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方面如何应对日本要求签订条约的不同意见：英翰与李鸿章、曾国藩对于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之事，当时清朝内部有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的不同，主要源于对日本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不同认识。反对意见以安徽巡抚英翰英翰（1828—1876），为清满洲正红旗人，字西林，道光进士。历任知县、同知等职。同治二年（1863）攻陷捻军驻地，俘获捻军领袖张乐行，升为知府。三年攻太平军陈得才部，招降马融和，升安徽按察使、布政使。五年擢巡抚，率部镇压捻军，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升两广总督，捕杀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光绪二年（1876）任乌鲁木齐都统，不久病死。（据郑天挺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292页。）为主，认为日本是中国的“臣服之邦”，当时正值“天津教案”发生，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清政府派曾国藩、李鸿章到天津“查办”此事，以赔款修建教堂、派崇厚赴法国道歉等结案。英翰认为日本乃乘隙而来，心怀叵测。而且中国曾为倭患所苦，如果允许其通商，“一经纵入腹地，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如果“曲允所请，恐以后臣服诸国，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实于大局有碍”。1870年闰10月，英翰奏稿曰：天津洋案一起，即有日本通商之请。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中国所以应之者，关系极大，不可轻视。盖日本即倭国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减于今日之英法。一经纵入腹地，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且海外尚未通商之国，如日本者指不胜屈。其蓄谋未发，全视中国此举为轻重。皆应之，则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一有不应，则积弱已形、兵端方始。自来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将就一时，而遗无穷之患，不如明示大义，以绝非礼之求。奴才愚见，似宜明告彼国，以英法各国之通商，为条约所准。日本之通商，为臣服所无。条约所载，照章通行。臣服之邦，不得率请。叛服悉听其自然，中国不受其恫吓。即为彼代计，英法各国之合纵易，而日本一国之动众难。以理相折，或可阻遏其气，亦不至遽有称兵之事。倘寻目前之计，曲允所请，恐以后臣服诸国，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实于大局有碍。奴才前接外洋密探，安南国现买花旗国兵船十余只，打造跑位，添兵演战，其阴谋诡计，必有蓄而思逞之一日。若不早为限制，将来所虑恐更有甚于此。奴才非敢以忧危之辞，上耸听闻，惟事关全局，不敢不先为密陈，使奴才言之不验，诚为时势之大幸。然智者防患未然，伏望圣谟广运，先事图维，以弥后患，天下幸甚。［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七九，第7—8页。《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177—178页。闰10月26日，英翰的奏稿转到李鸿章手上，对此李鸿章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英翰的意见不同，他认为日本并没有乘人之危的意思，反而认为日本“安心向化”。而且表示日本此时来要求立约，是援西洋各国之例而来，并非不合情理。同时也否认了日本为中国属国的说法，明确指出日本“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他强调日本外交对中国的重要性，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认为“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此主张积极开展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他上奏说：光绪帝1892为李鸿章七十寿辰颁赐的御书匾额，臣伏查日本古倭奴国，在东洋诸岛中，夙称强大，距苏浙闽界，均不过数日程。元世祖以后，与中国不通朝贡。终明之世，倭患甚长，东南各省，屡遭蹂躏。史称倭性桀黠，初由中土禁绝互市。明世宗时，尽撤浙江市舶提举司，又不置巡抚者四年。滨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结导引，倭寇遂剧。自国初朝鲜内附，声威震詟，倭人固不敢越朝鲜而窥犯北边，亦从未勾内奸而侵掠东南，实缘制驭得宜，畏怀已久，顺治至嘉道年间，常与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咸丰以后，粤匪踞扰，此事遂废。然苏浙闽商民往日本长崎岛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日本商人游历中土亦多。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今彼见泰西各国，业与中国立约通商，该国已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自不如就其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前该委员柳原前光等来谒，每称西人强逼该国通商，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欲与中国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又华人在该国经商者，西国领事每欲代管，必须互定条约，自为钤束等语，无论是否真心，立言亦似得体。复呈交前通商大臣成林议约底稿一本，大意总欲比照西国立约成例办理。明春该国使臣前来，自须有一番辩论。惟既允议约在先，断难拒绝于后，计惟与承办议约之员，届时相机妥议章程，请旨定夺。似未便豫立限制，致有滞碍。据臣愚见，中外既定和约，均宜各派官员往驻该国，庶消息易通，势力均敌。若有来无往，听凭该国使臣簸弄胁制，究非长策。近年奉诏叠次派员往泰西各邦通好，业与从前隔阂情形小异。惟华人往西国者绝少，中国暂未便派员久驻。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样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悉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是否有当，伏祈饬下总理衙门复议施行。