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一些思考
樊锦诗
樊锦诗，女，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敦煌工作。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论著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合著）、《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合著）、《敦煌壁画与玄奘译经》、《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等。
从20世纪初发轫至今，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过去一百年间，敦煌学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同时，学术界也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敦煌学在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那么21世纪又将如何发展呢？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石窟群）研究是敦煌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下面仅谈几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首先，加强敦煌石窟记录性考古报告的基础工作。20世纪敦煌研究院已出版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做了所有洞窟的分窟档案，还出版了不少图录，发表了不少洞窟的资料。但它们或是过于简略，或是较为零散，都是片断式的材料，没有一个正规的洞窟记录报告，无法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来敦煌莫高窟实习，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举办了七场讲座，这就是今天文物界广为人知的《敦煌七讲》。宿先生在《敦煌七讲》中首次全面讲述了他建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包括如何以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石窟正规记录，还到洞窟中指导学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记录洞窟。学术界一直希望我们将宿白先生开创的以考古学方法进行石窟记录工作进行下去，能有计划、有体系地刊布敦煌石窟的分窟记录性考古报告。但由于工作量大、牵涉面广，缺乏专门的团队，所以这项工作多年来进展迟缓，直到近几年才得以创造条件，组织力量，加大力度，继续进行记录性考古报告工作。宿白先生在《敦煌七讲》中指出：“为了文物保护、科学保管以及科学研究，都要进行正规的记录。”宿白先生所说的正规记录，就是用考古学方法来全面记录石窟，即通过测绘、照相、文字全面、客观、科学地记录石窟。
具体来说，就是要实测洞窟与洞窟之间连续平面、立面图，分窟的平面图，纵、横剖面图，各壁的立面、壁画原画和后画的实测图，窟顶的实测仰视图，塑像原塑和后塑的正视、侧视实测图，窟前木结构图和遗址实测图，轴测投影图；要将洞窟结构、壁画和彩塑各个部位的尺寸全面登记；对洞窟与洞窟的关系，洞窟的外立面，洞窟结构、各壁立面、壁画、彩塑、窟顶、窟前木结构和遗址全面照相记录；对上述测绘和照相所记录的各个部分以及眼睛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做出全面、翔实、客观的文字记录；在实测、登记、照相、文字等客观记录的基础上，对记录内容进行小结，对洞窟与洞窟之间的关系，洞窟的原修与重修，坍塌情况，壁画和彩塑的原修、重修及保存状况进行小结，对洞窟、壁画和彩塑的原修与重修年代进行小结。只有切实地做好石窟全面记录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永远保存并为学术研究提供全面、准确、科学的信息，甚至石窟毁坏，也能够根据记录进行复原。我们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基本完成了第一卷早期石窟的记录性考古报告，并着手开始第二卷记录性考古报告的各项工作。敦煌石窟记录性考古报告工作是敦煌石窟研究中一项基本的、重要的、长期的任务，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为此，敦煌研究院制订了规划，严格遵照宿白先生构建的石窟寺记录性考古报告的体系为指导，将这项工作当作敦煌研究院的“世纪工程”持续地、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其次，进一步加深敦煌佛教主题内容研究的力度和深度。石窟艺术从本质上讲是以佛教为主题的艺术，石窟艺术从建筑到窟内壁画和塑像都是具体的佛教义理、佛教思想的载体和反映，都是为弘扬佛教教义和开展佛教活动服务的。敦煌石窟经过公元4—14世纪长达千年延续不断的营建，保存了近800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近50000平方米壁画，其内容、题材极其丰富，大多与佛教有关。如宣扬释迦牟尼前生今世事迹的故事画，反映佛教东传历史的佛教史迹画，反映高僧灵异事迹的故事画，描绘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的尊像画以及根据佛经内容绘制的经变画。单就经变画而言，在敦煌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纸画、绢画中，多达30余种、1300余幅。
这些经变画依据的佛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广、时间最久的佛教经典，主要有《弥勒经》类、《法华经》类、《维摩经》类、《涅槃经》类等。这些经变画不仅内容丰富繁多，而且表现形式和思想背景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某一主题的经变画而言，从纵向来看，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呈现出一些变化。如弥勒净土变，在早期只是简单的弥勒菩萨说法图，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上生经变、下生经变、弥勒上生—下生相结合的画面。
