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
联省自治运动急遽退潮。浙江的“九九宪法”公布后，一直未能实施。到了1923年初，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宪法草案，俗称“三色宪法草案”，准备交由全省投票公决采用哪一个宪法。但由于种种障碍无法克服，投票迟迟不能举行。
到1923年，6月13日的北京政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浙江自治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阳春，舆论呼吁从速公布省宪，以应付时局危机，但也有一派意见仍主张试办自治，以作为一种过渡办法。7月2日，各公团通过自治大纲，预备设立临时议会，为临时立法机构，并设省宪筹备处，筹备省宪进行事宜。
如此这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24年1月，浙江省议会总算议决《浙江省自治程序法》与《浙江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咨请省长公布。公布后又一直拖到8月1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才正式成立，由每县县议会选出1人，省议会选出37人，各法团选出37人组成。自治法似乎已到了临盆阵痛阶段，可惜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下台，浙江的自治运动，又告行人止步，空忙一场。广东的自治运动，亦因陈炯明的下台，人亡政息。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娟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原来的民选县长，全部推翻，重新委任。
因为要打仗，便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南北皆然。1918年，段祺瑞南征，打了10个月，耗费8400余万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仅奉军方面就耗费2400万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共耗费3.5亿元。1当初陈炯明奉命打广西，战役规模并不大，仅广东方面，就耗费400余万元。北洋政府还可以向外国贷款，而南方则困难得多，唯有向民间索取。
广东为了筹措军费，罗掘俱穷，乃至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各行厘金已预征到1930年，地丁钱粮预征到1928年；征收种种苛细杂捐，名目繁多，多至百余种，民不堪其苦，于是又引发了政府与商人的尖锐矛盾。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事件，对自治运动是最致命的一击。革命政府以商团反对政府为由，施以武力打击，军队火烧西关，广州商业最繁荣的桨栏路、杨巷、西堤二马路、十七甫、第四甫、上九甫、太平路，龙滓路一带，全部化作瓦砾废墟。策划此事的英籍华人买办陈廉伯遭到政府通缉，逃往香港。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商人自治的梦想。
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制定并公布和实施了省宪法的省份。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后，吴佩孚对湖南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自治，湖南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南北几乎再次兵戎相见。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双方各让一步，最后协定湖南可以保留省宪法，但必须修改。
1924年5月，湖南22个县的县议会联合通电提出修宪要求。直到9月，修宪案终于获得省议会和县议会签署的法定人数，省议会在9月27日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草案》的修正案。10月10日，湖南修订宪法会议正式开幕。
这时，《中华民国宪法》已公布，湖南亦根据宪法，对省宪进行相应的修订，以求符合宪法要求。但省议会确立了修宪的三大原则：一，保持三权鼎立的精神；二，不得废除省务院长制；三，官吏任免，在合法政府未成立时，不能受中央任命。
不过，北方政局却由于贿选问题极其动荡。湖南修宪虽然完成，但已是六月棉胎秋后扇，没人要了。湖南内部一片风雨飘摇，战火四起，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广东革命政府暗通款曲，发动政变，在1926年把赵恒惕赶下了台。不久，南方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金戈铁马，杀入湖南。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完美的省自治样板，遂在遍地枪炮声中，全盘瓦解。
代议政制是否不适用于中国？这个疑问，在清末民初，当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是一个问题。那时人人认为立宪是解决中国一切疑难杂症的唯一良方，仿佛中国朝可立宪，夕可富强。回想当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全国城乡一片欢呼，鞭炮声从白山黑水，一直响到珠水云山。资政院、咨议局，以及民国初创时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呱呱坠地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戴，议员们站在历史舞台上，何等庄严，何等风光。
为什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不见成熟长进，反而沦落到如斯田地？为什么在欧美的良制，一入中国，便非橘而枳，难道中国真的不适合代议政制？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苦苦追问。章太炎自称早就不赞成代议政制，只不过因国会两度解散，他担心批评国会，会被误认为替军阀张目，不得不三缄其口。
逮乎联省自治运动勃兴，世风丕变，章太炎不再沉默，奔走南北，手书121说，一再公开主张废除国会。他的基本构想是：恢复给事中，负监督政府之责，恢复监察御史，负监督官吏之责，官吏经弹劾查办，已受行政处分后，如果还有刑事余罪的，则交由法官审判；召开国民大会，负制宪之责。这种主张，由古文学家提出来无妨，但放到现实中，除非恢复君主立宪，否则真不知从何着手。
当过议员的章士钊曾写《论代议政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再论代议制》、《三论代议制》等文章，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是农业国，与欧洲工业国不同。章士钊断言，代议政制在欧洲也已式微，现在全世界都在试图“逃工归农”，中国为什么要逆向求诸工业国？他说：
