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而不谈
1919年6月，北方终于有点夏天的感觉了。阳光煦煦，和风习习。11日，徐世昌以巴黎和会失利、南北和会又失利为由，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翌日，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焦头烂额的钱能训内阁，亦全体请辞。国会接到咨文后，将咨文退还，以责任内阁制之下大总统无引咎辞职的规定，请大总统照常任职。13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特任财政总长龚心湛兼代阁揆。到9月，龚也守不住了，改由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1月5日正式接任阁揆）。
随着各地学潮渐渐平息，南北和谈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挂冠而去。钱能训本来准备接替朱启钤当北方议和总代表，但刚放出风来，就遭到非议。徐世昌只得改派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率领原班人马，赓续和会。
这个任命甫公布，即招来舆论万炮齐轰。王揖唐的风评太差，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南方和北方直系同声反对，誓不承认。然就事论事，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议和总代表”这个烫手山芋，除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王揖唐，已没人敢接。要是有人能举出一个大家都接受，且他本人也愿意的人选来，徐世昌也一定乐于任命。
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刊登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证实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引咎辞职。
南方国会通电称：“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直系大将吴佩孚的通电，对王揖唐亦极尽冷嘲热讽：“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1
旅沪国会议员8月23日举行会议，讨论南北和议问题。会后推方潜、刘云昭、王试功、张瑞萱四位议员去见孙文和唐绍仪，征求意见。孙文已决意向军政府辞职，对以军政府为谈判一方的南北和会，嗤之以鼻，冷淡地回答：“我对于和议不置一词，我之主张唯救国在护法。北方勾结日本毁法卖国，若北廷能脱离日本范围，方能谋合法之和平，否则和不和均非我所知。”2
孙文毫不掩饰对军政府的痛恨，他只恨自己没有一门大炮，把军政府炸个粉碎，怎么会支持军政府的和谈呢？在吴景镰和林森的来信中，孙文批了一段话：“闻宫保与山贼久已相机牺牲国会矣，今时机将至，恐难幸免，深愧无力挽救。然犹望诸君能将国会死得轰轰烈烈，先将军政府取消，免为山贼所居奇，则诸君犹不失个人之人格、国会之体面，且为国家留一点元气，是予之厚望也，言尽于斯。”3
切齿之声，咯咯可闻。尽管这段话在收入《孙中山全集》时，把“宫保”与“山贼”改为岑春煊、陆荣廷，词气稍显平正，但亦不能完全抹平他当时的愤怒之情。9月2日，孙文再次致函林森，请他转告其他国会议员，应毅然取消误国的军政府。
孙文是令南方军政府头痛的人物，而北方也有令北方头痛的人物，那就是吴佩孚。吴佩孚屯兵湖南，左纳武昌，右抗荆门，控百粤而包九嶷，俨然南天一柱。他是北洋军中唯一有本事打到海南岛的人，却偏偏主张南北和平，且不顾段祺瑞反对，直接与南方军队签订停战协约，宣布以“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为政治目标，矛头直指安福国会。
强敌当前，段祺瑞不得不远交近攻，竟然找上了孙文。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关系，段是坚定不移的武力统一者，最强硬的南征派，而孙文做梦都想着北伐打倒段祺瑞。现在，南征派与北伐派两大敌对阵营，达成某种默契，也印证了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政治无永远的敌人，也无永远的朋友。
南北各有各的算盘，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王揖唐是出了名的“渔行老板”，心思至纤至悉，岂不明白？上海和会，根本不会谈出什么结果。他到上海，只是希望与孙文直接谈判，为孙段结盟牵线架桥。他派代表先行赴沪，与孙文见面，征求他对和谈的意见。孙文直截了当回答：“王揖唐若同意我恢复国会的条件，我当尽力为之助成其事。”
