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月，全国局势的动荡，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北方皖系倒台，南方桂系倒台外，贵州也乱起来了，督军刘显世被赶下了台；云南也乱起来了，唐继尧被赶下了台，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死了；四川也乱了，川军与滇军互相厮杀，白刃血纷纷；湘西发生了军事叛乱；直、奉两系为争夺江苏地盘，几乎闹翻了。吴景濂感慨万端地说：“此数月间西南局势之变化，风起云涌，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议。”
孙文在上海设宴招待吴景濂、林森、褚辅成等国会议员，筹划未来大计，唐绍仪、伍廷芳、孙洪伊等人都列席。孙文透露了他与段祺瑞、张作霖已达成合作：“我已与段祺瑞合作，并有张作霖在内。这是段、张投降于我，诸君不可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吴景濂不无忧虑地说：“先生与段、张合作，已成事实，不能加以讨论。但不知段、张两人对先生所主张者是服从，抑或还有协商修改的余地？因违法之事，段氏倡之，张氏助之，数年糜乱，成此局面，今后合作如不在主义上着眼，恐将来仍有破裂之日，此不可不加以防也。”
孙文自信地说：“段、张既能与我合作，不会对我主义反对，不可过虑。”既然他这么有把握，大家也都不再提什么异议了。孙文让孙洪伊介绍回广东以后的打算，又提到要选总统的事，吴景濂的脸色，迅速转阴。孙洪伊说，这次重返广东，不再用军政府名义，应由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用这个名义号召国人，较用军政府为正。
林森、褚辅成推吴景濂作答。吴景濂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国会，只能代表他个人，然后直陈反对意见：“以孙先生的声望，不必假借区区非常总统名义，已足以号召国人。徐世昌为非常总统，我们反对。今国会再举非常总统，岂非令对方反唇相讥，始以大义号召全国，而以利终之。不但不足增孙先生之声望，反是为孙先生之污点。”
他建议不如重新整顿军政府，先解决了桂系，然后率领在粤护法各军，海陆并发，不出数月，武汉可下。武汉如得，长江上下游震动，可传檄而定。在武汉召开国会，组织正式选举会，选举孙文为正式大总统，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再以正式总统名义，出兵北伐，不出数月北京可以归服，岂不较非常总统名义为光明正大乎？
孙文不禁皱起眉头，这个方案，远水不解近渴。总统问题的前提是国会问题，于是话题忽然转到了如何对待态度摇摆的议员问题上。孙洪伊批评，议长不能统率议员一致服从孙先生，致令两院议员忽南忽北，甚以为羞。孙文也说：“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如何纠正，此后甚以为虑。此次回粤，应由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的议员加以制裁，免使大局受该辈影响。”
吴景濂反驳说：“议长与议员是平等地位，不是党的总裁，对部下可以进退。孙先生周游世界各国，哪个国会的议长可以命令议员的？”
孙文怫然不悦地说：“如依你主张，对议员不能裁判，我们要此议员何用？不如改护法为革命较为便利。”这是孙文第一次公开表示放弃护法旗号。吴景濂的神色顿时冻凝：“先生主张护法停止，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是一时的还可以言之，如果是永久的，则先生可说，而我等为议长不能说。且以护法号召，而中途停止，天下人其如我何？”
唐绍仪插话：“法为天下公器，我们不护法，若其他有力者拿过护法之名，号召全国，我们又以什么抵御？”
这句话说得很含蓄，但分量极重。一时举座默然。讨论会一直开到半夜，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各怀心事而散。孙文从事革命，往往凭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有时甚至固执得令人不解，不当总统，大家支持他；当了总统，大家背离他。但他宁愿大家背离，也要当总统。也许，仅仅是为了要纠正民国元年让出总统这个“巨大的错误”，否则，一根刺深扎在肉里，一天不拔出来，一天都会发炎肿痛。
