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革新政党的对华认识
1. 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
日本社会党是战后日本最先建立的政党，成立于1945年11月2日。社会党纲领指出：社会党作为“劳动阶级的联合体，确保国民政治自由，谋求建立民主体制”，“排除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及其行动”，“实现持久和平”。归纳起来，社会党的纲领就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上的和平主义”。
富森睿儿：《战后保守党史》，日本评论社，1977年版，第6页。
但是，由于内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50年代初，曾围绕“媾和”和“日美安保”等问题而分裂成左右两个社会党。社会党左右两大派虽然几经分合，但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分立时期，或是劳农党同社会党合并前及合并后，许多社会党朋友，早在50年代就为日中友好、发展日中关系而奔走。例如铃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八百板正、河野密、杉山元治郎、黑田寿男、冈田春夫、佐佐木良作、佐多忠隆、胜间田清一、田中稔男、穗积七郎等很多老朋友，都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关系“掘井人”。后来脱离社会党、另立民主社会党的朋友们，也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1953年9月29日，新中国国庆节前夕，日本左派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铃木茂三郎致周恩来总理函，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周年。对该党议员帆足计、该党顾问松本治一郎此前访华表示感谢，希望就两国间各项问题更进一步交流，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加深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1955年秋，社会党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党内仍然存在政策路线上的分歧。关于对华政策，社会党在1955年统一大会上决定的“政策大纲”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从根本上谋求与人民政府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促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围绕台湾的国际局势”。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62页。
为了具体落实这一方针，1956年5月23日，在日本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方针”，内称：“一、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坚实稳固的政权这一现实，日本政府与该政府之间应当为缔结建立正常邦交的总体性条约而尽快开始交涉。与此同时，实现在华日侨归国，并在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谋求签订政府间协定以及相互设置政府代表机构。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尚未到达台湾地区的现状下，事实上我国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的现存关系继续维持下去。三、 围绕着台湾的国际局势紧张问题，期待在主要利害关系国之间排除行使武力，通过协商来和平解决。”从上述条文看，日本社会党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事实上，这是在社会党右派势力掌权时提出的对华方针。当然，中国绝对不接受这一方针。所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表示：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条约，但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62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1956年末，石桥内阁成立。鉴于石桥在恢复日中邦交方面的暧昧与无为的态度，社会党决定对抗石桥内阁的方针，提出设法同中国恢复邦交、扩大日中贸易的主张。同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举行常任干事紧急会议，决定开展斗争，并将“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承认共产党中国”、“实现完全独立和恢复主权”作为1957年春季斗争的方针之一。
1957年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统一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对华政策是该党运动方针提案中的一个焦点，大会提出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运动方针》时说，“坚决排除一切外国干涉，实行独立自主外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过，这一方针既缺乏具体内容，又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所以，社会党左派提出了修正案，主张采取一个中国政策，要求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该修正案最终获得大会通过，明确了社会党的“一个中国”立场。
这次大会上决定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方针》中指出：“在理解亚洲形势时，不能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惊人的跃进。”“我们决不能忽视，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重正在逐步扩大”。“在日苏恢复了邦交的今天，最紧迫而重要的外交、政治上的问题就是开展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迅速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此次日本社会党代表大会，不仅明确了一个中国的方针，而且还把日中恢复邦交国民运动作为该党开展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日常斗争的四大支柱之一。为了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社会党大会结束后很快成立了“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301页。
日本社会党同中国政府间单独正式的交往始于1957年。是年4月，日本社会党向中国派出了以该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第一次访华代表团。代表团访华的目的是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对日本社会党访华极为重视。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立中日友好协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代表团访华期间，与中国经济、贸易、水产、农业、邮电、文化等各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时说：“如果日本完全独立，军国主义复活没有可能的话，中日之间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时说：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来华是一件大事。我们过去对许多政治问题已经多次交换过意见，但社会党派团正式访问中国这还是第一次。贵党关于对华外交的决议，不但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呼声，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想法。“贵党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要同中国缔结和约，恢复邦交，这是完全正确的。”