动身前，底气不是很足的王揖唐，再派人去见孙文。孙文依然一口答应：“他如果真的为解决国会问题而来，则可立来见我，我当以我一身负与彼完成和议之全责。”言下之意，如果北方愿意解决国会问题，不必以军政府为谈判对象，与他谈就行了。但如果不经过军政府，怎么落实谈判结果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孙文联合北方推翻军政府了。这个话，后来确实成为孙文提出的“条件”之一。
王揖唐又去总统府征求徐世昌的意见，徐世昌只回答了一个字：“让。”
一个“让”字，足以让这位北洋老人名垂青史了。
朱启钤做总代表时，也问过相同的问题，当时徐世昌说一切可让，国会问题不能让。现在，这条底线似乎也可突破了。对国会前途，徐世昌曾经表示：旧国会不是不能恢复，但以本身论，其议员除死亡及前次因事取消资格者，已不足法定人数。设法加入，即涉非法之嫌。以事实论，全国必须公认，始能有效，而今北方对此反响日甚。换言之，旧国会的恢复，需要各方面妥协，始能水到渠成。
许多人以为，徐世昌的“让”，是一种政治手腕，是他在直、皖夹缝中生存的投机策略。这显然是一种流行的“阴谋论”思维，似乎一切都有阴谋。这个“让”字，把民主的精髓高度概括出来了，如果大家能明白“让”字的真义，民国八年以来，又何至于纷乱迭起、四海鼎沸？
在五四运动中，徐世昌对待文化界、学界的宽容态度，推动和平的孜孜努力，处理南北谈判时的理性立场，无不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位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太傅衔太保，能力虽然不是很强，但却是民国以来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总统标准的政治领袖。这不知是民国之幸，还是民国之悲。
有了孙文和徐世昌的承诺，王揖唐底气十足了，打定主意，要和孙文谈一谈国会问题。他的底线是新旧国会共同制定永久宪法。他坚信可以说服孙文。
9月10日，王揖唐在北京宴请政界大佬，宣布自己的议和大计，也唱起了“让”的高调，表示要“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但什么是真正的“互让”？王揖唐自己并不清楚，南方军政府也不清楚，段祺瑞和吴佩孚更不清楚。在这个号称有“孔融让梨”美德的国度里，其实大部分从政的人，都没学会怎么“让”，并且坚信一切的“让”都是阴谋，都是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
9月18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率谈判代表团抵达上海，在龙华车站下了火车。随员中有史启藩、光云锦、周有文等议员。长芦缉私统领季光恩亲自负责安保，在四十多名国会卫队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人哈同花园爱俪园。王揖唐带着一妻一妾一妹一女同行，大小箱笼，装满几车，一副准备长期驻扎，打持久战的样子。
上海气温宜人，朝暖夕凉，王揖唐神清气爽，开始投入繁忙的活动中。他毕竟有国会竞选的经验，比朱启钤会做广告。还没见到南方代表，已经发传单，见记者，登报纸，搞出很大的动静。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说，唐绍仪派人来求见王揖唐，被王拒绝云云。唐绍仪哭笑不得，也放出一条消息给记者说，王揖唐派代表来求见唐绍仪，吃了闭门羹。于是有人用他们的名字缀在一块儿说：“王揖唐绍仪。”闻者无不哑然失笑。
南方军政府不承认王揖唐的代表资格，唐绍仪宣布辞去总代表职，因此和会迟迟不能举行。王揖唐也不以为意，亟亟谋求与孙文会晤。9月21日，两人终于相见了。王揖唐胸有成竹地提出“新旧国会共同制宪”的方案。讵料孙文一听就摇头：“这不是我的条件，我的条件是恢复合法国会。”
王揖唐着急地说：“这无异于要对方无条件投降，北方诸督军将强硬反对，而段祺瑞、徐树铮所永不允诺者也。”
孙文大笑说：“这不是投降。记得武昌起义时，段祺瑞还是清朝将官，领兵攻打民军，后来他竟要求清帝退位，赞成共和。若说投降，段祺瑞已做过一次。你如果答应这个办法，我只说你赞成我的主张，何尝见得是投降呢？”
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与北方和谈代表吴鼎昌的谈话，当时吴也是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以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认为难以办到，孙文提出：“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因为买物必须出本钱，今北方既已取回这个物件，自应将本钱还给我们，才能算公平。北方可能办到吗？”吴鼎昌说不能，再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效张勋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满清，再捧宣统出来。”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清逊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自家称王称帝，再制造一个洪宪或什么皇帝出来。”