而吾本农业国，向无政党恶物，伪代议制初立，又一蹴即倒。好自为之，固世界之乐园，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无事自扰，舍吾数千年哲人贤士之所示教不讲，徒越数万里外，于他人自为其国不得不云尔之诸说中，捋挎何许，则视若可兰福音，不加询察而奉受唯谨，此诚所谓大惑不解者矣。
章士钊的结论是：“一言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今图改革，请从农始。”2姑勿论全世界都在“逃工归农”这个结论对不对，但改革要从农村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但关键在于，往哪里改？有人要往工业国改，步武欧美；有人要往三代之治改，回归传统；有人则想把三代之治与欧美文明调和成一体，那些说儒家也是共和的，便属此类。章士钊也是主张新旧调和的，孙文早年也有类似主张，他曾说过：“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3三代之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玫瑰梦，但梦就是梦。
《临时约法》是在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制定的，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根据斗争的需要，他时而肯定约法，时而否定约法。他说过法律“在今日已成军阀攘窃之资”，但他也说过袁世凯、张勋的失败，全凭约法“戢奸雄之野心而止邪辟之乱萌”。但约法迟迟变不了宪法，“考其经过，则妨害捣乱，使宪法不能告厥成功者，皆为不利有宪法之人，其人即假借武力，敢为国民之公敌者也。不是之咎而咎国会，何其妄耶。”4也就是说，由于军阀破坏，制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事实上，不喜欢宪法的大有人在，何止军阀。
孙文也指出，代议制有严重的缺陷，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制。他说：“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日众民政治（但如代议制之民权国，非由人民直接参与政权者，尚不得谓纯粹之众民政治）。”5
人民如何才能直接参与政权？孙文认为必须经过训政。训政就是实行县自治，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所谓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四大直接民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由国民大会选举省长，为该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孙文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民不但爱好和平，遵守秩序，而且也浸染了选择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事务的观念。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这种民主观念付诸实行。”6即所谓人民知识程度太低，不能行民主的问题，纯属伪问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自己的代表。孙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一般。至于如何坐去，自有有技能的种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那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7那么，人民说出自己要到哪里了吗？早就说出了。清末民初以来，人民早已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民间的欢呼声、鞭炮声，就已经告诉这个国家，人民想去哪里了，但开车的专门人才却迟迟没有出现。即使有，也被谋杀了，被扼杀了。
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举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代议制。如果因为国会没做好，就改为国民大会，怎么保证国民大会就一定做得比国会好？议员也是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也是选的，人民可以选出好的国民大会代表，为什么不能选出好的国会议员？为什么孙文能够接受国民大会，却不能接受国会呢？说到底，是国民政府要集权，要行政高于一切，不想三权分立，因为国会是三权之一，是国家政权机构，而国民大会不是，它只是一个民间会议。
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教民用政”，训导人民说出想去哪里，而是要训导专门人才、训导政府如何开这辆车，让人民可以到达自己想去，而且早已说出来的地方。否则的话，议员做不到的事，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样不可能做到。
孙文为中国设计的路线图是：军政、训政、宪政，分三步走，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次。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在军政时期，所以即使陈炯明推行县自治，实现了人民直选县长，孙文也认为太过超前，而要把民选县长全部推翻。其实孙文也有苦衷，千难万难，财政最难。北洋时代大部分政潮，都与财政有关。军政时期，军费庞大，如果各县都实行自治，政府的军费从何筹措？这仗就没办法打了。
吴景濂是任期最长、威望最隆的国会议员之一，一生致力于制宪，可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到最后也没制出一部好宪法来。在谈到代议制在中国举步维艰时，他认为与国人政治上的“急激冲动”有关。在国会谢幕之前，吴景濂怀着某种莫名的失落写道：“虽然宪法史所以十年无成，其原至复，非单纯国会失职问题可概也。当民二议宪起草未成，赣宁政变起，草成国会第一次被非法解散。民六议宪二读会未毕，督军干宪祸作，国会第二次被非法解教。后此数年入西南护法时代，虽尝议宪，终于无成。凡此挫折，皆基于政治急激冲动，非议宪本身之咎，国会实以身殉之。”8他直指国会第一次被解散，是拜“二次革命”所赐。第二次被解散，则拜督军团干政所赐。但这只是外部因素，他没有谈及“国会失职”的问题。
在对待国会自身问题上，王家襄比吴景濂坦率，他指出国会内的党派斗争，是主要障碍，外因反倒其次。他说：“夫曩者制宪不成之原因非一，最要之点，在始因政见之异同，继为感情所激荡，终则相抵相排而决不相让，外力乘之，遂致蹉跎。”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