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濂不承认众议院的一切活动，众议院也不承认他的一切活动。吴景濂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章士钊曾经笔削褒贬，对吴景濂作如是分析：
士大夫行己之不可以苟也。景濂以殉国殉宪，号称于世，以迹证之，未尽虚妄，而以其平日恶行暴著，人不之齿，纵有美德，亦不与成，黎丘之鬼是也。黎丘之鬼，效人之蛭以欺其伯，一旦真蛭遇难而伯不救，蛭遂死矣。景濂囊括议士，稗贩南北，雠友靡常，法律在口，屡为黎丘之鬼以诳当世。今有一长足取，在他人宜可轰动天下使为己助者，而天下之情不与，语称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征之景濂，一何可伤。”
1924年1月9日，众议院通过孙宝琦任内阁总理。然众议院的印信，被吴景濂卷走，咨文无法盖印。众议院派人到天津，请吴交出印信。吴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视印信为最后护符，岂肯轻易交出，遂以“现在院警被内务部非法撤换，院内秩序无从维持，且秘书长及职员多被监控，行动已不自由”为理由，拒绝交印。经过一再劝说，他才同意在六份空白咨文上盖上众议院印信，让来者带回北京。
当盖了印的空白咨文出现时，国会存在的最后价值，其实都已归零了。
议院没有了印信，连向政府要钱都没法盖章了。为了解决这一困局，1月10日，众议院开会，成立临时行政委员会，启用众议院临时行政委员会印信。从行政委员会历次会议的议题来看，欠费、欠薪，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可见国会已河涸海干，陷入财政危机，一股穷途末路、恓恓惶惶的气氛，弥漫上下：
1月10日：推定毕维垣、王绍鏊、王迪成、葛庄、谢国钦、高登鲤向财政部领款。
1月24日：本院经费仍由原推定之代表再向政府交涉。
1月28日：推定王敬芳、蒋宗周、葛庄向政府催款。
1月30日：阴历年关秘书厅职员薪俸准予在厅费余款项下借支若干。
1月31日：一、议决下次本院开会仍发出席证，以便为将来支给岁费之标准，但不发支付证。二、公推李燮阳、王敬芳、蒋宗周、葛庄四君向政府催阴历年关经费。
2月2日：秘书厅职员，九月以后到差者，准借支五成薪俸。
2月3日：议决本院秘书厅经费，除警卫夫役照全月发给外，余均按五成五支给。
2月11日：决定秘书厅十二年七月份经费及八月份未领之岁费，推举代表，备具公文，向政府催索。”
国会除了向政府追讨欠费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总统也选了，宪法也制了，墨盒也扔光了，议员也分裂了，议长也跑掉了。太阳要下山了，夜幕要降临了，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等到天穹收起最后一线光明时，大地唯有在黑暗中哭泣。
最后的一幕
1924年9月，江浙爆发了战事，在直系支持下，齐燮元的江苏军队，首先向浙江进攻，卢永祥率浙军起而应战。至9月底，浙军战败，卢永祥下野。但这时张作霖的奉军却以援助卢永祥、讨伐贿选为名，大举入关。第二场直奉大战，一触即发。
9月15日，奉军展开全线进攻。9月18日，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召开直系军事会议，策划守战，号令四方。吴佩孚出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冯玉祥任第三路总司令，吴佩孚亲赴秦皇岛督战。10月19日，冯玉祥接奉总部命令，率领西北军迅速增赴前线。但冯玉祥对吴佩孚早有二心，在途中突然宣布倒戈，杀回北京，囚禁了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大元帅，复逼前清逊帝迁出紫禁城，造成震惊全国的“甲子之变”。
才当了一年总统的曹锟，在西北军的威逼之下，宣布辞职，他的弟弟曹锐吞鸦片自杀。早知今日，当初何必千方百计要当总统？由于后院起火，前线直军无心恋战，奉军乘势占领滦州，抄了直军后路，而山东又宣布中立，切断了津浦铁路，拒绝吴佩孚假道。山海关、秦皇岛的直军不战而溃，纷纷坐船浮海南逃，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吴佩孚半生英名，因冯玉祥的倒戈，一朝丧尽。
北京政变发生后，形势峰回路转，瞬息万变。10月25日，全体政变领袖在北苑召开第一次会议。冯玉祥作为国民军总司令向会议提出：“请孙文北上主持大局，目前中国政治纷乱，非有一老成持重，信实不欺的真君子出面收拾残局不可。”此人非孙文莫属。但在孙文北上之前，由段祺瑞主持大局。随后，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各省都来电拥戴段祺瑞出山。
10月27日，褚辅成、田桐等国会议员，忽然在一片混沌之中，看到了重振国会旗鼓的一线希望，遂在上海发出通电，提出对贿选议员应予惩处。另有一批议员也在天津集会，由焦易堂提出“淘汰贿选分子，维持国会”的主张。11月中旬，沪，津两地议员，在天津会合，设立“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作为联络机关，呼吁各地的护法议员，放下手头杂务，摒弃以往成见，迅速到北京集中。
沉寂已久的国会舞台，又闻急切的开场锣声，但这时谁还对这些角色感兴趣呢？戏总要有人去演，但谁会真正想看呢？谁对它有真诚的期待？一个人不喜欢你，可以说这个人有眼无珠，十个人不喜欢你、一百个人不喜欢你，可以说他们是党同伐异，但全国上下都不喜欢你，还能怪谁呢？