周总理的谈话，充分肯定了日本社会党积极的对华政策，并指明了恢复中日邦交应循的步骤，浅沼对这次会见非常满意。会见结束后他对随团记者说：“我党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钦佩。我党将进一步展开国民运动，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努力。”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6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229页。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1957年4月18日，浅沼稻次郎在中国发表讲演，阐述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直接谈判解决。4月22日，浅沼稻次郎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双方一致认为：“日本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快、正式、全面地恢复邦交的阶段已经到来；确立中日两国间长期共同和积极的合作关系是友好地解决各种悬案的基础。”在这份声明中，社会党再次表明了不承认“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应当将联合国代表权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23日，浅沼稻次郎在中国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日本社会党努力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态度。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5页。
浅沼的基本观点是，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不首先从废除“日台和约”、解决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做起，两国之间形成健全的关系就无从谈起，也必然会影响相互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日本在未与中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显然是一种威胁，日本应该走中立和和平的发展道路，并为形成日美中苏四国安全保障体制而努力。《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浅沼氏以日中问题追问》，［日］《朝日新闻（晚刊）》，1959年9月27日。
张奚若、浅沼的《共同声明》，是在两国民间外交发展顺利、国际形势良好的形势下发表的。中国方面高度评价了浅沼访华和《共同声明》，但是，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做法，这股恢复日中邦交的潮流不久便冷却下来。
4月27日，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回国后会见岸信介首相，要求改日中民间贸易协定为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者先缔结气象、邮政的政府间协定。4月30日，岸信介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就日中贸易、恢复邦交问题答辩时表示，“我认为，像（浅沼与张奚若）共同声明所表述的那样，单纯地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所谓内政问题，以包含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为合法政府，与之现在就开辟邦交，或者予以承认的那种阶段，尚未到来。”“与中共之间，关于积极地增进贸易关系，必须充分地予以考虑，但尚未到达开辟外交关系或者与其邦交正常化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政府在目前阶段，从刚才说过的根本观念出发，仍旧认为把这个（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提高到政府间层次是不适宜的，在民间层次搞才是适宜的。”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09页。
岸信介内阁上台后，在野党的对华政策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中日之间的各种交流中断后，社会党立即发表《关于打开日中关系的声明》，认为“是不顾大局和舆论而倒行逆施的政府的政策破坏了发展至今的日中关系”。要求自民党取消岸信介等人敌视中国的言行，社会党“将追究政府的责任”。同时，社会党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才能恢复交流，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而铲除障碍。
《日本社会党关于打开日中关系的声明》，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
1957年8月，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访华，会见了中国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备忘录”，其核心内容是，就在华日本侨民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和具体安排。
1958年1月，刘连仁事件发生，5月，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中日关系急剧恶化。7月1日，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等6名众议员，向众议院提出《关于打开日中两国间紧张局面决议案》，但会议期间未能付诸审议。8月，日本社会党为打开日中关系僵局、探询缓和日中关系的途径，派遣多次访华的原国际局长佐多忠隆等人非正式访华。佐多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等举行会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廖承志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和前提：（1） 岸信介内阁必须立即停止并且保证不再有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 立即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 保证不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
佐多忠隆回国后，向日本社会党政策审议会提交了访华报告书，一般称之为“佐多报告书”。该报告书分为“中国外交方针的基调”、“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动向”、“日中关系中断的主要原因”、“中国方面对解决日中关系的正式见解”、“中国对日态度的背景”、“中国的日本社会党观”等7个部分。随后，根据中国方面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条件，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并发表了新的《打开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即“不承认存在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希望和平地解决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紧张局面，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已经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今天，成为实际上代表中国的政权。对此，视而不见，……与仅能统治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国府政权缔结日华条约，这并不意味着与中国建立邦交。真正的日中邦交只能是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为此，社会党制订了谋求打开日中关系的方针：一方面要求岸政府改变政策，一方面发动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人民日报随即发表观察家文章，“欢迎日本社会党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399页。
同上书，第399页。
同上书，第399—4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