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和汉三才图会》
正德2（1712）年，寺岛良安有关寺岛良安，非常遗憾的是，只知道他是元禄到享保时期活跃于京坂地区的医师，其他经历不详。（《和汉三才图会》，东京美术，1990年；《国史大辞典》14卷，吉川弘文馆，第871页。）完成了《和汉三才图会》一书。寺岛良安编：《和汉三才图会》（东京美术，1970年）。《和汉三才图会》以明人王圻编著的《三才图会》为基础，系统地记载了日本的对外情报和“异人图”，是《华夷通商考》出版54年、《增补华夷通商考》出版4年后日本第一部图解百科辞典。由于《三才图会》中并没有关于台湾的篇幅，所以说《和汉三才图会》中有关台湾的信息出自寺岛本人的记载。横田きよ子认为《三才图会》中所记“小琉球”即相当于台湾（横田前引书，2009年）。另外，《三才图会》卷四的地图中，称台湾岛为“澎湖屿”，却无一处记作“台湾”，可知王坼当时并无台湾岛即“台湾”的概念。再有，关于《和汉三才图会》，可参见位田绘美的《〈和汉三才图会〉にみる对外认识—中国の〈三才图会〉から日本の〈和汉三才图会〉へ》（《历史评论》592号，1999年8月）。而《和汉三才图会》的记述多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重复。
寺岛对台湾的历史有如下记载：往古无本主，中古阿兰陀人劫篡之，构城郭，以为日本通路旅馆焉。于是有云国姓爷者，父则唐人，寓居日本长崎，子国姓爷是也。住居厦门，福建之思明州也。宽文初，攻彼岛，追阿兰陀人，自立为主，改建城郭，改﨏曷沙古为东宁，继而国姓爷死。子名锦舍，欲攻灭大清而不从清朝。至子奏舍之代，战负降清退出。清皇帝赐王号，从北京，当贞享元年。如今大清置布政司治岛也。台湾“往古无本主”，“阿兰陀人劫篡之”，后来“国姓爷”“追阿兰陀人”而“自立为主”。在这里，寺岛的记载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一样，肯定了郑成功的功绩。另外，寺岛明确记载了日本和郑成功的关系，说“国姓爷”生于“日本长崎”；郑成功将台湾的名称由“﨏曷沙古”改为“东宁”，也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记载相吻合。
寺岛用“大冤”、“台湾”、“东宁”、“﨏曷沙古”和“高砂”表示台湾的名称，这些名称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的名称相同。另外，寺岛记载台湾的物产包括“白砂糖、鹿皮、水鹿皮、獐皮、棉布、西瓜”，而这些产品与《华夷通商考》记载的产品完全相同。寺岛对台湾的位置也有记述，其内容与《华夷通商考》的记述相符。
关于原住民，寺岛在《和汉三才图会》中有这样的记述：“其人品卑贱，常裸形，身甚轻捷如飞，以渔猎为业。每食鹿生肉，而以鹿皮交易。”笔者认为，书中所指的“其人”就是《华夷变态》中所说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这段记述虽然没有区分“海边渔人”与“山童”，文中却用“卑贱”一词形容原住民，与《华夷通商考》的记载相似。至于《增补华夷通商考》中记载的“滨田弥兵卫事件”，《和汉三才图会》从未提及。
总体而言，《和汉三才图会》很有可能参考了《华夷通商考》的记载，这与后来出版的书籍参考《增补华夷通商考》情况不同。
3《长崎夜话草》
《长崎夜话草》是享保5（1720）年发行的地志。全书记录了西川如见的“夜话”内容，由其第三子西川正休整理而成。若木太一：《〈长崎夜话草〉考》（《古典文学研究》7号，1999年12月，34页），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町人囊、百姓囊、长崎夜话草》（1942年，岩波书店）。
在《塔伽沙谷之事件并国姓爷物语》如见在该书的《红毛舟初来之事》项中也有记载关于台湾的内容，但以《塔伽沙古之事件国姓爷物语》中的记载最为详细。所以，本论文只以后者为考察对象。一篇中，如见记载了台湾的史实。正如标题所示，这篇文章与《增补华夷通商考》等不同，记述的重点是郑成功和“滨田弥兵卫事件”。
在文章开头，如见记载了荷兰人和郑成功到来之前台湾的情况：塔伽沙谷乃唐土东南海中之岛国，本无国主，农民大种甘蔗造砂糖。山中之民谓之山童，其貌如猿，朝夕持鉾刺捕麋鹿，食其肉，持其皮出于市，贾酒食养妻子，以为产业。女人织棉布，每家常贮二三百端，以为家财。国暖无寒气，故一年二度耕作，多产稻米。上文中的“农民”应指汉人，他们种甘蔗一事与《华夷变态》的记载相同。“山中之民”应指原住民，“海边渔人”则没有提及。不过，文中提到了鹿皮（交易品）和酒（嗜好品），与《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记载一致。由于《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有原住民用棉布交易的记载，所以上文中的“女人”也指原住民。不过，《长崎夜话草》中没有介绍她们用棉布交易的情况。
