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阁制国家，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而内阁成员则由总理任命，本来无须经过国会。但当时中国的内阁制，连总长的任命都要参议院同意，总理毫无自主权。参议院因为对陆征祥不满，便把六位总长的提名，一概否决，显然是矫枉过正了，把制衡与抵制混为一谈。难怪袁世凯后来大叹“议会专制”了。
在表面上看，袁世凯喜怒不形于色，一面挽留陆征祥，一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希望疏通。但当天北京军警却纷纷出动，在全城散发传单，指责参议院阻挠行政机关。城厢内外都贴上了标语，有人宣判议员死刑，有人扬言以炸弹“伺候”，甚至有军官公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如果名单不获通过，就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连章太炎也附和军人叫嚣，建议袁世凯解散参议院，迅速选举正式国会。京城谣诼纷起，气氛紧张，为炎热的夏夜，添了一把火。这一系列行动，虽然不一定是袁世凯授意，但至少是纵容默认。
7月23日，袁世凯提出了一份新的内阁名单，请参议院讨论。这天，陆军总长段祺瑞，带领一群军警，围堵在参议院外，个个目光如炬，盯着进出的议员。名为监督政党，维持议院秩序，实则以武力胁迫。议员们真的见识到佩剑锵锵然、靴声铿铿然的军警了。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留学德国，是袁世凯手下最得力的将军之一。1912年初，迫使清帝退位的北洋46位将领联名通电，就是由段祺瑞领衔的。
一份报纸批评：“文明之国，未有以军警干涉政党者也；有之，自段祺瑞始。”11然短短22个字，无一字正确。以军警干涉政党（议会）者，非自段祺瑞始，实自黄兴始。既以军警干涉之，还称得上“文明之国”吗？
袁世凯这一招果然奏效，内阁名单顺利通过。但陆征祥仍坚辞总理一职，袁世凯只好另谋人选，几次派人去见宋教仁，劝他以国事为重，出任国务总理。宋教仁始终以更换总理，阁员应负连带责任为由，坚决谢绝。袁世凯又劝黄兴出任阁揆，黄兴同样坚拒。
袁世凯向革命党人示好，如果说他是真心合作，过于溢美；但说他完全是假惺惺做戏，也有溢恶之嫌。当时他确实很用心地拉拢各党派，争取支持，希望能够适应这种新型的政党政治。
袁世凯最后改赵秉钧为总理，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位54岁的河南人，上任伊始，即摆出移船就岸的姿态，宣布加入同盟会，把功夫做得很足。但当时同盟会一心一意盯着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对这个任期快满、没有责任的“责任内阁”，已难以产生兴致。
这一风波，表面上暂时平息了。但“病议院”的种种病症，已逐步暴露出来。
国民党大获全胜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似乎证实了宋教仁的判断，混合内阁是行不通的，唯有建立政党内阁。而建立政党内阁，必须先取得国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再提醒自己的同志：“国会选举亟须注意，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议席，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12
但是，在国会里要与共和党抗衡，没有一个规模相当的政党，所谓多数议席，只能是空谈快意。但同盟会的现状，令人失望，似乎还没学会从事合法的政党活动。社会上对同盟会的印象，普遍认为是一个秘密结社的组织，现在共和告成，已不合潮流，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加入。孙、黄又宣布退出政坛，同盟会呈江河日下之势，指望它在短期内重振雄风，难乎其难。宋教仁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联络友党，聚沙成塔，方可扩充党势。
宋教仁住在北京三贝子花园。这里原是明代的皇家庄园，清初改为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也就是后来的万牲园（动物园）。宋教仁入住后，成了名流荟萃、杖履纵横之所，全国联合进行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同盟会人士常常在此聚会。经过宋教仁的奔走努力，章太炎从旁推毂，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把这几个团体，合并为一个大党——国民党。
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在北京开会，宋教仁报告了与友党谈判合并的过程和条件，绝大部分党人都赞成合并，在七十多名与会者中，只有五人反对。合并遂成定案。8月13日，国民党发表组党宣言，提出五大主张：
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厉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13
8月25日，盂兰节前一天，处暑时节的天空，一片晴朗。国民党在北京骡马市大街虎坊桥湖广会馆开六党合并成立大会。直到这时，同盟会内对改组合并，仍有诸多歧见，以致会场上争吵不休，闹得比酷暑的天气还要热。
人丛之中，忽然有两位女士直奔宋教仁面前，二话不说，左右开弓，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大骂：“我辈初系秘密结社，为国牺牲，在所不惜。今虽功成，仍须团结，共策国事。乃尔曹出卖母党，将官僚与投机分子掺入，事先又不曾向老同志一一协商通过，如此擅作主张，批尔之颊，该也不该！”这两人是同盟会女党人唐群英、王昌帼。
宋教仁被打得眼冒金星，居然神色不变，镇静回答：“所责极是，我理当接受。不过，这次改组合并，业经海外各支部同意，有文件可稽。且未实行合并之前，各派报纸早已将消息披露，你们岂一无所闻之理。唯藉此女权高涨之际，自应以你们为鉴，我实敬佩。”
一番绵里带针的话，说得两位秘密结社、不读文件、不看报纸的女豪杰哑口无言，经大家劝告，只得怏怏下台。宋教仁先被马君武批颊，又被女党人批颊，都能克制自己，平静对待，甚至“唾面自干”，更显其宽厚的局量与尊严。
这天大会，孙文迟到了，他登台作了演讲。梁漱溟记录当时的情景：“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文）、黄（兴）二公并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14
国民党以理事会议为中央领导机构，大会投票选出9名理事：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众人推举孙文为理事长，但孙文对这个国民党不感兴趣，他宣称自己要去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除孙文之外，宋教仁在思想上、能力上、人格上，均足膺选格，为党内群情所归向，遂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掌舵人。
国民党一跃而为临时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章太炎宣布：“此后不再反对同盟会！”黄远庸感叹：“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15但依然有许多老同盟会员持反对意见，批评国民党引进了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令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消退，甚至骂宋教仁是“同盟会第一罪人”，大抵是出于“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心理。