总统问题，悬而未决。在动身回广东前，林森忽然找到吴景濂，转达孙文意见，劝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把准备好的入党书也带来了，只需要吴景濂点点头，画个押就行。但这个时候提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快，很容易联想到是否为了解决政治分歧而拉人入党，虽然孙文也许没有这个意思。
吴景濂敛容正色说，凡政党皆有一定的政纲，自党魁起至党员止，都要服从政纲，站在一条政纲线上。地位虽有党魁、党员之分，而服从党义，不以地位而变。今孙先生所组之党，首条即说：凡入党之党员，均服从先生。而对党员服从党之领袖，各国政党皆然，今不说服从党纲，而先说服从先生。万一孙先生百年之后，党员又服从何人？此时不定明白，将来必然引起困扰。“大哥与我为多年患难之交，”吴景濂说，“请将我的苦衷转达先生。希望先生能鉴这苦衷，将入党书加以改正。”
林森叹息了一声说：“我服从先生多年，对孙先生的是非，不敢妄谈非议。兄之所谈，于我心亦甚戚戚然，我必将兄的意见转达先生，看先生如何答复吧。”
第二天，孙文亲自约见吴景濂，婉转地说：“你还不是我党党员，不能修改我党的党书。等你入党后，我一定设法采纳你的意见，把入党书改正。”但吴景濂的脑筋转不过来，也许他觉得，如果我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马上改呢？如果是错的，为什么以后又要设法改呢？所以他坚持要先修改入党书，然后再入党，否则一入了党，就等于承认服从孙文，再无发言余地了。两人谈不拢，吴景濂入党一事，便搁下来了。
11月25日，孙文、林森率部分国会议员，离开上海，乘船南返。吴景濂深知很难说服孙文，但要他管束议员又做不到。他不希望出现正面冲突的结果，干脆以养病为由，暂缓赴粤。大部分议员也都在上海观望。
三天后，孙文一行人抵达广州。当琶洲宝塔在烟水迷茫中渐渐显现时，孙文异常兴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没有什么能够挡得住他坚定向前的步伐。
军政府设在原督军署，背靠观音山，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左右的鱼塘泛着粼粼波光。这里春天藻荇交横，倒也有几分田园风光，但如今正值深秋，山上山下，一片肃杀。伍廷芳兼外交部长，暂住在军府内；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以亚洲酒店为行邸。孙文自兼内政部长，陈炯明任陆军部长，唐继尧任交通部长，徐廉任司法部长，李烈任参谋部长，马君武任秘书厅厅长。这时，集中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仅220余人。
对孙文和国会的南下，陈炯明的内心非常矛盾。这时湖南已宣布自治，不卷入南北之争，正在热热闹闹地筹备制定自己的省宪法。邻家办喜事，陈炯明也希望在广东推行自治，运用他在漳州的经验，为联省自治树立一个典范，实现粤、桂、湘、滇、黔、川、浙、赣、闽及东三省的12省联省自治政府，不用兵而达致真正的统一。在他的蓝图中，广东自治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实行地方自治，第二步制定省宪，第三步建设广东为模范省，收风移天下之效。
陈炯明急不可待地干起来了。11月23日，广东基督教拒赌会联合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广东人民请愿禁赌大巡行。陈炯明亲自接见请愿群众，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全面禁绝广东赌博。是日，全省赌馆果然全部关闭。12月6日，陈炯明重申禁烟令，凡私吸私售鸦片，一律施以重罚。
1920年10月，广州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希望效仿湖南，在广东推行自治。在他的蓝图中，广东自治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实行地方自治，第二步制定省宪，第三步建设广东为模范省，收风移天下之效。对孙文和国会的南下，陈炯明的内心非常矛盾。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然而，军政府毕竟是存在的，需要孙文回到广东恢复军政府，然后以合法方式结束它，让历史可以顺利翻过这一页。如果孙文能如此，陈炯明对他南下无比欢迎，但如果继续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以广东为大本营，又建立全国政府，选举总统，激起新一轮的南北战争，则非陈炯明所愿意。北京《晨报》说：“府院方面迭接驻粤各委员来电报告，陈炯明态度极不明。”16事实上，他态度不明，是因为拿不准孙文和国会到底是什么意图。
