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所享有的声望相比，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少得不成比例。一个当代最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持续写作大半个世纪之久，目击了20世纪大部分翻天覆地的事件，最关键的，他来自波兰，这个地区拥有一种传奇的性质——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容易引起人丰富的联想，他居然没有什么故事可以流传，这不免有些令人失望。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状况是赫伯特本人造成的，他或者就是没有什么业绩可谈，或者是他本人不愿意去谈论它们，因而无法传诵。
1981年在他母亲去世不久，他接受了一位叫马雷克·奥尔默斯（ Marek Oramus）先生的访谈，其中泄露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动荡混乱的世界所经历过的事情。问题还是由对方提出的：
奥尔默斯：你曾经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是不是？你当过工会报纸的编辑、店员、会计、环境卫生和安全服设计师、银行职员等，但是你的文学履历并没有体现出这些经验。你是不是认为它们无足轻重、没有意义和浪费时间？
赫伯特：我没有这样认为。我只是不喜欢写自传。
奥尔默斯：从事类似的工作对你有所助益吗？
赫伯特：它们在生理学的意义上使得我得以生存。这是一个主要的助益。
所谓“生理学意义上”的存在，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表达。实际上不仅是诗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层次的存在，它们并无特殊意义所在。当然，与西方诗人不一样的是，对赫伯特来说，从事那样乱七八糟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不是自己的选择，其中带有很多不由自主、被迫的成分，但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此遭遇的不只是诗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大多数普通人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身为诗人做那样一些事情并无深意或神恩在内，它无法直接成为文学经验，成为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也是在这个访谈中，他所透露的身不由己的经验还有：此时将近60岁的他，除了旅游，一直都住在波兰，但是他的公民身份换过四次：战争之前他是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公民；接着他的出生地罗乌（Lwow）被西乌克兰兼并，因此他的护照上面还有一个备注，说他出生在苏联；这之后波兰被德国人占领，他成了德国人治下的一个“特殊公民”；战争结束之后他又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这令人想起米沃什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达：米沃什说他自己出生的小城，是一个令历史老师头疼的地方，在近五十年内，它依次属于不同的国家和统治者，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穿着不同制服的军队，先是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然后把这个顺序再颠倒一遍。而每次这样的变更，人们都要重新粉刷街道，政府要重新颁布新的官方语言，孩子们在学校里要换上不同的课本。和米沃什一样，赫伯特也属于那种经历了大灾难（Catastrophe）的诗人。
在这个访谈之后，赫伯特所处的环境又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他出走巴黎在那儿待了五年，到1986年回国；二是1989年春天，波兰反对派和当局坐到一起，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了包括举行大选在内的一系列协议，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但此后不到十年他即去世。
赫伯特拥有丰富广博的学院知识背景。1944年他进入克拉科夫（Cracow）的艺术学院学习，1945年转入商学院，1947年在拿到了经济学硕士的学位之后，转而又去学法律，1950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继而研究哲学。他很愿意提到他的哲学老师亨利克·埃森博格（Henryk Eizenberg），并深受其影响。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丰富的文化历史视野作为一种知识储备，不仅标志着一个人决意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其深长的意义在曰后艰难岁月中才逐渐显露出来。年轻时候的赫伯特参加过地下军事力量的培训班，在这期间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他曾经为一个女性和别人决斗过，但那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性，别人当着赫伯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觉得除了决斗别无他法。用的是长剑，对方两次碰到了他，而赫伯特差点儿将对方的耳朵割了下来。决斗的前一晚，他因为担忧和兴奋一夜没有睡好觉。
很长时间之内，赫伯特在波兰国内受到限制。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作品发表，但直到1956年32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光的和弦》（A Chord of Light）；此后出版的诗集有《赫尔默斯，狗和星星》（Hermes，Dog and Star，1957）、《物体研究》（A Studyof the Object，1961）、《我思先生》（Mr. Cogito，1974），其中《我思先生》使得他在国外声名大振。这部作品以一种讽喻的眼光打量那位叫作“我思先生”的日常生活，这个家伙和T.S．艾略特笔下的厌世者普鲁弗洛克非常接近，据此人们经常将他和艾略特相提并论，在美国甚至有一个“我思先生俱乐部”。而在波兰的“我思—赫伯特”先生则没有这么走运，至1989年前波兰社会不定期的宽松和紧缩，经常使他陷入“抽屉写作状态”。
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他的新作不能出版，已经出版的诗集也不能上架。他同时还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剧本得不到上演。他阅读丰富、游历广泛，1962年，他出版了一本讨论意大利与法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花园里的野蛮人》（A Barbarian in the Garden），还有一本讨论17世纪荷兰文化遗产的随笔集《生活仍然戴着马辔》（Still Life with a Bridle，英文版1991）。
