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个八面玲珑，
夸了黛玉不说，
还借此来讨了贾母的好，
又向黛玉递话来
彰显贾母的牵挂，
也表明了自己的关爱。
……
本夜话题
魔鬼与天使的分界
——人物形象的刻画
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巴黎。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脸庞姣好，身姿婀娜，有着惊人的美丽。
狂欢节的晚上，她在一条僻静的街上突遭拦路劫持。幸亏国王的卫队长费比斯及时赶到，才把爱斯梅拉尔达从巴黎圣母院奇丑无比的撞钟人卡西莫多的手中救了下来。
原来，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在街头看见了卖艺的爱斯梅拉尔达，产生了邪念，遂指示卡西莫多夜间行劫。
撞钟人卡西莫多，因为抢劫爱斯梅拉尔达，被判鞭挞。在绞刑台上，爱斯梅拉尔达给干渴至极的撞钟人卡西莫多送上了甘霖一样的泉水。卡西莫多流出了眼泪。
爱斯梅拉尔达，爱上了救她的被称为“太阳神”的英俊的卫队长费比斯。趁爱斯梅拉尔达和卫队长幽会之际，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用匕首刺伤了卫队长，并诬陷爱斯梅拉尔达是女巫，嫁祸于她。于是，爱斯梅拉尔达，因被控是女巫及谋杀罪行，被判处死刑。
即将行刑之际，爱斯梅拉尔达被撞钟人卡西莫多从圣母院前的刑场上抢出来，藏在了圣母院教堂的顶楼上。撞钟人原来也暗中爱慕上了这位美丽的吉卜赛姑娘。
爱斯梅拉尔达所属的下层社会的乞丐和流浪者，前来攻打圣母院，以营救爱斯梅拉尔达。路易十一国王派遣卫队长费比斯带领骑兵队，前去镇压乞丐和流浪者人群。在激烈的混战之中，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把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连骗带抢弄到手，可耻地威逼爱斯梅拉尔达在死和他之间进行选择。爱斯梅拉尔达毅然拒绝副主教。
在副主教的引导下，国王的官兵来到了吉卜赛姑娘藏身的地方。爱斯梅拉尔达似乎听到了卫队长费比斯的声音。她并不知道卫队长早已忘记了她。她依然深爱着卫队长，她也以为卫队长仍然爱着自己。她于是高呼卫队长救救自己。就是这喊声，暴露了她自己的藏身之处。爱斯梅拉尔达不幸落到了国王官兵的手里。
可怜的吉卜赛姑娘将被绞死。就在行刑的那一刻，看到爱斯梅拉尔达套在了绞索里，撞钟人卡西莫多愤怒了，他把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推下圣母院的顶楼。副主教摔死了。在美丽的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被刽子手杀害之后，撞钟人卡西莫多也失踪了。
两年后，人们发现撞钟人卡西莫多的尸骨和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的尸骨紧紧拥抱在一起。当人们想要把他们分开时，他们的尸骨立刻化为了一堆灰烬。
以上，就是法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雨果在他的这部小说中，刻画了四个主要人物。
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内心纯洁善良，天真诚挚，容貌美丽动人，婀娜多姿。她是理想美的化身。
撞钟人卡西莫多，是个天生的畸形儿，形似怪物，长相奇丑无比。但他心地忠诚善良，对爱斯梅拉尔达充满了圣洁的爱。美与丑在他的身上既尖锐对立又和谐统一。
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心如蛇蝎，虚伪残暴，道貌岸然，阴森可怖。他是罪孽与邪恶的象征。
卫队长费比斯，外表威武英俊，被称为“太阳神”，但是，他轻薄放荡，寡情无义。他是个徒有其表的风流浪子冷血骑士。
雨果不但塑造了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这样的天使，和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这样的魔鬼，而且还塑造了撞钟人卡西莫多这样有着魔鬼面孔的天使，还有貌似天使实则有着魔鬼心肠的卫队长费比斯。
《巴黎圣母院》人物的类型化和极端化，是当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时尚及作者的美学追求在艺术创作上的体现，时势使然。作者在美与丑、善与恶的鲜明对比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同时也完成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登峰造极。然而，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人，却不是能够用美丑善恶去简单地加以区分的。魔鬼与天使的分界在哪里？单个的人，他既是个体的，又有社会性，因而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人，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或者，天使会有魔鬼的念头，魔鬼也会有天使的举动。没有纯粹的天使，也不存在绝对的魔鬼。美丑善恶，忠奸清浊，并不能够像贴标签一般，辨别得清清楚楚，判析得明明白白。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评论到《红楼梦》时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真正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也总是力图挖掘出人物身上的这种复杂性来。正是这种具有复杂性的人物，才是真正贴近现实生活本身并且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的人物。
首先，人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必然和社会环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的社会共性之所在。对人物的刻画，不能不表现这种共性因素。在文学作品中，刻画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无不带有这种共性色彩，也无不打下各种社会环境共性要素的烙印。