［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七九，第47—48页。《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197—198页。上述李鸿章的意见与曾国藩基本相同，曾国藩在看到英翰的奏稿之后，发表意见如下：自道光二十二年间，与洋人立约议抚，皆因战守无功，隐忍息事。厥后屡次换约，亦多在兵戎扰攘之际。左执干戈，右陈盘敦，一语不合，动虞决裂，故所定条约间有未能熟思审处者。日本国二百年来，与我中国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势难终却。即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求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亦殊非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员，以商船抵沪，凭荷兰国商人报关进口。其后叠次来沪，中国随宜拒却，始而准售货完税，仍不得在上海买带回货；继而准其在上海一口贸易居住，仍不准驶入长江别口；又继而允其前来传习学术，仍不允验收其船照印信。拒之亦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员，到时再与妥议条约，岂可再加拒绝？英翰杜绝之说，盖未能合众国而统筹、计前后而酌复也。至于明定章程，期于相安，则条约所载，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闻日本物产丰饶，百货价贱，与中国各省不过数日水程。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不似泰西诸国，洋商来而华商不往。华人往者既多，似须仿照领事之例，中国派员驻扎日本，约束内地商民，并设立会讯局，办华洋争讼案件。彼所呈处约中，有严禁传教、严禁鸦片二条，中国犯者，即由中国驻洋之员惩办，或解回本省审办，免致受彼讥讽，相形见绌。其税则轻重，想亦必照泰西诸国之例。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滕薄薛，积疑生衅。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逐条而备载，每国而详书，有何不可？何必为此简括含混之词？坚彼之党，而紊我之章，总之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域外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八，第10—11页。《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第208—209页。由此可见，曾国藩则在对日问题上，更加显得宽大和包容。他指出日本对中国本来就没有畏慑之心，也不是什么臣属之国。因为日本物产丰富，与日本通商，对中国也有利。甚至认为与日本通商，以西洋各国之例待之亦无妨，只是不要在将此意思写进条约之中。曾国藩强调练兵自强的重要性，“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只有自强，才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掌握主动权。
4中日双方在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交涉及其条约解释的相关问题
1871年2月25日，李鸿章在《复应敏斋廉访》函稿中论及中方条约准备及将与日方交涉情况。他这样写道：昨奉二月初四日手书，并抄曾议日本通商规条、东洋与西国条约各一册，敬承一一。陈子敬于外间情形本不堪熟，前拟备稿大致已具，仍不免疏漏之处。兹得执事与朗轩兄旁搜博采、斟酌损益，足为临时辨论之资，已嘱子敬复加核订。税务章程，另立条目，自更周妥。日来已有成书否？望督同沪上诸友，细意参稽，务于防弊之中仍寓两便之道，斯不至大费唇舌。去秋，日本委员面称该国使臣今年三月必来，弟嘱其过沪请示，彼即坚却，谓顺风可直抵津沽，不定绕由上海。其人貌似驯谨，中多狡黠。尊处既觅得熟悉情形兼通语言之人，奉旨后即设法招致，并酌择明干晓事委员，探知该使臣过沪，或结伴航海偕来，或另乘轮船北上，庶不致误。江户大员被杀，该国似有内患。顷美国镂公使由津赴沪，将往日本、高丽，据称日本前有信至，必派人来中国议约，似决不肯愆期。侯相函云：转商阁下可与东使偕行，计恩竹樵，日内履任，交卸亦不远也。来稿抄寄总署英美诸约，翻出文义，不知有无讹舛。较之东人前呈奥国条约，颇有异同。看其收税法则，比中国新关差强。彼来我往，恐各照旧章，难以骤改耳。《李鸿章全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一）第五册，海南出版社，第2589页。李鸿章等为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可以说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日方的情况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其所言“于防弊之中仍寓两便之道”的方针，表明他在处理中日关系尚既考虑到原则性又不乏灵活性。
日本方面，1871年4月25日，已经被决定作为赴中国的钦差大臣的伊达宗城（1818—1892），就“遣清使节的资格”致函太政官辨官，说：“根据各国常规，一等使臣系代君行事，受以君礼款待，一如其君之亲临，即可以与他国之君面议。如此一等使臣之仪只有在君主之国或民主之大国方可，各国虽甚为重视，但清国之仪顽固，疏于宇内之通例，其皇帝见外国公使之事极为少有。如果我们过于郑重，反而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因此如果定为二等使臣，可以拜领圣上的信凭而与清帝之钦差大臣议事，这样比较妥当。”两天之后，明治政府太政官下达辞令，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派遣赴清全权钦差大臣，如果万一伊达钦差大臣有何疾病等情况，其全权之仪由副使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代理，此外还有副使外务权大丞津田真道、随员文书权正郑永宁等十余人以及仆从约二十人。4月30日，柳原前光、津田真道将和汉两种文本的《日本国清国邻交贸易和约章程》、《通商章程条约》、《税则》、《长江诸港通商一体章程》共八册提交太政官辨官。5月15日，举行了遣使仪式并赐给钦差大臣一行致清国皇帝的国书。其汉译国书如下：大日本国天皇敬白，大清国皇帝。方今环宇之间交际日盛，我邦既与泰西诸国通信往来，况邻近如贵国，固宜修亲善之礼也。而未有通使币、结和好，深以为憾。乃特派钦差大臣从二位行大藏卿藤原朝臣宗城以遣贵国，而达诚信，因委以全权，便宜行事。冀贵国思交谊、笃邻好，即派全权大臣，会同酌议，订立条约，两国蒙庆，永久弗渝。乃具名玺敬白。伏祈皇帝康宁万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