当时广东许多民间团体，都希望过几年太平日子，并不欢迎军政府和国会回来。这令陈炯明更加举棋不定。11月16日，孙文与唐继尧、伍廷芳联名通电，支持成立联省政府，主张“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事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17。但这个“联省政府”的设计，马上招来章太炎的猛烈批评，他指出联省自治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各省自治，第二步是联省自治，第三步才是成立联省政府，岂有未自治就成立联省政府的。所谓联省政府，恰成自治的障碍。
孙文离开上海前夕，《晨报》登了一条新闻说：广州参议院会议议决，请孙、伍、唐返粤改组军政府，催议员返省。会后议员见陈炯明，陈均表赞成。这些参议院议员，指的是那些留在广州的政学系议员。
两天后，粤军总参议黄强接见记者，强烈否认陈炯明欢迎国会之说。他说：“至于大局问题，一听上海和会解决，报章所载竞公（陈炯明字竞存）发电欢迎军府国会，全非事实。”黄强继而痛骂政学系议员：“一班政学会议员，从前为岑老三保驾打消不信任案，现尚留粤，在广州大出风头，乱发电报，此等人民代表，真中国之羞。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要面孔。’种祸广东，全是这班东西！”
当记者追问，陈炯明是否同意国会在广州重新集会时，黄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未叫其在广东开会，只叫其在上海开会而已。”他还点了几个议员的名字，大骂一通，要求记者原文照发。但第二天黄强又打电话给记者，表示昨日谈话“深非事实”。很可能，他的谈话太过直率、激烈，为陈炯明所制止，不得不收回。
陈炯明虽然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图，但孙文凭着辉煌的个人历史、崇隆的人望和超人的意志力，陈炯明预先安排的“河道”，怎么可能限制得了他？他轻轻一挥手，就扫得无影无踪了。
1921年元旦，孙文发表新年演说，把他自己仍然担任总裁的军政府，形容得一钱不值：“至以军政府机关而言，外人眼中视之，殆与前清时代之营务处等。此种机关，岂能代表中华民国而与北庭对抗乎？”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我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叛乱。”其方针一言以蔽之：“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18
打了三年多的“护法”旗号，从此可以收起来了。1月6日，孙文对南北统一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的统一条件是：“广州为护法省份，将来统一告成后，南北应有对等之兵力。而统率南北军权之最高机关，应设在广州。否则，余非达到以南方统一北方之目的不止。”19这个条件如果是不容讨论的底线，那么，南北和谈的大门，其实已经关上了。
非常大总统
吴景濂曾经说他无权制裁议员，现在，军政府要“替天行道”了。孙文在上海时，已流露出要抛开国会，直接实行革命的念头，回广州后，一度拒绝与议员见面，经过议员竭力斡旋，答应开国会、选总统，孙文这才稍稍缓和，但坚持要制裁当初留在广州的政学系“附逆议员”。
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两院开联合会，由21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议员附逆案。所谓“附逆”的标准为：一、曾通电破坏宪法会议者；二、一曾通电批评伍廷芳携款潜逃者；三、曾任岑春煊政府各职者；四、曾提案补选伪总裁者；五、曾领赴滇路费复回粤者。总而言之，凡支持岑春煊、陆荣廷军政府者，基本上都被列入“附逆”名单之中。
经过七天的审查，在二百多名国会非常会议的议员中，“计通电坏宪者2人，诬伍者24人，任岑政府职者34人，僭议长秘书者7人，提补选总裁案者27人，另领赴滇费复回粤者数十人，不在内”。仅前五项，即达94人，他们的议员资格，将被剥夺。大部分反对派被扫地出门之后，孙文敦促吴景濂，尽早率在上海的议员到广东，为国会重开，成立正式政府做准备。
眼看着局势一步一步朝着自己最不乐见的方向发展，陈炯明如急杵捣心。他并不是完全反对选举总统，只是反对违反《总统选举法》的“速选”。如果在实现了联省自治之后，有了良好的自治基础，成立联省政府，再行选举总统或执政，乃水到渠成之事，何必急于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