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实的中国现代研究，正如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观》中，分析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中国观念后所说：“在研究中国时，应将‘视角’确立在‘政治’与‘人’及其它们运动于生活于其中的广大‘风土’上。”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这也是竹内中国研究的思路。他将焦点聚集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中，同时又将两者置放于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在《毛泽东》一书中对晚年毛泽东，就有精彩的人格精神与心理分析。在政治与文学领域，竹内抓住了两名最关键的人物：鲁迅（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评说》）与毛泽东（第3卷《毛泽东的诗与人生》，第4卷《毛泽东传记三种》）。鲁迅是文学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则是政治界的代表人物，而他们与政治、文学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竹内认为，鲁迅则堪比孔子，而鲁迅的“圣人”桂冠正是毛泽东给的。不信神的孔子与不信圣人的鲁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竹内实的研究宗旨是，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他从青年时代开始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其学术领域逐步扩展，研究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他的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十分特殊。此外，在批判日本的侵华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等方面，竹内实也都具有远见卓识。其学术成就不仅在世界中国研究领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竹内实将“儒”作为中国文化之表，将“道”作为中国文化之里，在文集中也处处显露出他对这种“里道外儒”文化的感悟。正是道家的超越精神，支配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除毛泽东、鲁迅外，竹内也探讨了茅盾、郁达夫、赵树理等作家，并涉及到政治现实主义与文学现实主义、“中间人物论”等问题，都有清醒而独到、鞭辟入里的见解。
竹内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左翼立场鲜明，多次奔波在中日之间，参与两国友好运动，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同时，他又及时评点了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出现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种种斗争，表示出疑惑与反感。这也为他后来自始至终批判与抵制“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始终坚持冷静观察和不能苟同的态度，因而在当时的日本陷入孤立境地，在周围的左翼日本学者大都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竹内独自直斥“四人帮”所作所为是“离经叛道”，由此可见竹内实的胆识。然而，“四人帮”垮台之后，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与日新月异的变化，竹内也并没有表现出沾沾自喜和兴高采烈，而是怀着为之喜忧参半的冷静态度。在竹内实看来，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乃至发出“友好容易理解难”的感叹，而这句话早已成为日中两国学术界的共识和箴言。
“友好容易理解难”是竹内实的一句名言，1975年竹内实在《日本和中国的接触与交流——以历史为鉴》一文中指出：“友好这个词，说起来确实是并不怎么费力气的”，“如互相派遣代表团，举行宴会、握手、表达亲切之情等等，在那种种热烈的气氛中，其中难免虚假的应酬。”因此“理解总比友好更困难一些”。正因为这样，竹内实先生始终没有由于中国一时的政治变动或中日关系的顺逆而改变对中国魂牵梦绕的初衷。
《竹内实文集》汉译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5卷，第304页。
竹内实积终生的研究体验，认为日中两国同所有国与国之间一样，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应该加深彼此的“理解”，进而才能使双方的“友好”得以发展。在这一“关系—理解—友好”的模式中，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则是对对方国家实情与文化特征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国家间的“友好”，只有立足于相互之间的真正“理解”才可以靠得住。与其轻言“友好”，不如致力于“理解”更切实一些。这一看法，鞭辟入里。
4.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华动向
日本右翼势力这个“政治癌瘤”的存在，迄今已逾百年。它不仅在战前将日本民族拖进了灾难的深渊和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民族灾难，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仍在不断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对中日关系走势和东亚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尤其为了“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于1946年1月4日，颁布了解除公职和解散右翼团体的指令。根据解除公职指令，大日本赤诚会等119个右翼团体被废止。随后，2月22日又指定45个右翼团体解散，75个团体禁止再结社。到《旧金山和约》签订的1951年末，共有233个右翼团体被解散；另据统计，在被解除公职的21万余人中，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右翼暴力主义团体以及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人物3381人，其他右翼、军国主义者以及极端国家主义者46276人。
崛幸雄：《战后的右翼势力》，［日］劲草书房1993年增补版，第9页。
但是，由于冷战时期的过早到来和日本政府试图利用右翼残余势力挽救天皇制国体，即使在战后初期的整肃期间，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团体成员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停止活动，甚至还孽生出一批以全新面孔出现的新右翼团体。
战后最早出现的右翼团体是1945年9月3日小川友三的亲美博爱勤劳党。不过这时登场的右翼几乎都是些无名青年，并且其中多数带有“暴力团”的色彩。这与战败之初经济混乱、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大批军人复员和高达1000万人失业等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他们的宣传口号有维护天皇体制、反共亲美等。右翼这时放弃了一贯的排外主义而主张亲美。因为他们一方面基于对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迎合美国占领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类具有暴力团性质的右翼团体主要有日本天狗党、新日本义人党、日本反共联盟大鹤青年部等。
同上书，第11页。
战前，中国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祸的最大受害国，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仍然把主要矛头直指中国。日本的战败，虽然宣告了日本战前反动的中国观的“破产”。但是，新的中国观并没有为日本国民普遍认知，相反，战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在很大程度上残存着，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右翼势力更是如此。
