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会选举令颁布后，一向醉心国会的汤化龙，远渡重洋，出国游历，前往美国寻找救国良方。他临行时具自陈道，表达了对议会政治的期望，亦追问中国政制试验失败的原因。他说：“使我意想中的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我乃死心削迹矣！我政制师外国，不知彼固亦旧而新，恶而善者，方其自旧之新，自恶之善，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始，如今我国但取其既新既美之制，涂附旧习恶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药不应病，宁足怪？而觇国者皆摭此遗彼，此良可恨！我将亲察而求之，或有万一之获。”
汤化龙此行，考察美国政制是主要目的，但也有一个私人原因，就是到日本拜祭亡妻。他的妻子1916年在日本去世，他因奔走国事，未能亲往茔墓，大有“望断天涯泪如潮”之感。现在终于可以到东京凭吊亡妻了。樱花时节，落英缤纷。他在妻子墓前，面色凄然，悲泣凝噎，肠皆寸寸断。陪同的友人，莫不为之怆然神伤。汤化龙平时很少写诗，这时却磨墨濡毫，笔泪齐下，为亡妻题写了五首律诗。其中之一云：死别经年梦尚疑，羌无片语写哀思。却惊宿草封香冢，岂有飞花返故枝。清怨灵妃遗锦瑟，空名夫婿误金龟。思君一字千行泪，天上人间知未知。
诗中透出飘零秋柳之感，然这时汤化龙尚未到知天命之年，正值春秋鼎盛，一生为国奔走的人，哪能说撤手就撒手？内心依然魂牵梦绕、念兹在兹。他谆谆寄语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十年以前，我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养，国将何望？”这既是对青年的殷殷寄望，也是对自己从政多年的总结，言下不胜沉痛。
6月是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之期，汤化龙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有人问他对日本的印象如何。他沉吟片刻，意味深长地说：“日本维新先辈之规模，终较今之人物为伟大。其国政治之进步，由于社会未坏。”56“社会未坏”这四字，乃金石之言，至当不易。中国目前虽然乱象纷呈，但千百年形成的民间社会，尚未完全坏掉，政治进步还有希望，一旦“社会崩坏”，国家便生机灭绝矣。
6月20日，汤化龙抵达美国，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行程。8月，安福国会在遥远的“他人之国”开张，汤化龙已完成访问，到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候船回国。这时是加拿大最宜人的季节，阳光灿烂，偶有小雨，昼暖夕凉，十分舒适。9月1日，当地华侨在中华会馆为汤化龙设宴饯行。晚8时许，宴会结束，汤化龙和大家一起在唐人街散步，突然一条大汉，从昏暗的街角趋前，拔枪近距离向汤化龙连开两枪，一弹从口贯人，一弹射入腹中。汤化龙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气绝，年仅45岁。同行的华侨与警察穷追凶手，凶手无路可逃，饮弹自尽。
事后查明，刺客王昌，国民党人，是从广东香山来的理发匠，行凶前留下遗书：“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国民党放出谣言，说汤赴美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购买军火，企图消灭孙文在广东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其实全无根据。3月段祺瑞重组内阁时，研究系已出局，汤化龙以一在野之身，绝无代表段政府向美国谈判借款的可能。刘以芬说：“闻段于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三人中，与汤感情最恶，盖梁为学者，林近政客，唯汤则党之意识特强，故段派嫉之亦特甚。”57段祺瑞不可能把谈判任务交给一个他所厌恶的人。汤化龙身为前国会议长，灵柩运回国时，段祺瑞不迎柩，不派人致唁，追悼会之日，不露脸，不送挽章，冷淡甚于路人。
历史自有公道处，汤化龙一没卖国，二没残民，三没贪腐，和亡国没有半点关系，以爱国的名义去暗杀，无非是为暴力筑一个道义的高台而已。事实上，铁血主义无助于国家民主进步，只会令国家更加倒退，政治更加黑暗，社会更加撕裂，道德更加沦丧，仇恨更加深固。
