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示，《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四中的第八编为海军，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四章分别进行叙述。曰：“海军之军纪训练一律取法英国，远出陆军之右，其进步亦较陆军迅速。近年依托英国所造数艘军舰最为坚牢。又于福州、上海设置造船局，制造数十艘，其他大小数种合计为一百零五艘。”在形容军舰时，常常使用“坚牢”、“其质甚坚牢”，形容船上的枪炮等兵器，也用“保存甚为善良”、“皆载著名之大炮数门”等。对于水兵与舰长、士官，其中写道：舰长士官起初皆用欧人，清人位在其下，仅听其指挥。及稍练达于事务者辈出，于光绪七年开始用清人任之，能堪其职。以此至欧人雇使之期满，则代之以清人。《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之四，第26页。与上述器械因素的“坚牢”等相应，人的因素，则强调其“技术熟练”、“练达于事务者辈出”、“能堪其职”，均为强调中国海军的积极的一面。与此相反，《清国征讨策案》则否定其具有“真正实力”，强调其不过“虚势眩惑”而已。其中这样写道：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是以，北洋之五只军舰，皆有十二三名外国人帮助。而此辈之志操，即使谓为侠义，但内心也皆以利己为目的，一旦开战，又焉有为清国而敢死尽力者耶？纵有一二好自为之者，也需一体同心。一舰之内使用译语，在弹雨血海之中保障指挥无误，必然徒见周章龃龉。加之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南琛、南瑞、开济、驭远、澄庆），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驭远、澄庆不堪法舰追击，自行穿洞沉没）。据前述威力和实力之比较，彼反在数等之下明矣。由是观之，更无可怕之处。米庆余译：《征讨清国策案》。林伟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年，第18页。其中提到了驭远舰，其状况如何，《邻邦兵备略》第二版中专门以此“南洋水师之一等军舰驭远号”为例进行了详细叙述，以求窥清国海军全豹之效：驭远舰为光绪二年上海造船局全部以新加坡木材制成，其质甚坚牢。长三百尺，宽四十八尺，吃水二十二尺，水上十八尺，五百马力，时速能行十二海里。左右两舷共开炮门二十，十七厘米克虏伯炮十二门，更大者六门，作祝炮使用的备有两门。每炮有十个弹丸罗列于其两侧，加上弹药库所储藏的，每门炮有一百发。
搭载的人员合计二百九十六名。其编制如下：总官一名、舰长一名，总官为副将、舰长为游击。其中水兵部，水兵分为四哨二十队，队长一名、水兵十名。五队合为一哨，属于队总指挥，故其总员如下：队总四名、队长二十名、水兵二百名、鼓号手六名，合计二百三十名。队总为都司守备，队长为千总、把总、外委。水兵为旧水师兵中之情愿者编制而成，服役不定期。若至老迈，有子则使用其子，无子则放弃。士官亦多采自绿营之中，虽未设兵学校，但技术十分熟练。
其器械部，器械舱队总一名、副管轮一名、三管轮一名、四管轮一名、五管轮一名、正舵六名、副舵六名、木匠二名、器械舱长一名、油夫五名、伙夫十八名、煤夫十二名，共计五十五名。外有医官一名、饭夫七名。铳器为上海制雷明顿（Remington）铳和英国老式的前装施条铳混用，保存甚为良好。服装，守备以上着普通清衣，一见难以识别其官阶。千总以下头缠黑布，衣以黑天绒修边，其胸背亦以黑天绒著队长二字。水兵衣以红色修边，胸背大书某哨水师。靴用布不用革。
月俸。总兵四百两、都司二百两、守备百五十两、千总五十两乃至六十两、把总三十两乃至四十两、外委二十两、水兵十五弗。炊事皆为自办。
舰内设药室，若有病者，近陆则医官写药方与之，自就药铺购求。医官皆用纯粹之中医疗法，只存有数种药剂以备航海中不时之用。《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之四，第20—22页。这些描述无疑为我们了解当时清朝海军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1918年海军部副官兼编纂科科长池仲祐所编《海军实纪》记载，“驭远”兵船为“上海制造局制，于光绪元年告成。船身长三百尺（计英尺），宽四十二尺，吃水二十一尺，马力一千八百匹，排水量二千八百吨”张侠、杨志本、罗澍伟、王苏波、张利民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79页。。记述稍与有出入。关于时速，《海军实纪》也有“可勉行十海里”同上书，《清末海军史料》，第306页。的记载。而关于中法战争中的“石浦事件”，即《清国征讨策案》中所谓“石浦之耻”，其所指出的军备分属于不同地方管辖，遇到紧急情况“经常相互不能应援”，可以说是切中了清政府军事管理体制的要害。“驭远”、“澄庆”是南洋水师的军舰，隶属于江南提督，受两江总督节制，而事发之石浦，属于浙江宁波知府管辖。据说浙江地方当局视保护“驭远”号和“澄庆”号为“非浙江地方之责”，甚至宁波知府宗源瀚把避入石浦的这两艘“外地”军舰当成了累赘和包袱，以至于当两舰官兵遇难登岸时还遭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劫掠黄振南：《石浦事件初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真是可悲。这两艘军舰是纯粹“不堪法舰追击”畏敌自沉，还是有其不得已之处，尚可以分别探讨参见黄振南《石浦事件初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但是造成“石浦之耻”，从大局而言，并非与日本无关。
日本利用中法战争，早有与法国连横的想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朝鲜的利益。1884年中法战争相持之际，日本在朝鲜制造事端，客观上分散了清政府集中兵力打击法国侵略者的力度。1884年11月中旬（农历9月下旬），“李鸿章奉电旨，饬拨北洋兵轮赴闽援护台湾。遂募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C.K. Commodore Stribling），派其率带‘超勇’、‘扬威’两船赴沪，会同南洋所派‘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五舰，在沪修整，以备南下。十一月，以朝鲜有事，将‘超勇’、‘扬威’调赴朝鲜。”《清末海军史料》，第306页。