接下来，如见记载了荷兰人和郑成功到来后的那段历史：不知何时红毛人入居，改其名曰台湾，筑城郭而居，以为渡海至平户之便。然宽文元年辛丑年，国姓爷与福泉二州军，无援兵而失利，遂攻入台湾，驱逐红毛，夺城郭而居。……又改台湾之名为东宁，盖不忘日本而祝故乡之意也。国姓爷乃智谋无双之军将，其事委于长崎人之《明清斗记》。较之《增补华夷通商考》，《塔伽沙谷之事件并国姓爷物语》对郑成功的记载更为具体，文章的标题和“智谋无双之军将”的描述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如见或许受到了正德5（1715）年《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上演一事的影响，从而更突出了内容的通俗性。
最后，如见点出了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宁”的原因：“盖不忘日本而祝故乡之意也。”如见还明确指出，近松门左卫门创作《国性爷合战》时参考的通俗读物《明清斗记》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长崎夜话草》虽然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一脉相承，却受到了《国性爷合战》的影响，内容趋于通俗。
4《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
最后，笔者介绍兰学家森岛中良的森岛中良，宝历6（1756）年生，文化7（1810）年卒。其兄为桂川甫周。中良从事家业医术，为江户兰学者的一员，作为江户兰学的第二代而对兰学的启蒙发挥了很大作用，又是有名的戏曲作者。因此，他的出版物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石上敏《森岛中良の著作における江戸と上方—出版システムの问题を中心に》，《地域与社会》创刊号，1999年2月。）《红毛杂话》森岛中良：《红毛杂话》（自家版，1787年）。和《万国新话》森岛中良：《万国新话》（大阪，浅野弥兵卫，1800年）。。
《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分别成书于天明7（1787）年和宽政元（1789）年，书中内容参考了其他兰学家的见闻和森岛中良家中《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等书的藏本。前引，鲇泽，1948年，第90—131页。《万国新话》中有“人物风土记于《红毛杂话》之《海路》篇中，故略之”的记载，这说明《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所以笔者拟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
关于台湾的历史，《红毛杂话》中有这样的记载：“历数一千六百六十一年、日本宽文二年、清康熙元年，其岛为支那海贼袭取。此事乃国姓爷成功所为也。此后，无红毛置官长事。”从“支那海贼”的称谓来看，中良肯定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而否定郑成功的统治，这与前述几种书籍情况不同。
关于台湾的名称，《红毛杂话》记载说：“名曰福尔摩沙（Formosa）。华人谓之台湾，又谓之东宁。……自此以往，红毛人领有此地，构城而居。其所名曰‘热兰遮城’（Zeelandia）。”不仅介绍了西洋人所称的“Formosa”，而且提到了前面几种书籍中从未出现的“热兰遮城”（Zeelandia）。关于台湾的物产，《红毛杂话》提供的信息最为丰富，“此地所产，鸟属则鸦、鹭、鸿雁，兽类则豹、鹿、麕，药种则椰子、槟榔、荔枝等。”
关于原住民，森岛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俗皆顽愚，好杀人。秃发，上粘铜箔或锡箔。男女皆跣足，身着短衫，腰下蔽以幅巾。妇人用青布裹胫，多带草花。男子凡至十五岁，编藤围腰，小其腰骨，是故出狩追兽，速于奔马。以生蒭染齿，穿耳穴。或刺文身。皆红毛文字也。原来没有文字的原住民，所使用的文字“皆红毛文字”。由此可见，《红毛杂话》中记载的原住民，指的是安平（台南）附近的原住民。他们很早就归顺了荷兰，在前面提到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中也算是很早的。
