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老又不服老的富翁过惯了有钱有势的体面生活，突然某天，一个更有钱的年轻富翁走到他的面前揍了他一顿不说，还勒索了他的所有钱财，使他过上了无钱无势的下等人生活，彼时的富翁此时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自卑？憎恨？嫉妒？不服气？羡慕？还是阿Q式自慰：“我过去也是很有钱的！”抑或全有？不论怎么说，他肯定有着复杂的创伤心理。
作为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奥斯曼帝国、中国以及伊朗等一大批曾在历史上建立过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统一体的古老民族，在遭遇了“千年变局”之后，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仰人鼻息和屈辱落后等一连串弱势待遇随之而来，这些民族的思维细胞——知识分子又该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会不会与这位富翁有着同样或相似的心理状态？
当西方文明首次全方位地向这些古老民族展示其先进性时，使用的手段却是非先进的。这个事实一开始便给这些落后民族及其知识分子造成了既深且远的影响。面对既文明又“不文明”的西方世界，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在俄国出现了西化派、斯拉夫派和欧亚派，在印度出现了西化派、东方主义派，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当然也有完全西化派，在中国出现过西体中用派、国粹派、全盘西化派，还有后来的新儒家。而伊朗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对外战败，对于西方态度同样也出现过西化派、维拉亚提派和折中的伊斯兰改革派。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情形也大抵如此。
虽说历史上文明交往从未中断，文化科技相互吸收源远流长，但在“千年变局”出现之前，这些古老民族的思想史嬗变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坚船利炮”打破的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统性、经济上的自立性，同时被打破的还有思想上的一元性。
从知识分子个体角度微观地加以考察，“千年变局”给他们内心世界带来的迷茫、彷徨、激愤、苦闷、矛盾、抗争、突围、冲动常常是怵目惊心的。康有为在南海西樵山白云洞，“亦歌亦哭”无所归依，“俯读仰思”上下求索，其精神危机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屡试不第”所致。沙里亚蒂在马什哈德大学求学期间，彻夜通读，至黎明乃蜷缩在阳台上，面对伊玛目礼萨清真寺金色圆顶映衬的晨曦怅然垂泪，其内心苦闷，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性格上的“多愁善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瞿秋白、李泽厚等。
“理解”有两种，一种是“认知式”理解，一种是“同情式”理解。坦率地说，我对沙里亚蒂的作品及其思想的理解是“同情式理解”，这种做法在某些人看来显然有悖于历史学的学科特点，但人文社会科学中，谁又能做到真正的“价值无涉”、“态度中立”，达到“零度写作”这种程度？记得有位思想家说过，学术研究中，从选题、行文、论述乃至结论都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特别是研究者的早年经历有关。我研究“沙里亚蒂”也是这样。我与我的研究对象同进同退，同喜同悲。
我非常幸运地有机会师从钱乘旦教授，他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史专家、中国“现代化研究”奠基者之一。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我就读过新启蒙读物《未来丛书》中他的两本有名的小册子《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不过，那个时候，我根据两书老练和通达的文笔，推测作者一定是一个老头子。直到17年后的2005年南京大学博士复试，第一次见到钱老师时，才知道他仍然不能算是老头子，虽然他智慧的脑袋已局部呈现“老头子”迹象。尤其令我敬佩的是，他与我的研究对象沙里亚蒂一样，也是一位有着社会关怀的专业化知识分子。自从冷冰冰的学术语言包装下的“现代化理论”被引进中国学术界的第一天起，就有明确而痛切的社会现实背景，便是明证。后来充“国师”，论“崛起”，谈“制度创新”，等等，都是以专业介入社会的表现。按照我的大学老师许有为老先生的分类，教授大致可分两类，一种是“经师”，一种是“道师”，“经师”以传播学问和知识见长，“饱学教授”之为，而“道师”则以彪炳道德和品格立身，“精神领袖”之为。钱老师兼而有之。我是打着“现代化比较研究”旗号，以一个“插队者”角色“插”进了他的学生团队中，因为，他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研究英国或与英国有关的问题，只有我一人的选题与英国无关，与“现代化”关系好像也不是很大。所幸者，钱老师不仅未骂我，甚至还以“好好打好基础，将来做个伊朗史专家也挺好”相勉励。这句话或许钱老师自己也不一定记得了，可是，我却引之为精神动力，援之为目标。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经常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
论文写作自始至终得到了钱老师的悉心指导，从立意到行文，再从观点到思路，甚至连错别字也改出来了。5月25日，我收到钱老师的短信息：“错别字、病句太多，你再改一遍。下次通电话时我和你一页一页对！”惭愧之意和感激之情不胜言表。同时，在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其他多位师长的鼓励和帮助，西北大学王铁铮教授、黄民兴教授、韩志斌博士，云南大学肖宪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姜桂石教授、王泰教授，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西南大学冀开运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宇洁研究员等，都对我鼓励有加，其中还有人直接与我讨论过沙里亚蒂的思想。在此对这些师长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西北大学中东所资料室冯淑珍老师以及博士生谢立忱同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廷智博士、东语系李红艳博士，在美国亦商亦学亦“其他”的大学同学郑存柱博士等人的热情帮助，尤其是杨廷智、李鹏涛两位学弟，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帮忙，令人感动。没有他们的帮助，论文写作不可能顺利。
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蔡洪霞，她不但包揽一切家务，而且还全部承担了看管顽皮小儿的责任，让我在斗室中找到了写作必需的宁静。否则，儿子的“骚扰”会让我一事无成。
2007年农历腊月，正值论文紧张写作期间，我的母亲因雪寒病重不治，于大年三十凌晨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恰值论文定稿之际，中国又遭遇了罕见的特大地震。谨以此文纪念毕生含辛茹苦的亡母，也以此文纪念四川大地震中受难的所有平民同胞。
苏东坡差不多在1000年前就用自己的诗作表达20世纪人们普遍感觉到的荒诞感和后现代的碎片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原指望偏安于西南一隅，好好做一些专门研究，然而，何曾预料到这般荒诞之事？好在我的兄弟杨廷智倒是显得十分理解，有诗为证：五载艰辛硕博路，却落荒蛮漂蓬途。男儿不惑昔日志，锋芒不掩又如何？
现如今，来到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山西临汾，前后又过了四年多时间。期间围绕博士论文中若干问题，又发表了几篇论文，虽然这些论文写作还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另外，虽然在此期间配合课题申报，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领域有些拓宽，但对本人十分敬仰的伊朗知识分子、思想家阿里·沙里亚蒂研究一直不忍心完全放弃，因为我的研究对象在那个外表华丽光彩、实则血腥残暴的巴列维时代，他的无助、抗争、徘徊、伤感，甚至可爱的嗜好都曾深深地打动我。2011年12月，在伊朗访学期间，我又深切地感受到我的研究对象在伊朗知识青年中的影响力。尽管博士论文完成已经四年多时间，而且直到眼下，也没有能将四年来的国内外关于沙里亚蒂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糅合到我的论文以供出版，但这种缺憾今后还会得到弥补的，并诚恳希望读者诸君原谅。
承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侯赛因·贾里万德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这是对本书的认可，也是对本人的鼓励。本书出版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何志明副社长、责任编辑杨海军的热情鼓励、帮助，没有出版社同人付出的巨大劳动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此外，山西师范大学科技处以及历史学院相关领导也鼎力支持和资助本书的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缺漏、不足之处，请不吝批评指教。
王泽壮
2008年5月26日安徽肥东纺织厂宿舍
2008年7月3日改于南京大学南园
2008年10月31日再改于云南大学宿舍
2012年10月16日定稿于山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