汤化龙死了，他没有等到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的那一天，便死在一个爱国理发匠的枪口之下。王昌也死了，他死后受到国民党的隆重褒扬，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盛赞王昌：“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581921年，王昌的遗体用玻璃棺运回国内，以党礼厚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为，号称为国民党党葬第一人。
作为汤化龙的朋友，刘以芬有一段评论：“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段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诮。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书生本色，尚较适当。然天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致当时无论国民党与非国民党，殆均视先生为阴谋魁杰，而先生后来之惨遭非命，或即种因乎此。”59征之事实，尚属公允。
宋教仁死的时候，中国离宪政还有十里路；到汤化龙死时，已是百里之遥了。当年汤化龙为宋教仁的死哀叹“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如今他也落得同一命运。呜呼，悲情的生命，悲情的历史，悲情的中国！
北京胡桃树开始落叶了，秋天悄然来临。总统大选前夕，表面一泓静水的京城，暗流涌动。坊间盛传两院联合选举委员会曾领到一笔出席费，每人收到徐世昌题名赠送照片，少数议员还以每票5000元收买，又说收买议员的钱是由安福俱乐部的华通银行垫付，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各种蜚短流长，为选举投下阴影。
民国肇创七年，国会两度解散，时而没了国会，时而有两个国会，时而又退回到临时参议院时代。乱改剧本，移岸就船，形同儿戏。而宪法却始终立不起来，军人干政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当初立约法、组政党、建国会时那种为万世开太平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国会，愈来愈沦为一种利益集团的结合，真正关心国家法治的人，寥寥无几，而且都被摒诸局外，没有了话语权。
汤化龙遇刺后第三天——9月4日，是总统选举日。北京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所有民居、商店，都奉命挂上国旗志庆，众议院门前搭起了“总统选举会”的彩架牌坊。国会特派十辆汽车，穿梭往返于各议员招待所，接载议员到众议院参加投票。上午10时，到会议员303人，还不足法定人数。又等到10时22分，人数总算凑够，王揖唐马上振钤开会，由主席抽签举出16人为检票员，投票时旁听席上的来宾一律退席，会场关门，内外断绝交通。随即开始投票。12时15分，会场门启，宣布徐世昌得425票，超过法定人数，当选为第二任正式大总统。据说在选票中，有一张投给“渔翁”，暗讽徐世昌渔翁得利。
安福系打算把副总统给曹锟，换取直军直捣南庭。而徐世昌一心要与南方和谈，副总统的位置，准备留给南方。但他又不好公开表示，担心招来皖系与安福系的反对，于是找了个理由解释：“正副总统都是天津人（曹锟也是天津人）不合适。”就职翌日即通电：“宜先征求南北要人意见，解决时局，然后就职。”
副总统问题，关系到南北和谈。段祺瑞亲自写信给王揖唐、梁士诒，推荐曹锟为副总统人选。10月3日，安福系议员举行茶话会，王揖唐宣读了段的来信。大家都无异议。但交通系和研究系却唱起反调。他们在人数上斗不过安福系，便重施故技，提出“不出席（选举）、不要钱、不怕武力”的口号，以不足法定人数来拖延副总统选举，就是不让布贩子曹锟上台。段祺瑞大怒：“如果不赞成选曹可早表示，今天才说，令我失信于曹，何以对曹？我请他当议长，等于请人来拆自己的台，真是岂有此理！”
10月6日是副总统选举日，40多名议员结队到三贝子花园寻欢作乐，杯葛选举。如果王揖唐有孙文一半的气魄，人数不足，马上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罢选不罢选，结果都一样的。但王揖唐却急得头上冒烟，驱车在城里乱转，看见议员便强拉上车。跑了半天才抓到8个人。王揖唐叫苦不迭：“你们不选曹仲珊（锟），吴佩孚杀到北京来，推翻大总统和国会，你们也都站不住脚啊！”但大批议员为了抵制选举，离京远飏。在预选投票和正式大会上，已跌至不足法定人数了。
一批旧交通系议员跑到天津去了，在英租界设立议员招待所，邀请议员们去开茶话会。10月16日夜晚，来自蒙古的安福系议员克希克图带着8名壮男议员，秘密潜入天津，准备“绑架”罢选议员回京。王揖唐在天津备好8辆汽车接应。克希克图等人在新站下车后，即分成四个小组，直奔各大旅店，逐一搜索，把南市妓院也翻了个底朝天，一共有15名议员遭到“绑架”。