另外，《万国新话》对台湾的历史和原住民的丧葬方式有所记载。在《丧居者歌舞 台湾》一篇中，关于台湾历史的记载如下：往昔台湾乃无主之岛。不知何时，红毛人因无出驶东南诸国之地，故据此岛而构城郭，谓之曰“福尔摩沙”（Formosa）。然宽文年间，国姓爷自厦门渡岛，逐红毛人，居其城郭，地名改为东宁。此事广为人知。与《红毛杂话》一样，《万国新话》指出了台湾由“福尔摩沙”（Formosa）更名为“东宁”的史实，而这一史实“广为人知”。从这段记述来看，1780年前后，“福尔摩沙”（Formosa）的说法至少已为兰学家所接受。
总体而言，《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成书时间比前述三种书籍晚了五十多年，其中又参考了大量荷兰文献，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不同的台湾面貌。
小结
第一部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较之中国文献的记述，江户时代幕府获得的台湾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了台湾当时的情况？其二，普通民众对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认识？
§§§第一章包括“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行政机构的变迁”、“台湾发生的叛乱”、“汉人”、“台湾原住民”等几个部分，对江户时代传到幕府的台湾信息进行了梳理。除去年号、名称等部分讹误之外，这些信息基本符合实情。
第二章列举了《增补华夷通商考》等六种书籍，对其中的台湾信息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记述内容来看，书中的信息来源非常复杂，有些部分援用了朱印船贸易时代的台湾情报，有些部分受到了《国性爷合战》等通俗读物的影响，有些部分受到了国外书籍的影响，有些部分则参考了作者在长崎的见闻。而按照记述内容，这六种书籍可分为“以荷兰人统治台湾为中心的记载”、“以郑成功统治台湾为中心的记载”和“通俗记载”三类。借用井上厚史的话，“自我镜像和他者镜像是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印象的集合体，是描摹同时代人欲望的表象”井上厚史：《〈国性爷合战〉から〈汉国无体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时代における华夷观の变容》（《同志社国文学》58号、59号，2003年3月）。，幕府一心探求历史的真相，民众则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他们对台湾的记载自然会出现差异。
作为结论而言，江户时代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有两种情况。其一，人们通过《华夷变态》等官方信息认识台湾；其二，人们通过《华夷通商考》等江户、长崎学者的私人著作认识台湾。官方信息内容准确，与清朝文献相比亦不逊色；私人著作虽然不如官方信息准确，却吸收了兰学家和荷兰文献的观点，部分内容刷新了官方信息的说法。而自明治7年日本出兵台湾后，人们对台湾的认识发生了巨变，开始趋于统一。接下来，笔者将在后面两章中详细介绍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
第二部从近世到近代
——以台湾出兵为契机日本人的台湾认识发生的变化明治4（1871）年11月，宫古岛、八重山两岛居民66人漂流至台湾的八瑶湾附近海岸，其中54人被台湾高士佛、牡丹社两社的原住民杀害，其余12人生还。为汉人杨友旺、杨天保所救，明治5（1872）年2月，经台湾府城被遣送至福州琉球会馆，7月由福州被遣送回日本。这就是“牡丹社事件”。有关牡丹社事件，可参见林淑美《台湾事件と汉番交易の仲介者—双溪口の人びとのまなざし》（加藤雄三、大西秀之、佐佐木史郎编《东アジア内海世界の交流史》，人文书院，2008年3月）、大滨郁子《“牡丹社事件”再考》（《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1号，2007年3月）、华阿财《“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见》（《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0号，2006年3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