战后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的焦点集中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三个主要问题上，而在战后初期，则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战前，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战败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重新染指台湾的打算。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就是“台独”怪胎的卵翼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
188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因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主国”在此历史背景下成立，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台湾民主国成立不久就在各种历史因素下宣告解体。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常常把甲午战后台湾人民为反对日本“割台”而建立“台湾民主国”的义举歪曲为“台独”运动的首次实践，这充分昭显其阴险用心。因为“台湾民主国”成立于中日“交割”仪式完成之后，其成立目的并不是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要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然后再回归祖国。
日本战败后，台湾的以少壮军人中宫牾郎、牧泽义夫等人为首的驻台日军主战派，勾结台湾少数亲日派人士在台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国政府接管之前，以滞留台湾的17万日军为后盾，宣布台湾“独立”，号称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作为日后复兴“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基地。由于中国政府和台湾同胞的坚决反对而流产。这一事件不仅表明包括这些旧军人在内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预示着这股势力日后成为支持“台独”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冷战期间，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使日本很快成为“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流产后，原驻台日军被遣送回国，与国内右翼势力合流；台湾的少数亲日“台独”分子也因台湾当局采取了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台独”活动的政策而逃亡海外。日本右翼势力大力支持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使日本成为“台独”分子的“避难所”和“台独”运动的大本营。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在日本先后成立了“台湾再解放同盟”、“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等“台独”组织，这些组织都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全面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日本政、军、财界右翼分子成立专事支持“台独”运动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不遗余力地公开支持这些“台独”组织的运动；第二，培植“台独”骨干。诸如“台独领袖”廖文毅、“台湾青年社”头目兼“台独联盟”中央委员王育德、“台独联盟”副主席黄有仁、“台独联盟”日本本部委员长许世楷等人，都是由日本右翼势力一手培植起来的“台独”骨干分子；第三，向“台独”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日“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日本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而该后援会的最大赞助商，则是在日据时期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右翼财阀古贺三千雄；第四，派遣骨干分子直接参与“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成为“台独”势力的“外籍军团”。1955年9月1日，廖文毅纠集一批“台独”分子在日本东京举行“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成立大会。在与会的百余人中，日本右翼分子达60余人。日本右翼分子宗像隆幸除经常化名“李春阳”在报刊上鼓吹“台独”外，还被选为“台湾青年社”的“中央委员”，成为“台独”势力的骨干和领导人。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和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即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日据时期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在台湾豢养出一批具有“皇民意识”和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另一方面，日本从台湾获取巨大的殖民地收益的既得利益者在战后日本国内形成了具有浓重“台湾情结”的“台湾帮”。
“台独”分子的共同特点是，一般都有着浓重的“皇民意识”和很深的“日本情结”。日本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为了使台湾永远脱离大陆，日本政府在台湾曾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隔离政策”和“怀柔政策”，并且从1940年起又在全岛掀起所谓“皇民化运动”。他们所主张的“台湾化”、“去中国化”，实质上都是“日本化”。
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首先来自于亲情关系的纠葛，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造成彼此的很多亲戚居住在对方，形成了一种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同时，日本割占台湾后，台湾不但成为日本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地和销售地之一。日本从台湾获取的巨大收益，使得日本右翼势力在内心深处滋生浓厚的“台湾情结”。正如周恩来所说：“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感情，……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正是在这种对台湾的“殖民主义感情”——“台湾情结”的驱动下，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对台湾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日本国会议员中的“台湾帮”，有时多达三四百人。这表明，浓重的“台湾情结”已植根于日本右翼分子的内心深处，这是诱发其支持“台独”、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当然，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更为现实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仍然把台湾视为关乎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和“生命线”，并把支持“台独”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