同盟会在共和时代举步维艰，并非因革命精神涣散，恰恰相反，是革命精神太强，还没培养出合作精神所致。总觉得满天下都是敌人，清政府是敌人，袁世凯是敌人，旧官僚是敌人，立宪派是敌人，甚至连光复会、共进会这些革命盟友，似乎都成了敌人。世事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认定某人是你的敌人时，往往他就真的成了你的敌人了。
宋教仁认为，现代政党并不仅仅是革命党的升级版，二者从目的、性质、手段上来看，都是全然不同的。他下决心以其他非革命党勾兑同盟会，就是要改变同盟会的性质，淡化它的革命色彩，这是政党化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他希望以国民党这个大党，主导国会，制约总统，把党派对立导入正常的政党轮流执政轨道中。
来自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与宋教仁怀同一抱负。为了在国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吴景濂告诫党人：“此后主张，对大事应坚持，对小事取容让，不可事事以大党欺压他党，遭受反感。”16凡院内议事，需要成立审查委员会时，吴景濂总是要求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按2：2：1的比例，选出审查委员。有国民党议员不服气地说，本党人数倍于共和党，为什么审查委员名额一样。吴景濂以一种坦荡的态度解释，人多的作用，应该体现在表决时，而不是在审查时。
宋教仁与吴景濂商定，一旦国民党成为国会多数党，则由宋担任参议院议长，吴担任众议院议长。如果顺利，则选孙文为大总统；如果不顺利，则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须由国民党组阁。
在选举前，宋教仁作了精密部署，派人到各省建立国民党支部，作为当地选举的指挥所。吴景濂说：“宋先生与我商讨各省情形，认为湖北有黎元洪主持，国民党选举不易争胜，非宋亲赴鄂办理，恐遭失败。”于是，宋教仁风尘仆仆，奔走于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地，亲自视察党务，激励士气，迎接国会选举。黄远庸在对北京政局作深入观察后，承认“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之八九皆宋派也。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17。
宋教仁领导着气势如虹的国民党，开始向国会进军了。
国会选举战打响前夜，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从国外回来了，为选举带来了新的变数。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生于1873年。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北面备弟子礼。1895年，康、梁师徒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朝廷实行变革，一时天下风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朝廷通缉，流亡海外。
梁启超自称是“少年中国之少年”，先后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在海内外拥有万千读者，影响广泛。
命长不怕家乡远，流亡者今天终于光明正大回国了。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专门为他腾了一所行馆，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梁启超不知怎么说了一句“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传到了袁世凯耳朵里，马上饬人打扫贤良寺，让梁启超入住。梁启超不禁为之叹服：“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康有为、梁启超一直认为戊戌变法是被袁世凯出卖而失败的，所以对袁世凯怀着深仇大恨，康有为始终反对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但梁启超觉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现在该是政治和解、共济时艰的时候了。
在总统举办的欢迎会上，梁启超与袁世凯见面了，互相表达敬意。体形矮胖的袁世凯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容貌清癯的梁启超欠身回答：“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梁启超还有另一个冤家对头，就是同盟会。同盟会一向把梁启超视作保皇派，不遗余力地攻击，双方在海外屡次爆发论战，形同水火。这段恩怨，比跟袁世凯的恩怨，更难化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第一届内阁名单上，曾有人提议让梁启超入阁，但被同盟会领袖否决了。现在孙文、黄兴均已解职，宋教仁也完成了同盟会的改组，为和解提供了可能性。
当时政党以国民党、共和党为大。一般人预计，未来国会，国民党将占60席，共和党40席，还有约20席游离席，将是决定国会向背的关键。于是，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等人，撮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小团体，组织第三党——民主党。汤化龙、林长民等人，都是梁启超的亲密伙伴，政治立场十分接近。民主党的干事长是汤化龙，但实际灵魂人物是梁启超。
没有党派竞争的议会，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政治权力的制衡之道，民主国与专制国都差不多，只不过民主国更加复杂，制衡的维度更多。梁启超不仅主导着共和党、民主党的走向，而且他与宋教仁亦惺惺相惜，视彼此为政党竞争的最大对手。据梁漱溟的记述，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若梁启超当政，他愿在野相辅；如果他当政，则请梁启超善意监督。梁漱溟说：“这原亦是梁（启超）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18
这是一个历史为中国骄傲的时刻，甚至在1776年的美国，也没有出现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在两位政治家身上，显现了一种真正高贵的尊严和气度，是那些唯知争权、心地龌龊的政客所无法理解的。
宋、梁这次见面，虽未见于其他史料，有史家认为孤证不立，但追溯宋、梁二人的思想脉络，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性格，不立亦立。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应在1913年1月11日前召集，但因为《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未能按时出炉，许多筹备工作，无从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