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3月8日，成立约法会议，取代国会为立法机关，其后又成立参政院，作为宪法起草与审定机关。因非法解散国会在先，这些林林总总的替代品，便全都是非法组织，不足为论。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没有了“临时”二字）。在这部约法中，把“大总统”的序列，移到了“立法”之前。第一届国会自1913年4月8日成立，至1914年1月10日解散，存活了九个月零两天。史家张玉法感慨地说：
当残存议员陆续遣散之日，袁世凯已先后设立了三个造法机关，即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议员皆由袁世凯遴选，自为袁世凯所御用。因此，内阁制的临时约法顺利修改为总统制的新约法，接着而来的便是帝制运动的表面化，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荡然无存。68
民国元年的约法被废止，宪法不立，国会解散，标志着这个国家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了。一幕称帝闹剧，随即大锣大鼓地上演。
1914年5月，由徐世昌组阁，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汤化龙担任教育总长，当时帝制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汤化龙不改书生本色，对政坛种种怪状，都看不顺眼，自知难以久厕都门，却苦于找不到逃去的理由。政事堂开张，礼制馆的头等大事便是制定国歌。本来已由张謇拟了一篇国歌的初稿，但现在袁世凯密谋帝制自为，国歌需要有所配合，故请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荫昌重新填词。
汤化龙以教育总长身份担任议乐主任，一看歌词，勃然大怒，掷纸于案说：“中华民国乐歌，南通张季直（謇）曾手订三章，今弃而不录，诸公乃自撰新国歌，无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诵之，化龙虽不学，不敢附和此种不通之语。”
他逐句批驳：“如第一句‘中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立国地上，未有立国天上者，有之，则为空中楼阁，或无地起楼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东亚，而曰雄立宇宙，有天无地，何以立国？不通！世界各国，有山有水，古人所谓带砺山河，大好江山是也。今歌词只谓山连绵，则江淮河汉，不足为中华立国之基矣！有山无水，更不通！又如末句‘中华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今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宜综合五族立言，尧天仅能代表汉族，有尧无舜，谁为揖让？况亿万年字样，为五族亿万年乎？为尧天亿万年乎？不过本天子万年语意而已，此又一不通！”
汤化龙以批驳歌词为名，指桑骂槐，痛诋“天子万年”的帝王思想，暗讽袁世凯的“帝国”是空中楼阁。这番痛快淋漓的批评，令会场哗然，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掩耳失色，最后不欢而散。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声浪愈加嚣张，汤化龙对袁世凯已完全绝望，以请假赴津就医为由，离开北京这个弥漫着专制毒雾的古都，抵津后即递交辞呈，然后乘外国轮船，绕道大连赴上海，躲入租界。
1915年9月1日，御用的参议院在北京开会。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求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的请愿书。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问题的投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作为晚清最坚定的改革派，他应该意识到，清朝的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与皇帝的满族血统有莫大关系。华夷之辨关乎道德人伦，乃天下大防，只要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是满人，就根本没有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也许有一种幻想，他当皇帝或可以被汉人接受。
但这回他打错算盘了。
平地一声雷。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将军在云南高揭护国义旗，轰开满天顽云，黔、粤、浙、湘、川各省响应讨袁。护国军宣告：“故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日：拥护国法而已。国会既为约法上最主要之机关，且为一切法律所从出，若不速事规复，则庶政安所推行。为此，通告各省国会议长（员）诸君，迅速筹其开会秩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69
汤化龙几次派人到湖南联络，促成1916年5月28日的湖南独立。而孙文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参加讨袁护国之役。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广西人，晚清时代就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有“北袁南岑”之称。5月1日，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出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指挥全国讨袁军事。
袁世凯迫于形势，取消帝制，但却不肯下台，企图辞皇帝而留总统，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汤化龙联络议员们通电反对，并以个人名义致函袁世凯，奉劝其从速退位，切勿恋栈，声言若袁不彻底退位，他将“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若义师失败，他亦将以身殉国，甘死如饴也。
然而，冤孽债，还得快。袁世凯的飞龙在天梦，只做了短短83天，便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化为泡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于北京，以一代枭雄始，以悲剧丑角终，从此载入史册。
晚清时袁世凯积极推动君主立宪，可以说是目光如炬，而在自己称帝这件事上，却鼠目寸光，看不到有些历史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也许他确实抱有君主立宪的理想，但从他的种种举措，却看不出有步向君主立宪的迹象，无论是制度的安排，抑或舆论的引导，处处显示出集权的欲望。中国百年之后，或有史家会对他重新评价，然亦终不能否认，称帝之举，在民国以后的中国，乃逆天之动。
注释
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
2.《黎副总统政书》（卷六）（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3.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
4.《民国军文牍》（六），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5.载《东方杂志》八卷十一号。
6.《昊景濂自述年谱》（上），载《近代史资料》总106号。
7.沈云龙《从陆征祥到翁文灏》，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1期。
8.汤化龙《致任甫先生书》，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9.黄远生《外交总长宅中之茶会》，《黄远生遗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
10.沈云龙《从陆征祥到翁文灏》，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1期。
11.载《天铎报》1912年7月28日。
12.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3.宋教仁《国民党组党宣言》，《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14.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梁漱溟全集》（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黄远生《政坛窃听录》，《黄远生遗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
16.《吴景濂自述年谱》（上），载《近代史资料》总106号。
17.黄远生《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8.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梁漱溟全集》（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9.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0.张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21.载《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
22.载《民立报》1912年11月22日。
23.王耑《邹鲁生平述略》，载《近代广东名人录》（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24.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载《宋渔父先生传略·遗著·哀诔》（台湾：文海出版社）。
25.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
26.载《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27.载《申报》1913年3月23日。
28.黄远生《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载《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9.李根源《雪生年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30.梁启超《与娴儿书》，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1.梁启超《暗杀之罪恶》，《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8）。
32.冯双《邹鲁年谱》（上）（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33.《宋渔父先生传略·遗著·哀诛》（台湾：文海出版社）。
34.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台湾：远景出版社，1973）。
35.《孙总理训词》，载《国民党周刊》第2期。
36.载《申报》1913年4月14日。
37.张国淦《国会篇》，载《近代史资料》总91号。
38.《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9.吴景濂口述，吴叔班笔记，载《我所知道的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40.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八）（文汇出版社，2000）。
41.温雄飞《袁世凯怎样指使梁士诒组织公民党》，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文史出版社，1991）。
42.陈灨一《睇向斋随笔》，载《晚清民初政坛百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3.戴书训《愈经霜雪愈精神——邹鲁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44.载《申报》1913年6月19日。
45.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
46.《宪法新闻》第6期，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47.《宪法新闻》第6期，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48.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
49.《共和党宣言书》，载《近代史资料》总73号。
5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1.梁启超《上袁大总统书》，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2.《宪法新闻》第9期，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53.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
54.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政治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55.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
56.王建中《洪宪惨史》，载《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7.《吴景濂自述年谱》（上），载《近代史资料》总106号。
58.《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
5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0.温雄飞《袁世凯怎样指使梁士治组织公民党》，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治史料集》（文史出版社，1991）。
61.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
6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3.《吴景濂自述年谱》（下），载《近代史资料》总107号。
64.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5.载《时事新报》1913年11月21日。
66.《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
67.邹鲁《余之癸丑》，《澄庐文选》（正中书局，1948）。
6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69.《军务院关于发出布告筹备规复国会通电》，载《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