实际上，清朝海军及水师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驭日本”。1880年12月3日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筹议海防折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拟请严防东洋”，强调：“揆诸远交近攻之义，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也。旧年擅废琉球，今且窥伺高丽，琉球弹丸之国，海中一隅而已。高丽则与东三省唇齿相依，《传》曰：‘蜂虿有毒，而况国乎？’正此之谓。现在求购枪炮，高丽已有自强之意。拟请密谕李鸿章，酌派将领预为应援之地，保藩服正所以自保也。”《清末海军史料》，第19页。而李鸿章1881年1月10日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但同时，日本还是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或谓“日本国小民贫，虚骄而喜事”，或谓“日本地狭财匮，近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真铁甲也”。同上书，第24、26页。
其次，日本舆论如何看待中法战争呢？我们还是举福泽谕吉为例，他为此发表过许多文章，比如他认为只有以血腥的战争来治疗中国的痼疾，他说：盖今日之支那国终究没有看破文明之学问而奋然加以利用的决断。那么只有蛮夷戎狄的西洋诸国的邪器邪物在实际的冲突中让其自身感到胆寒，才顿悟到运用电气蒸汽的重要，此外没有别的治愈支那国之痼疾的良药。这样，不管是谁，谁能够使支那人胆寒、叫醒其四千年来的懒觉者，实际上就是支那国的大恩人。《佛国は支那の恩人なり》（1884年3月4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410页。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支那的仇人法国则又是支那的大恩人。”同上书，第412页。而后来他对中法战争的性质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次法清事件，不简单，并非寻常区区之小纠纷。仅从假相来看，此事件好像只是支那与法国的纷争，但是如果洞察事件的真相，就可以说是气运使然，在欧洲文明之各国渐渐侵入亚细亚之际，如果说法国是偶开其渐侵之端，其大势实际上是欧亚交争之开始。……这次清法事件为支那灭亡之伏笔，即便一时和解，将来无法挽回的难症必然由此事件引发。”《東洋の波蘭》（1884年10月15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2页。如果回过头来推论，中法战争为中国灭亡之伏笔，而中国还得将使中国走向灭亡道路的“仇人法国”当做自己的“大恩人”！在他看来，中国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可以说中法战争也是福泽谕吉“脱亚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在这种社会舆论之下，我们来看《清国征讨策案》，就不难理解其用心了。
那么，《清国征讨策案》其中国认识如何呢？
3《清国征讨策案》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
《清国征讨策案》以下所引《清国征讨策案》内容，皆出自米庆余译《征讨清国策案》，收入林伟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第13—25页。原文影印，见该书第26—53页。不一一注明。分“旨趣书”（即前言）、“攻击策案”两个部分，其中“攻击策案”中又分为“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三编。该策案的中国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中来认识中国。首先，它完全认同当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现实，在这时形势下，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认可这种帝国主义的逻辑才能生存和发展。他强调：“今日乃豺狼之世界，终究不能以理论和信义相交际。故而，断然研究进取之术，谋求国运之隆盛，实为重要。”在这个豺狼世界，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强权就是道理，是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他在“旨趣书”中说：“在现今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无进取之计划，让诸一步，军无防御之策案，则将愈发招致外部觊觎，内部士气益加衰弱。此乃关系国家之兴败，岂有较之更为甚者乎？更何况，有如邻邦之清国，忍怨待机，而使欧洲强国之船舰出没于咫尺而逞其欲耶？故而，视察清国之形势，而渐次倍有所感。当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在欧洲列强觊觎中国与东洋之际，日本必须研究认真中国的形势，等待时机加以攻击。他明确表示：“清国虽然困弊衰败，但作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之命运与清国之兴亡依然关系甚多。彼邦若是万一被他国蚕食，则本邦之命运亦不可图，莫如在欧洲诸国未侵入之前，先行确定统辖彼邦之谋略。”就是说要先下手为强。若发现西方列强“有投机而谋求夺取清国者，当切实审视地形，于我无害之地，可付之不闻不问。最终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可也。然，现今幸而欧洲各国相互警戒，适值没有远征时机及实力之际，断然确定先制进取之计划，以求国家他日之安宁幸福，乃是今日最大之急务也。”就是说，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一定要实现“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的目标，而且要趁着欧洲各国在相互戒备没有做好进一步瓜分中国的计划的大好时机，即在欧洲诸国未大举侵入中国之前，先下手为强，确定好统辖中国的谋略。
《清国征讨策案》骂西方列强为“豺狼之白人”，实际上，该策案本身不仅完全认同了“豺狼”的逻辑，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与豺狼相比，其狠毒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他对中日关系的本质的认识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