11月21日，段祺瑞到了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这是一个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集总统、内阁、国会于一身，对外代表国家，对内总揽军民政务，不再另设监督机关，被史家称为“组织之单纯，权力之集中，为民国以来所仅见的制度”。
临行时，段祺瑞在天津发表“就临时执政通电”，宣称“法统已坏，无可因袭。唯穷斯变，更始为宜”。他提出要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另一个是国民代表会议，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召集，其集议会章，在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21所谓“费府会议”，指1787年美国十三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一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段祺瑞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费城会议明确提出了联邦制的概念，而段祺瑞需要中国的“费府会议”，是制定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
章士钊在执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他在替段祺瑞向记者解释政策时，已明确表明不会附会法统。他说：“至于临时执政府，乃革命的，与法统无关。而段氏之所以不组织所谓‘革命政府’，一则因不欲自居一手造成革命事业者，二则因此种政府为暂时过渡之性质，与其多事纷更，实无宁因陋就简，留待未来两种会议之解决，并非有附会法统之意存于其间。”22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对于还想坚守代议政制的国会议员来说，舞台的灯已熄灭。
当晚，与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官员曾毓隽（安福议员，曾任段祺瑞的秘书长）、梁鸿志（执政府秘书长）在新丰楼设宴招待林长民、刘以芬等拒贿议员。大家七嘴八舌，痛骂投票议员，有人主张严惩，刘以芬叹息说：“受贿投票，法固宜惩，然尚有受贿而不投票者，将何以处之？若同一受贿，所差者只在投票与否，而一惩一奖，岂得谓平？”一时间大家都面面相觑，举座默然。
确然，在一个大黑泥潭里，能长出几朵莲花？
11月22日，127名议员在北京太平饭店开会，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以“国会反对贿选议员二百七十九人”的名义，发表宣言：
当此民意机关绝续之交，同人自觉代表国民之职责益为重大，特于本日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其存大法于一缕，共策国事之进行。俟政制完成，民意有托，同人即解除责任，以谢国人。23会后，非常会议委派王家襄、童杭时等六位议员为代表，拜访段祺瑞，征求他的意见。但段祺瑞避而不见，让人传话：他对国会非常会议没有成见，然须考虑协商后，才能与代表们见面答复。
随着张作霖也进了北京，形势顿然改变，冯玉祥很快被段、张踢出了局，倒戈者往往被人瞧不起，出卖吴佩孚的结果，是替他人作了嫁衣裳。11月25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第二天，王家襄等人见段祺瑞还没有下文，又去拜访。段祺瑞派梁鸿志出来接见，反过来问议员有什么想法。王家襄向梁保证，非常会议纯属过渡性的民意代表机关，但求草定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提出一种宪法草案于国民会议而止。非常会议也绝不会向政府提出弹劾案和质问案，请转达执政放心。
尽管议员把身段放得很低，但段祺瑞实在讨厌“非常会议”这个名称，也许令他想起1917年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唤起许多不愉快的记忆。他建议由拒贿议员组织一个国宪起草委员会，重制宪法，停止非常会议。而议员们却认为非常会议已经成立，且对外公布了，突然改换名称，太过儿戏。而且国会不能行使职权，宪法起草委员会只能由政府任命，将来宪法出来，还是贻人“钦定宪法”的不良印象。
国会已如燕巢危幕，个别议员还想保持其独立地位。吕复等19位议员联名提议，不需政府任命，由拒贿议员自行组织国宪起草委员会。但经过大家讨论，均认为在目前环境下，根本行不通，只好作罢。
随着1924年冬天的来临，国会落幕前的一些小插曲，开始陆续上演了。段祺瑞上台后，首先责成章士钊迅速查处国会在贿选丑闻中应负的罪责。在11月30日的国务会议上，章士钊把这件事提出来请大家慎重讨论，多数主张采取断然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国会问题。
章士钊再把总检察长、高等厅、地方厅检察长请到家里开秘密会议，根据两院列出的议员名单，把第一批被检举议员用红笔圈出来，由地方检察厅依法检举。最后，他吩咐大家：“要严格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