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的一代
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在晚清十年新政中，开国会，立宪法，是一个最主要的诉求。从市井的贩夫走卒、渔樵耕读，到紫禁城里的皇帝、皇太后，无论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把立宪终日挂在嘴边。立宪主义者声称“速开国会，可以革除一切贫弱之源”，仿佛一朝立宪，立即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朝野对国会与立宪开展了大讨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层层递进，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最初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慢慢变成支持的声音占据上风；最初把立宪当成化解革命的止痛药，以为立宪了，革命党就没有造反的理由了；到后来革命已经四面起火了，朝廷又把立宪当成保君权的灵符，企图用宪法把摇摇欲坠的皇冠永久固定下来，一时间“君主立宪”高唱入云，听得人们耳朵起茧；再到后来，革命党也造反了，君权也倒了，人们又以为国会与立宪是保证政府有效率运作的工具，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选择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行政权大还是立法权大。真正认识到立宪是为制约权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潮流的大方向，却是没人可以扭转的。
在经纬万端的晚清政治中，立宪是一个枢纽。1910年清廷公布的立宪时间表：1912年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1913年开设议院。人们质疑：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国会？为什么不能马上立宪？朝廷的理由无非是人民缺乏政治训练，程度不足，准备不够充分。于是，人们便认为朝廷是故意拖延时间。
朝廷不让民众拿起选票，民众就拿起枪炮了。结果，在清廷定下宣布宪法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民国兴。
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政制的枢纽，在于国会。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这是一段何等风光的岁月，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党、社团诞生，每天都有新的报纸面世，言论开放，处士横议，献可替否，群策群力。议员候选人到处演说政纲，争取选票；选民扶老携幼，排队投票，选举议员。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竟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像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万象更新，生机勃勃。在宋教仁、梁启超等党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代议政制在中国的成功实现，仿佛只差最后一厘米距离。这足以证明所谓民众程度不足的说法，完全是瞎说。
国会从1913年开始制宪，这在中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议员们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交出了一部《天坛宪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时，因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二次革命起，党狱大兴，国会议员停止职务之令下，制宪大业，遂成画饼。代议政制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选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流氓骗子、官僚政客。
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从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可惜，又是上错天堂投错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馄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和晚清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样，纸墨未干，又被推翻。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民国初年这段国会制宪史，真是艰难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泪。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20世纪20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有识之士认为，与其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可以不必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十三州经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靡全国。
可惜——这两个字每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让人留下无尽的惋叹——联省自治的理念，不敌大一统的理念，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最终难逃倏兴倏灭的命运。
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
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二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回顾这段历史，能不感慨万千？中国第一代的国会议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缅怀的。那时当议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想出名吗？几百个议员，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政团领袖也许可以出名，但一般议员哪有什么名可出？想图利吗？议员的津贴十分微薄，而且到后期常常拖欠，也无利可图。在那么混乱的时代，遍地烽火，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文人，被军阀用刺刀驱赶或者豢养，像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们从不言放弃。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部宪法吗？
民初的政治生态，并不像现在很多“民国粉”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那么雍容娴雅，只不过政治领域的污邪，暂时还没有毒化到学术、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广大的民间社会。民初两度复辟帝制，三度解散国会，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十几年战乱频仍，仅此足以想象那时的政治生态，是怎样一种状况了。
议员既然从事政治，他们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作为个人，也干过不少丑事，身上背负着不少污点，甚至罪恶，被社会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恶谥。但对议员的整体而言，这个恶谥多少有点污名化、以偏概全，并不十分公平。在几百位议员里，固然有专为破坏制宪、捣乱国会而来的人，但大部分议员在坚持立宪这件事上，还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无愧于议员称号。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
本书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最后跌入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向那些为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而含辛茹苦、不懈奋斗的先辈，脱帽致敬。
惜如斯结局，幸精神不死。
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
叶曙明
2012年12月1日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