赫伯特获得了波兰国内和国外的许多文学奖项，其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有1990年的耶路撒冷文学奖。
赫伯特有这样一些头衔——“欧洲文明遗产的继承人”、“具有古典头脑的现代诗人”，这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在他所有作品中引经据典、穿凿附会，令他的翻译者十分头疼。他不仅像艾略特，对某些东西的着迷使他在性情上还显得非常接近博尔赫斯。在那本关于17世纪荷兰的书中，有一篇文章叫作“斯宾诺莎的床”，他的做法看上去是“故弄玄虚”的：我们的记忆最清晰地保留了伟大的哲学家们走向生命终结的景象。他开出了一系列“高尚的垂死者”的名单：苏格拉底端起那杯有毒的酒送到嘴边；塞内加被奴隶切开脉搏；笛卡尔在冰凉的宫殿房间里嘟囔，他预感当瑞士女皇的老师是此生中扮演的最后角色了；老康德则在每天散步之前闻到了磨碎的辣根（一种多年生耐寒植物，也用作调料）的味道，这玩意儿先于他越来越深地沉入沙土之中；而斯宾诺莎正被结核病所折磨，带病磨他的镜片，衰弱得不能完成关于“彩虹”的论文。作者其实要说的人是斯宾诺莎：“在他的传记作者眼里，斯宾诺莎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聪明人，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他著作的精确结构，对物质事物彻底冷漠，能够从所有的激情中自由地摆脱。但他年轻时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不是被这些传记作者们忽略不提，就是被认为仅仅属于年轻人狂妄的想法。”赫伯特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的确不十分流传：斯宾诺莎的父亲于1656年去世，由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姐夫合谋，斯宾诺莎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这位姐姐希望这个埋头作研究不知财产为何物的弟弟别介意这件事。但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斯宾诺莎雇佣了律师，召集了目击者，搞了一个周详严密的诉讼，让人感到一位儿子的权利遭到了严重侵犯。很快，有关方面达成协议重新分割了遗产，可是斯宾诺莎不依不饶：他要求将父亲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归于他的名下，从母亲去世的那张床和深绿色的床罩开始数起，包括一根拔火棍、一只水壶（壶把已经坏了）、一条普通的厨房用的长凳、一个头部已经损坏的瓷人、一只坏钟或者一幅被烟熏黑的壁炉前的画像，他说自己对这些都充满了强烈的感情。结果斯宾诺莎赢得了官司，所有的东西都归他。最终他并没有停留在享受自己的胜利成果上面，他只选择了母亲的那张床，放弃了其余所有判给他的东西。赫伯特对这个故事熟悉的程度，就仿佛那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中最值得拿出来说的事情之一。
他喜欢做这种年代或身份的置换。再遥远的过去，对他来说仿佛就发生在眼皮底下。在以自己一首同名诗作为题目的《为什么是古典的》一文中，他说一想到自己若是在雅典城大街上漫步，就情不自禁地要双肩发抖——那是在伯里克斯（公元前495—前429）的年代即雅典的全盛时期。他正在跑向苏格拉底，于是这位哲人拉着他的胳膊肘大声喊：“你好！我很高兴撞上了你。昨天我们正在和你的朋友们讨论诗歌，讨论诗歌的本质以及它是说出真理呢还是谎言。但是我们当中不管是索夫龙（Sophron）还是克雷顿（Criton），甚或柏拉图都没有写过诗歌。而你是写诗的并为自己的创造而自豪，你能跟我们谈谈什么是诗歌吗？”“我敢肯定我早已晕头转向。”赫伯特写道，“我们被一个如此意见纷纭的人群所包围。我将像拉凯斯（Laches）统帅一样无法定义什么是勇气，像波罗斯（Polos）和索非克斯（Sophist）一样根本不懂修辞学，像祭司欧斯福龙（Euthyphro）虔诚到了不能说出任何有指导意义的话。”其中涉及的这些奇怪的人名，都是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虚构人物，赫伯特对它们如数家珍。这场会面的结局是——写诗者赫伯特红着脸溜走了，身后传来一阵爆笑和不满的抱怨：“什么？你就这么走了，把我们留在无知当中，你这个唯一有能力将事情弄明白的人？难道你要仍然保持自己的秘密，继续用你那不可思议的声音欺骗我们？而我们不知道是屈服于你的魔力呢，还是拒绝它？”而赫伯特逃走的理由是：正如有勇气的人并不能定义“什么是勇气”，写诗的人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但未必是一个好的诗学家。放在我们这里，赫伯特无疑会被划入“知识分子诗人”。
但如果由此得出一个印象：赫伯特是一个“图书馆型”的诗人，他凌空蹈虚，从别人的句子开始写出自己的句子，那就错了，尽管他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感觉。这样一个插曲颇能反映出赫伯特的处境以及这种处境造成的他的双重性：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自己的诗集和与别人的合集里，用的是同一张照片，而这中间隔了较长一段时间，这张照片“看起来像是希腊人或是罗马人的侧身浮雕。这是一种刻意的风格吗？”赫伯特答道：“我若给你看整幅照片，你会大吃一惊。它摄于一家国营集体农庄，我在那儿扛麻袋。当时我坐在一面坍塌的墙下，脚边是一群母鸡，整个人筋疲力尽。这跟罗马人一点儿也不相干，是不是？”这不仅仅被看作修正了一个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它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赫伯特的真实处境：一方面，他身处底层的匮乏、困窘和被迫之中，为了维持生理意义上的存在，不得不耗尽最后一点儿力气；另一方面，他没有屈服和听命于这种环境，熟读希腊经典的他当然知道维持肉体的劳动意味着什么，那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所为，反抗这种纯粹肉体存在的方式是维护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在这狭窄、逼仄的空间中开辟出另外一个空间，那是自由人的精神空间，是反抗将人归于生理性存在，在这个空间中，服从肉体存在的需要被归于零，任何以生存的名义推行精神上的“斩草除根”政策都被拒之门外。以生存的理由及物质现实来强奸精神生活，是强权所为；而以生活的粗鄙化来强求精神上的粗鄙化，以脚下摇晃的地面为自己的随波逐流而辩护，只是一般人的怯懦和可耻。赫伯特以诗歌构筑起一个城堡，以远方不灭的世界作为一个维度，来抵御以各种名目出现的物质虚无主义。他同古代的圣贤们一道出入、远游，和死去的人们一道进餐，表明他不和当朝的皇上一道进餐的决心。而所谓“皇上”在现代远远不止一个面孔，有时候它就变成了“人民”。现代虚无主义几乎无一不是通过“人民”的名义来完成的，“人民”同样会伸出一只“真理之手”，把所有的人驱赶到一个通道和出口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