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我那萎谢的童年]
地址:青岛观海一路4号
上次去台北时,一到大名鼎鼎的西门町,我便问向导附近可有当年铁路的旧迹,却因年代久远,向导又不在台北长大而不得答案。我又问他可知道杨唤,他懵然摇头,我又说,据说台湾中学生课本里有他的诗,还是某册的首篇,名为《夏夜》,他立刻恍然大悟状,连声说“有印象”。
那是一首儿童诗,恬静美好,亦充满童趣,极适合放在课本中。台湾还曾出版《杨唤全集》,不过我在台湾诚品和金石堂两大书店中均未寻到,反倒是回到广东后,于广州方所寻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这套集子。
杨唤是一位诗人,未满20岁便以诗成名,却于24岁时辞世,只留下二十余首儿童诗。1980年,《布谷鸟》诗刊设立杨唤儿童诗奖,1988年,“杨唤儿童文学奖”成立,每年颁奖一次,那是惠及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奖项。
我之所以问及西门町的铁路故迹,是因为那是杨唤意外去世的地方。据载,那是1954年3月7日,有雨,他在台北路遇同事,得赠电影《安徒生传》的劳军票,而安徒生恰恰是他的偶像,若非囊中羞涩,他早已自己购票。于是,他匆匆跑向西门町电影院,穿越铁路时,竟不慎把脚夹在两条铁轨的缝隙中,而列车却随之呼啸而来……如今站在西门町的喧闹街头,入眼只有一派繁华,不见当年风貌,更不会有关于杨唤的蛛丝马迹——即使在当年悲剧发生时,也乏人关心杨唤的命运,因为他只是个卑微潦倒的青年。他的一生实在太过短暂与贫苦,1930年出生,1947年到青岛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至台湾,1954年意外去世。
如今能寻得的杨唤故迹,也许唯有他在青岛的故居。
那是我外婆家附近的青岛观海一路4号。年少时,我常在这一带厮混,在我印象中,这里永远是静谧的,想来是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因为此路环绕观海山,小路间彼此石阶相连,只有一个路口可通车,便少了喧闹。
沿石阶走上观海一路,宛若走进欧洲小镇,一栋栋德式小楼自顾自地残旧着,院子里总有茂密树丛和绚烂的花。这一带总有着一种破败的美,我少时无从察觉,可多年后,一个人站在这条街上感受这宁静,那破败便扑面袭来。路口右边的一栋平平无奇的斜顶红瓦建筑便是观海一路4号,探访那天,房顶的红瓦边沿顽强地生出一束紫色小花。
那顽强,一如杨唤本人。杨唤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他不满周岁时,母亲便因病去世,两年后,对他极好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父亲再娶,可后母一直虐待杨唤。1947年,17岁的杨唤从农校毕业,同年父亲病故,他无法留在家中,只能四处流浪,先是到天津投奔亲戚,因寄人篱下而饱受白眼,然后前往青岛,在《青报》找了份校对工作。不久,副刊编辑因病休假,他临时顶班,却表现出色,结果成功转正。据友人回忆,杨唤认为在青岛那段时间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报社恰好补发薪水,他立刻买了两大竹箱的文学名著,他也结识了不少作家,并尝试自己写诗写文,第一本诗集《乌拉草》便在青岛结集。
可惜好景不长,当时中国兵荒马乱,他连工作都保不住。不久《青报》关门,他又流浪至厦门,迫于生计,进入一支国民党军队当电影放映兵,1949年春随军去了台湾。
在台湾,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1952年,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儿童诗。我曾认为,特别幸运的人与特别不幸的人都会有纯真童心,杨唤属于后者。
他早年在大陆时创作抒情诗,赴台后专注于儿童诗;前者是忧郁的表达,后者却欢畅温暖。少时的悲惨生活让他愤懑,却也是让他无比憧憬甜美的童年:“我笑我那萎谢的童年,我笑我那童年里的苦难,虽然我笑得很凄然。”
他写儿童诗,友人并不支持,认为以他的才气应写更“高级”的东西,杨唤则说:“儿童文艺在中国是最弱的一环,虽然目前儿童读物多如春笋,严格地说来又有几种合格的呢!较之英、美、日本,可谓少得可怜又可怜。我不敢说我的儿童诗写得怎么好,但是在这里就没有人肯花工夫去给孩子们写东西。你想,一般成了名或出了名的,或不成名的也不出名的都想用大块文章去换得奖金,有谁肯花大半天的力气,去换两包香烟钱呢……你知道,群众是最好的考验,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
他的儿童诗,如今读来亦是优美动人,童真总被唤起。那些童年遭受的艰难困顿,似乎更激发了杨唤的爱与真挚,就如有研究杨唤的学者所说:“他在长期呐喊、内心孤独的生活中,却能以丰富的情感驰骋于无涯的联想领域,用纯美语言,酿成当时特有的天真儿语,实在堪称一绝。”他的儿童诗并非只是写给孩子看,也写给自己看。那些美丽幻想,那些童话情境,都是他梦中期盼,比如故乡的“月光,银色的海,蓝色的海,美丽的美人鱼,美丽的星子,红红的灯笼,红红的珊瑚”。
世间万物,都成了他诗中素材,再以拟人修辞表达,尽是童趣。当然,也有怅惘——在他不写儿童诗的时候。比如他写《乡愁》,便是我爱的腔调,尤其是那句“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可惜,这个世界给他的时间委实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