消息传到北京，梁士诒怒不可遏，向安福俱乐部发出警告：“你们如果再相逼，我立即辞职不干。”由于报章腾载，物议哗然，王揖唐也不得不托病到汤山休养去了。国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副总统选举因此搁浅。
10月10日，国庆日。徐世昌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是继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之后，第一位真正的文人总统。人们开始憧憬，中国政治，将回复到传统的士人政治轨道上，一个文治的时代到来了。
孤独的大元帅
由于1918年中国出现了两个国会，历史的笔墨，不得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这年的新历元旦，南方发生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上司为了训导下属而发动政变。
自军政府成立后，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人与孙文的关系，日渐恶劣，他们都不愿意打仗，也不承认军政府。新任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希望尽快与北洋政府和谈，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孙文成立的招兵机构，也被莫荣新手下的人捣毁了。
莫荣新出身绿林，外表豪爽，内里深沉，人莫能测。在沙面洋行的买办中，流传着一则他的笑话。据说有一年，德国高枝洋行的总经理求见莫荣新，推销军火，莫荣新很讨厌洋人，但又不能不和洋人做买卖，于是他故意让德国总经理坐了几天冷板凳，然后在接见时说：“我因为屁股长疔了，所以没有见你。”一边说还一边脱下裤子，露出半边屁股对洋人说：“你看看，真长疔了，没骗你。”许多人觉得他行为粗鲁，其实是一种极轻蔑的表示，在对待孙文和护法的事情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驻粤滇军师长方声涛是同盟会旧人，担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他是孙文唯一可能争取的军队。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不支持孙，反而支持唐、陆。究其原因，也不奇怪，方声涛是唐继尧派驻广州的，他当然首先听命于云南了，但一班老同盟会人却咬牙切齿，认为他脑后有反骨。12月17日傍晚，当方声涛经过长堤时，遭预先埋伏的枪手袭击，子弹从颈部划过，受了重伤，却幸未致命。
这次暗杀，由孙文身边最得力的干部朱执信秘密布置。事实证明，并未起到预期作用，反而令事态朝反方向加速发展。从1917年11月开始，西南各省积极酝酿成立西南联合会议，作为与北方和谈的总机关。只有孙文还在坚持高唱“从军行”，但曲高和寡，应者寥寥。这令他十分窝火，自觉比梁山泊上的晁盖还不如，一怒之下，决心发动武装政变，用炮弹来教训莫荣新。
吴景濂、王正廷、张继等议员，得到消息无不大惊失色，纷纷登门劝阻，孙文装病谢客。帅府参议刘德泽前来探病，孙文笑着说：“我决心要驱逐莫荣新的秘密消息，被李烈钧、吴景濂、王正廷他们晓得了，所以他们时常前来劝解，阻我不要动作，我怕麻烦，故此装病。你若能今晚立刻就去发难，我就立刻起来同你去，跑几十里路毫不相干。”
果然，1月3日晚上，孙文从病榻上一跃而起，神采奕奕，率领海军“同安”、“豫章”两只炮舰，驶至中流砥柱炮台附近（二沙岛），孙文下令开炮轰击观音山上的督军署。两名舰长起初不敢答应，孙文亲自发炮，又督促炮手连发五十余炮。另有小兵舰巡江，用机关枪向长堤的江防司令部等处扫射，名为“炮教”莫荣新。
名义上，两广军队都受大元帅节制，如今大元帅竟开炮轰击自己的部属，这种咄咄怪事，匪夷所思。不过，莫荣新也是一个老江湖，沉得住气，命令部属统统关灯睡觉，不准还击，海军其他舰只也没有卷入政变。事后程璧光下令把“同安”、“豫章”两舰的舰长撤职，生气地表示：海军南下的目的是来保护地方人民，而不是去残害他们。1月11日，孙文邀请一百多位议员到帅府举行茶话会，解释政变原因和护法讨逆等问题，希望缓和气氛，争取议员同情，但似乎收效不大。
1月5日，莫荣新和程璧光、陈炯明、李烈钧、方声涛等人联衔致电北洋政府，提出停战条件，包括召集旧国会，改组内阁，北军退出岳阳。1月20日，岑春煊、章士钊、陆荣廷、李根源等人，建议在广州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宣布宗旨及办法，荦荦大端为：第一，力求文明普及；第二，力求法律生效；第三，力求政治就轨；第四，力求民权发展；第五，力谋南北正人君子联络融洽，铲除共和障碍，发挥共和精神；第六，力谋南北军事之均势，以防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