战胜利前后几年。两个时期的主要作者不一样。到后期，艾青、田间没有在《希望》上发表诗，他们只有诗集列人《七月诗丛》印行过，《希望》上的是另外一些作者，绿原是其中的一个。但作为一个流派，七月诗派从前期到后期，艾青、田间的影响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个流派的形成起了深远的不可分割的作用。《白色花》的许多作者大都同意这个观点。说到流派与风格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艾青、田间两人以及“七月诗派”的许多作者，他们在风格上从来就不一样。不能说一个流派的作者的风格就一定不分彼此，互相雷同。对“七月诗派”的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应当进一步探讨。例如鲁藜和绿原的诗区别就很大，风格很不同。这并不奇怪，一个流派既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美学上的追求，各个人又有各自的个性，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为没有个性也就没有诗了，——共性不可能不通过个性来表现。没有田间早期诗的跳跃性、节奏感很强的战斗歌唱，就没有田间；艾青的朴素、自然、深沉的艺术风格，就更具有其个性了。但在抗战开始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又有共同的东西：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对诗的探索，对艺术的态度，乃至在人生的态度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尽管他们生活战斗在不同的地区，反映的生活内容不同，战斗要求不同，使他们的诗显出了明显的差异。
总而言之，艾青、田间应不应当算作“七月派”，我认为，不是某个人的好恶所能决定的，它是严肃的文学史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正确解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再次强调地指出下列基本的事实：艾青、田间的一些代表作最初都发表在《七月》上；他们的艺术成就经过《七月》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并在读者心目中得到更鲜明的表现；他们的作品和它们所代表的创作方法影响了当时一代的文学青年；这些青年作者沿着这两位先行者的道路又有新的开拓，并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个诗的流派；这个流派在40年代整个诗坛上代表了一个与二三十年代诗风不同的风格，并和当时并存的其它流派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分野，等等。把这些历史事实置之不顾，以非科学的态度来解答问题，甚至带着成见来抹杀事实，对今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个问题，把艾青、田间列入“七月诗派”，是否把他们“降为二三流诗人”的问题。
（某某：这不是我首先讲的，是《文学报》对海南岛会议的报道上说的。）对，这不是你的发明。我在海南岛会议上也听到过这种说法。有人说，“流派是二三流作家形成的群体，是主流以外的。”给人的印象是，谈到流派，只能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象”。
然而，古今中外的文学流派，如果真正把它们当作流派看待，无不是因其艺术风格而获得这个称号；当然，一个流派的艺术倾向是同它的政治倾向有关系，但二者毕竟是两回事，不能简单地在它们中间划等号，这是一。因此，所谓“主流”，也不过是在当时当地，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创作方法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流派，而不能是由于这个流派的成员在政治上具有优越地位的缘故（中外历史也有过这种人为的现象，但在文学史家的笔下都得到了如实的科学的说明），这是二。如果从艺术倾向着眼（并假定政治上没有根本的分歧），那么任何流派就必须通过“百花齐放”的过程来赢得广大读者的喜好，来达到理论上的阐明和肯定，从而争取各自的历史地位，这是三。正是这样看问题，我们认为，党在“四个坚持”的原则前提下推行“双百”方针，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
正是这样看问题，我觉得每一个文学流派都可能有第一流的作家，也可能有二三流作家或未人流的作家，还会有很蹩脚的作家。如果一提流派，就认为一定没有第一流的作家，这与古今中外的文学流派的事实不相符。鲁黎就表示过不赞成含混地提“七月诗派”，他认为40年代初期的《七月》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流派”问题，如果说是“流派”，有一个时期，它也是最有影响、最有吸引力的“流派”，是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海南岛会议上，美术家卢鸿基同志在发言中也持这个观点。
现在的艾青，田间，特别是艾青，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但在加年代初，艾青还是青年，他的诗已经产生了至今不能低估的影响，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称他是诗坛的“祭酒”。现在艾青通过他几十年的作品（包括他40年代的作品）形成了一个高峰，但既是高峰，就自有他所从属的山系；而且按照造山运动的自然规律，在下一代的青年诗人中间不可能说将没有更高的高峰出现。这就是说，艾青的艺术成就应当得到充分的科学的肯定，应当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具体背景下来肯定，应当指出它作为“高峰”的来龙和去脉，指出它的基础和极限，指出它已经达到的、可能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高度，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飞来峰”，一个孤立的奇迹来啧啧称羡，这不是文学史家应有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艾青、田间这两位前辈的成就和声誉，并不能抹杀也并不妨碍文学史家根据历史事实把他们看作“七月诗派”奠基的重要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