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有苍凉］
地址：杭州南山路景云村1号
严格来说，杭州南山路景云村1号的潘天寿纪念馆算不上民国故居，房子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老楼，但却是潘天寿晚年所居。不过，早在1928年，他就来到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国立艺术院即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他在这所学校里前前后后共任教四十余年，任校长的时间也达十四年，寻他在杭州的故迹，以此楼为基点，未尝不可。
如今的南山路委实精致，靠西湖一侧绿树成荫，沿途既有柳浪闻莺之类的老景区，也有大量咖啡馆、餐厅和酒吧，马路另一侧则遍布老房子，大多做了商用，也有旧时气息，随便走到哪一处驻足细看，都不至失望。每次去杭州，若不住北山路，便住这南山路。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也在这条路上，那标志性的校门甚是抢眼，高高的青砖立面上布满爬山虎，门楼有柱有竹，旁边便是景云村，与校园仅青砖墙相隔，1号小院即潘天寿纪念馆，斜对着对面马路上的钱王祠。
院内有两栋青砖小楼，彼此由水池相连，墙上均有爬山虎，平添沧桑感，正对院门的二层小楼是当年的潘天寿故居，1981年辟为纪念馆并对外开放，侧面小楼是1991年扩建的陈列楼。
院内有草坪，还有各种花木，最抢眼的自然是草坪上那一方汉白玉石，立面似碑，上面却无字，顶部横断面如刀砍斧劈。
走入故居，正厅是当年的书房，也是画室，墙上有对联，那是潘天寿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赠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当年，青年潘天寿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师从李叔同，李叔同惊才绝艳，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无一不精，并融会贯通，对潘天寿影响极大，后来潘天寿教授弟子时，也不拘泥国画本身，而是提倡学生钻研诗词、书法和金石篆刻等，以底蕴作画。
在潘天寿四年级时，三十九岁的李叔同出家。值得一提的是，十余年后，已然成名的潘天寿一度对美术界的混乱失望，便找到李叔同希望跟随出家，李叔同则说出家也未必清静，打消其念头。
厅内还有经亨颐的对联，他是潘天寿就读浙江一师时的校长。临窗有一张大画桌，上有各种画具，包括端砚、毛笔等，想来应非当年之物，但阳光洒进窗内，光影斑驳，却让我相信旧时一定也是这般情境。还有一张红木转椅，书柜中俱是书画类著作。画室后便是卧室与起居室，陈设简单，旁边侧厅则陈列了潘天寿的画作和著作，也有大量照片、书信和绘画手稿等。
走进旁边的陈列楼，屋顶有阳光洒下，四面都是落地式展柜。尽管这小楼的外观与旁边故居的风格别无二致，也富旧时气息，可里面却完全是现代化展馆的模样，所展出的都是潘天寿的巨幅画作，如《雁荡山花图》《晴霞图》《梅月图》等。
这怕是国内最光鲜的文化名人故居之一，修葺一新不说，还贴合了故居主人的艺术气息。可当年住进这里的潘天寿远没这么光鲜，那是1957年，他就任浙江美术学院（即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搬入此宅。那时，文艺界已经历了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国画被归为封建残余，国画理论基本被完全否定，按文艺政策，画家不可再画花鸟山水等“封建士大夫的玩意儿”，而是要贴近工农兵，歌颂新社会，各大美术院校纷纷取消国画系，潘天寿自己也曾一度迷惘。
不过，他一向硬骨头，敢于直言，在此前的1955年，他就曾公开表示：“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新文艺，不能割断历史来培养和成长。”
他以为，这一次也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在他的努力下见到改变。
在二十多年前的1928年，潘天寿就来到了这所学校的前身——国立艺术院，那时，国画也曾被轻视。
当时，学校还不在南山路，而在孤山罗苑，也临西湖，放眼望去都是湖光山色，开学那天名流荟萃，有倡议创办此校的蔡元培，有首任校长林风眠。
很多年后，仍有人记得，当天大家都西装革履，唯一身着长衫的便是潘天寿。他爱穿长衫，凡上课和重要场合，他都着长衫出席。那年，他31岁，正值踌躇满志之时。
那时的国立艺术院名家云集，校长林风眠也是一代大师。他与潘天寿艺术理念有别，但办学上继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倒也给了潘天寿足够的空间。不过，当时国画的衰微确已严重，选修学生极少，亦不认真，磨个墨就耗去大半节课，课时也因此一缩再缩，大家都跑去学西画。
面对这种局面，潘天寿曾说中西画应该分为不同系科，他不排斥西画，但认为接受外来文化不意味着要消灭民族精神，又认为“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摹拟西人，毫无自己特点，就是一个洋奴隶……中国人从事中国画，如一意摹拟古人，无丝毫推陈出新，就是一个笨子孙”——他一向反对刻意模仿，当年他在上海美专任教时，结识大师吴昌硕，受影响极深，早期的恣意狂放之气渐淡，虽然用笔仍然遒劲大气，但画风渐转含蓄，意境更为悠远。其间，他也曾害怕一味模仿吴昌硕会失去自身风格，所以有段时间作画，凡似吴昌硕风格的便撕掉重画，终至兼收并蓄又不失个性，吴昌硕曾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离我最远，大器也。”
其实不仅作画，凡事都是如此，模仿固是一途，但能否成大器，不是看你模仿得有多像，而是看你跳开有多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潘天寿担任国立艺专（即此前的国立艺术院）校长，终可大展拳脚，他单独设立国画系，并分山石、花鸟和人物等三个专业。此举终于将国画教学纳入现代教育体系，功莫大焉。
可他没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这场国画衰微，远非他一己之力能挽回。他硬气，他也不识趣。经历思想改造和整风后，许多人都已噤若寒蝉，可他仍敢直言，就像他笔下的“潘公石”，大而厚重，极为硬气。也正因此，他成了“文革”时美院中吃苦头最多的人，无数次地批斗，无止境地打骂，甚至被拉到浙江各地“游斗”。他曾在游斗途中写下绝笔诗“莫嫌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不知道那一刻，他是否想到了恩师李叔同？李叔同对他的影响不仅在绘画本身，也在于性格，他曾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止止室”，何谓二止？“名”前止步，“利”前止步。
据说，他是曾后悔过的，他后悔的不是直言敢当，而是一生中未能摆脱“名”字——其实，他已足够淡泊，有些人的名气不是自己可藏得住的。
1971年9月5日凌晨，潘天寿黯然辞世，之前一天下午，美院派来两个人，宣布潘的定案结论，指控他为“反动学术权威”，属敌我矛盾，已奄奄一息的潘天寿仍有傲骨，他继续着那句在批斗中曾屡屡说过、并招来无数殴打的话：“去掉反动，我不反动。”
据说，几天后在殡仪馆与他告别的，除了家属，只有一位同事和一位老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七年后，1978年9月5日，潘天寿的追悼会在杭州举行，十分隆重，此时的他已被平反。
再后来，就有了我眼前这座改为纪念馆的故居。
只是谁也不知道，如果潘天寿不经此一劫，会有何等建树——国画家强调用笔圆熟，所以最高峰往往在晚年，潘天寿的后期作品便优于盛年时，可惜在炉火纯青之际戛然而止。他的作品也散佚极多，目前存世之作不过千幅。
有些事，过去了就无法回头，更无法挽救，就像他在“文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于我而言，有些故居相对乏味些，它们只承载了一位名人的童年，往后的风云流变、人生起落却往往与之无关。拜会它们，只是为了寻得故人的一丝人生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