《红楼梦》中林黛玉，追求心心相印的爱情，但势单力薄，无力冲破封建秩序设定的樊篱，最后只能以悲剧终结。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如林黛玉一样的少女太多太多，今天则很少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姑娘，敢于展示个性风采，大胆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样的少女，现在比比皆是。但在林黛玉的时代则很难想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勤劳善良，但又愚昧迷信，在内心痛苦和精神煎熬中悲惨地离开人世。祥林嫂的时代，这样的妇女随处可见，现在则少之又少。《荷花淀》里的水生嫂们，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丈夫，最后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这又是令祥林嫂们不可思议的事了。
《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式的侠义豪勇，是英雄本色，但绝不能成为现代军人的风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小战士，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为了祖国和人民甘愿吃苦乐于牺牲的精神，是人民子弟兵的本色，这同样也不会成为鲁提辖们的集体追求。以上所列，是说“时代特色”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水浒传》中太尉高俅的奸诈凶狠，黑旋风李逵做不出来。
《白毛女》上黄世仁凶残狠毒的本性，与杨白劳这样的贫苦农民忠厚善良的禀赋水火不容。
《药》中渗透在康大叔骨子里的冷酷贪婪，在华老栓的身上很难找到。
《祝福》里的贺老六，也绝不会像鲁四老爷那么顽固维护封建礼教，那么虚伪和腐朽。
《红楼梦》里贾府的老祖宗史太君，她的养尊处优，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倚老卖老，在刘姥姥身上是找不到一些影子的。
以上所列，是说“阶级特征”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阿Q 正传》，阿Q 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自我夸张的“精神胜利法”，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只有在鲁迅这样深谙华夏民族精神疾患的中国思想家的笔下，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形象；也只有中国人，才能从这面镜子里，照出自己的灵魂。
《故都》《雪国》，那种弥漫于主人公心头的淡淡的感伤和凄艳的美丽，只有大和民族的川端康成才能做出如此细腻的描绘，也只有大和民族的文人，才会产生最强烈的共鸣。
《浮士德》中，浮士德博士凝聚了深刻哲理和浪漫诗意的人生历程，体现了富有哲学素养和诗剧传统的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唯歌德这样的德意志民族伟大的诗人兼哲人，才能把浮士德博士的灵魂裸露在诗歌的祭坛上。
《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那悲怆惨烈、崎岖坎坷的悲剧人生，几乎就是顿河地区哥萨克民族苦难历程的缩影。作为俄罗斯人的肖洛霍夫，如果不是生于顿河长于顿河，如果不是亲历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1922年间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中的动荡生活，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人物形象，绝不会那么丰富生动。
以上所列，是说“民族心理”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西游记》中，唐僧的坚忍持重，悟空的放达自由，八戒的浮薄庸利，沙僧的忠厚静穆，可以说是四种人，也可以说是面对人生的四种心态。他们面对艰难困苦所持的这不同的人生态度，超越了时代、阶级、地域甚至民族，深刻地关照了整个人类的深层心理，使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都有可体验性。
即使悟空和八戒的外在相貌怪诞到和任何时代、任何阶级、任何地域和任何民族都没有相似之处。
《堂吉诃德》中，那个西班牙的笨蛋“骑士”大战风车的“蠢事”，令人捧腹。但回头细想，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程中，没有过类似的笨蛋所演出的类似喜剧呢。
《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王子从简单的复仇意识到了必须担负重整乾坤的重任，但终因单枪匹马与邪恶势力较量，寡不敌众归于失败。这样的悲剧，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中人，都有可能重演。
《项链》中，玛蒂尔德不甘心命运的安排，积极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强烈的追求却招致了残酷的惩罚，最后只好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中作新一轮的抗争。这不是世间多少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吗？深入思索，这一形象所涵盖的哲理，甚至可以烛照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艰难历程。
以上所列，是说“人类共同意识”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一件成功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时代特色、阶级特征、民族心理，还是人类共同意识，人物形象身上总会打上这些要素的印记。往往是，各种要素交融聚合在一个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出来。形象涵盖这些要素的面越广，形象的意义和价值就越大。
但在人物的刻画上，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共性。否则，人物形象就容易出现雷同，出现类型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是一个人物形象有别于另一个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有相对独立性的个体。独特的个人遭遇和生活经历，对每个人性格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字作品，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就必须突出和强调人物的这种个性。唯其如此，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才更具有真实性，更具有生命力，也更具有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