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第二条第二条的内容是：“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第204页。的意思解释也颇为耐人寻味。9月19日伊达宗城等在给外务卿岩仓具视所呈《入清议约概略》中写道：第二条的意思是，在我们的友国中，某一国的人平时由于一些小事而将与彼国酿成大事，看到这种情况的话，根据报告的方便，出于一般友好之情，我们出面调和此事，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昭友谊，如此而已。并无如果彼国与别国发生战争，我国应持炮舰来相助的意思。第二条中所谓“不公轻藐之事”，就如同路上有一薪之火，不料被风吹起，而其火星将四扬。所谓“一经知照”，就是说不虑之飞火不能由我一手消除之时，告知同居近邻，请求帮助。“关切相助”，就是得到告知的朋友对由于一薪之火而将导致烧毁人家之事觉得悲惨，因此可拿的东西也不拿了，而出来于其间来回活动，以消除火种勿使成灾。这种看见风中火光飞扬，即便是路上行人也都会考虑可能造成火灾而去消除，何况是缔盟之友国？但是进一步深入思考，如果将其视为等到其飞火已经成灾，大厦巨屋现今已经焚毁倒塌，而不许我退避一步，而应燃烧我之头颅、焦灼我之身躯，奋然前去相救，这就是大错特错了。而且将两国的友谊放在卷首叙述，这是往来通商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现在如果将友谊的根本谢绝而只论我方的权利的话，他们将会对我们有些说辞吧。况且其与他国交战时，与我互守局外中立之义已经在修好条规第十五条说得很清楚了。《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44页。在他看来，中国的情势或许已经是“飞火已经成灾，大厦巨屋现今已经焚毁倒塌”了吧。还有，条约中，汉文稿自称中国，而日文中不称中国，而称“大清”的问题。日方提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约内两国相称，明书国号为正。”中国方面回答说：“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止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来笺谓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似属误会，未便照改。”就此经过几次讨论，于7月8日到李鸿章的公署中还在议论此事。中方最后解释说：“中国东有满洲朝鲜，西有西藏、后藏、昆仑山，其内曰中国之义，而不敢指斥外夷而以中国自尊。”因此结果是“仿照清洋从前的成规，其汉文发端书大清国、大日本国，其后书中国、日本；而我日文发端书大日本国大清国，其后书大日本、大清。以此决定其可书国号之议论。”同上书，第246—247页。
《入清议约概略》中有《通商章程义解》一节，其中对“第十四十五款第十四款为：“中国商货进日本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中国人不准进入日本国内地。其日本国商货进中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任凭中国人转运中国内地各处售卖，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日本人不准运入中国内地。违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第十五款为：“两国商民准在彼此通商各口购置各土产及别国货物，报关查验完税装运出口。不准赴各内地置买货物。如有入各内地自行买货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以上两款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16页。不许内地通商解”中写道：清英条约第九款中说：英国人民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此外各国皆同样，只有美国未载此条，别的国家都依此照行，之后都可以到其内地通商。因此，我国也应该同样照行。就此议论了多次。他们说：此条款原来是受洋人的威逼没有办法而承允的，此后在条约改定时要设法停止。而且日本与西洋的条约仅仅只允许限于游步的界限，两国相比较，清人去日本只有十里范围的游步，而日本人到清国，全国四百余州内外蒙古以下，无所不到，这已经有损于清国了，虽然不能内地通商，两国接近之处，两国人民往来，其不乏开港场所，通商之便利互相限于各通商口岸已经可以充分地生活。对此柳原大丞反复辩论，最后，7月8日在李鸿章的公署进行再论，于是决定，现在日本人还只是在上海，未论及内地通商，但在实地可以没有障碍。清人之顽陋，难以一朝说服，决定期待于将来再论。《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48页。是以友谊为本，还是以利益为重，这里昭然若揭。最终还对“清人之顽陋，难以一朝说服”而大为不满，其所谓“决定期待于将来再论”一语，可谓为此后复杂多艰之中日关系埋下了伏笔。其得寸进尺的贪婪之状，也初见端倪。
5随员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中关于中国的记载
1871年随来华议约的外交官一行的，还有来中国游历的石幡贞。石幡贞（1839—1916）出生于福岛县，曾经师事安井息轩安井息轩（1799—1876）：幕末儒学家，名衡，字仲平。师事松崎慊堂（1771—1844），仕于日向饫肥藩（今宫崎县日南市），后任昌平黉教授，是著名的考证学家。著作有《管子纂诂》、《左传辑释》、《论语集说》、《弁妄》等。是个汉学家，《清国纪行桑蓬日乘》书影
1871年入外务省，随柳原一行到中国。归国之后到司法省工作，1874年回外务省，为缔结朝鲜修好条约发挥了作用。1882年从朝鲜归国，任第二高等学校教授。著有《清国纪行桑蓬日乘》（1872）、《朝鲜归好余录》（1878）、《汉城遭难诗纪》（1884）、《东岳文抄》（1910）等。
柳原前光为《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写有一篇序文，全文如下：举世曰和汉，天地之大，唯知我与彼国于其间者，数千年于此矣。而彼国乱离相寻，数易其主。我则万世一系，故有时信使相通，亦在彼皆为前朝不可知之事。今也五洲通交，中外订盟，而独邻近如清国，则措不问焉。相知之实将何在哉！兹辛未夏五月，庙议派发大臣，余辱命补翼，舣于上海，淹于天津，终至北京，其间三千余里，五阅月，约成而还。从士石幡贞，笔记其略。夫人情骋远忽近，近者常惯于耳目不察，有其出于意想之外者。此卷直书其所亲睹者，世人或以为大异于所闻乎。先辈有言：数经病患之人，自致元气剥丧，而强壮堪久之人，或虞于横折之变。旨哉斯言！能知彼情则亦知保护我势矣。然则此篇不唯知二京十六省之今日而已也。明治四年辛未冬十二月青青柳原前光识。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
柳原前光序第1页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
柳原前光序第2页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
柳原前光序第3页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
柳原前光序第4页
从序文中可以看出柳原的中国认识的基本心态。第一，中国与日本相比，中国“乱离相寻，数易其主”，自然无法同日本的“万世一系”相比。第二，“所闻”的中国与“所见”的中国或有不同。对中国的认识，作者石幡贞在该书“附言”中也说：“世人处闾巷，只在蠹册零本上空议，岂非隔靴搔痒之叹乎？今梓行此著，以期实地审详。”就是说这里所记载的都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非书本上的空议。第三，所谓“能知彼情则亦知保护我势矣”，就是说认识中国的目的在于巩固和保护日本的国势。
那么，这篇《清国纪行桑蓬日乘》的中国认识有些什么特点呢？该日记如其附言所说，删去了与公事有关的部分，而记载的都只是有关中国的风土民俗，目的在于能够促使人们“反省勉力而为开明之一端”。1971年9月18日，石幡贞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五月十七日开始，近五个月之间经历清朝之半个国家，非轮船之迅速焉能及此。至于其修交条约等事，各官员对此都有详细记载，我只是列举自己亲眼所见而已。呜呼，何日四海合欢、六合呈祥，则密通西邻之邦尤其不可不先知，此乃我之所以纪此行之缘由也。”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有不为斋藏版，1872年，卷之下，第28页。认识中国、与中国交往，是日本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标的。该日记中对中国的记述，因为是作为使人勉力“反省”而迈向“开明”的，所以所记自然多为中国当时消极的方面。这些记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