王揖唐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文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来和我议和，我也有不要国会的议和办法。国会是民党做成的，北方若不要国会，就应该和我一起，再来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时局。北方武人，现在既有兵权在手，如果能够抽调两三万军来和我革命，那就没有不能统一中国的道理。这个办法，北方能够做到吗？”谈到这里，王揖唐已坐立不安了。他期期艾艾表示，此办法倒是可以商量，然后告辞而去，再没有下文了。10月18日，孙文在会见上海的学生时，以嘲笑的语气提到这件事：“他答应商量这个办法，到今尚没有回信，大概还没有商量清楚。”4
王揖唐在上海折腾了一个月，石灰铺路，白走一趟，连南方代表的面也没见上，和孙文的会谈也没有实质成果。徐世昌给他的上方宝剑“让”，但现在却让无可让，连“让”的对象也没有，宝剑只能砍空气。
10月19日，在王揖唐下榻的哈同花园，发现了一枚炸弹，据说引信已经点燃，只因受潮才没有爆炸，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爆炸性新闻。这颗炸弹是什么人放的，查无结果，王揖唐暗示江苏督军李纯是幕后黑手，惹得李纯怒火万丈，公开反驳。但许多人却恶意猜测，这是王揖唐自导自演的，为自己奔走无功，不得不掩面谢幕找一个下台的台阶。果然，从这天起，王揖唐闭门谢客了。
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早在1918年南方成立正式国会之后，便开始筹备宪法会议。把尘封已久的天坛宪法草案，从箱底又翻出来，重新审议。吴景濂宣称：“此次在粤开宪法会议，同人仍本初衷，继续奋斗。能在粤将宪法制定，必须将地方制度草案照原案通过，在宪法会议上，同人为国为法，奔走牺牲，可告无罪于国人。”
1918年9月28日，广州的宪法会议开第一次会，不足法定人数。原来的60名起草委员，早已云散风流，在职者不及半数，照例用补选方法补足众议员21人、参议员15人。历时一月，人数凑足，10月24日开正式会议，公推吴宗慈为书记长。审议长本应由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担任，但他因参加巴黎和会，不在广州，由褚辅成代理。
会议首先提出地方制度问题。地方制度一章，1913年天坛草案时就有几种意见，争论激烈，有主张列入宪法，有主张不列入宪法，最后各党派协商，把这一章的标题列入宪法，但内容没有通过二读会。讨论的焦点，在于省长的产生方法，是民选还是中央任命，争持不下，有人以缺席抵制，屡屡造成流会，直到国会解散都没有结果。吴景濂称：“关于宪法中之最扼要者，为地方制度一章。在北京会议时，政府反对地方制度，所以召集督军团反对宪法会议。”
如今重新讨论，依然众口难调，有说省议会选举，呈请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直接由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由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的；也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但省议会不得连续否决三人的。最后，谢持提出：“由省议会选举三人，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得到多数人支持。
接下来讨论国税与地税的划分、省议会职权的规定、省行政机关的规定、省事权的规定、县知事民选的规定、驻屯国军的规定等，逐条讨论。转眼间，又到了岁暮天寒的时候。12月13日，总算把地方制度一章讨论完成，交由宪法委员会起草条文，指定孙钟、吴宗慈、吕复、何畏、韩玉辰五人执笔。
这时南北已开始议和，宪法问题、国会问题，都要依和会结果而定。政治的焦点，已移到了上海。南方的议员们，雀儿拣着旺处飞，纷纷移驾上海、南京。广州的制宪会议，无形中止，地方制度一章虽然完成起草，却无暇呈交二读。吴景濂叹息：“议员星散，以为和议成，则法律问题可以解决，不必在粤议宪也。故地方制度条文，虽经委员会草定而不能报告大会。和议开幕，宪法会议遂为之停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