同样，西方净土变在早期只是单幅的无量寿佛说法图，到了唐代则出现大量的场面宏大、富丽堂皇的大幅净土变。净土变根据所依据的经典，又可分为阿弥陀经变、无量寿经变和观无量寿经变三种，而且出现“九品往生”的画面。从横向来看，在一个洞窟内，既有弥勒净土变，又有西方净土变、药师净土变、法华经变等等，甚至多达十多铺经变。艺术形式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固然与艺术形式有关，但更重要的则与中国佛教思想和佛教宗派发展的历史有关。敦煌石窟的营建历史，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佛教思想、佛教宗派大多都能在经变画面反映出来。如敦煌石窟净土变的传承与变化也正反映了中国净土宗从端倪到最终形成的历史，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后西方净土信仰在中国民间的兴盛与流行的历史。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敦煌石窟研究中，经过国内外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敦煌石窟中绝大部分壁画的佛教题材已经得到解读，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脉络也已基本理出。但坦诚地讲，我们仅仅只是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为什么”的问题，即这些石窟内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如何探索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艺术表象下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将是未来敦煌石窟研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除了各个方面的学术积累外，我认为特别要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有所创新，要突破以往就石窟而石窟、就图像而图像、就佛教而佛教的单一研究思路和格局，综合利用思想史的、哲学史的、艺术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专题研究入手，分门别类对反映某一佛教思想宗派或依据某一部佛经绘制的壁画内容进行纵向的深入研究；同时，在横向上注意它与同一个洞窟中其他内容之间，及其反映的思想与同时期其他宗派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研究，既有个案的深入研究，又有横向的综合研究，力争在石窟所反映的佛教史和佛教思想研究方面创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开展与敦煌石窟相关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从敦煌石窟现存4—14世纪的洞窟建筑、壁画和彩塑艺术，可以看到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艺术和秣菟罗艺术的影响，笈多王朝时期笈多艺术的影响，以及晚期波罗王朝艺术的影响；既可以从梵天、帝释天、毗那夜迦等佛教护法诸天形象上看到印度佛教艺术的直接影响，又可从日天、月天、摩醯首罗天等形象及其变化上，溯源至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影响，以及探讨上述艺术元素是如何经西域粟特地区、龟兹地区影响了敦煌。我们还可从壁画更多的艺术形象中感受到强烈的西亚、波斯艺术的影响，如十六国、北朝菩萨装饰上的三珠宝冠，隋代的联珠纹图案，隋唐时期的玻璃器皿等等。而壁画中丰富的乐舞场面，则使我们对史书中提到的隋唐长安盛行一时的西域“胡腾舞”、“柘枝舞”、“胡旋舞”的美妙舞姿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此外，数量最多的净土变中规模宏大的乐队中出现的羯鼓、胡笛、箜篌、琵琶等西域乐器，以及建筑、服饰、杂技、体育等等，都形象地展示着历史上西域及周边吐蕃、回鹘、西夏以及蒙古等多民族文化、艺术对敦煌的影响。这些丰富的历史形象充分说明，敦煌石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少有的中外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宝库。季羡林先生把敦煌定位于集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四大文明体系的汇流之地，无疑是十分精辟的。有一千年历史的敦煌石窟缤纷多彩的壁画内容和藏经洞出土的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丰富的文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开展的多项佛教、艺术、社会专题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敦煌石窟中外文化和多民族交流的问题，虽已多有研究，但还远未深入。21世纪要以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和已开展的多项专题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宽壁画专题研究领域，分别从各个专题及各种艺术形象中挖掘中外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信息，并置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去探索和研究，最终汇成一部各种文化相互对话和交流的历史，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丝绸之路曾经有过的各种文明交融的精彩历史。
诚然，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要达到这一目标，要扩大视野，走出敦煌，走出国门，加大对印度、中亚和西亚宗教艺术和文化的考察研究的力度和深度，注重敦煌石窟与印度、中亚和西亚宗教艺术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入探索印度、中亚和西亚石窟的异同与影响，挖掘各种文明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的历史信息，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微观的艺术元素两方面，尽可能还原古代四大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历史。
最后一点，既是研究视角，也是研究方法，这就是要切实加强敦煌石窟研究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研究之间的联系，力求以石窟造像结合文献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以便深入探讨当时石窟营造、造像的宗教和历史背景，全面认识敦煌石窟的宗教历史文化功能。关于敦煌石窟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的结合，学术界多年来一直呼吁，而且一些学者在实际研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总体上似乎仍是“两张皮”、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我们知道，藏经洞出土文献中的5万多件文献中90％以上都与宗教有关，特别与佛教思想、信仰和仪轨有关。已经有学者充分关注并利用这些宗教文献来研究敦煌地区的佛教，并由此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及其历史。
当然，“术业有专攻”，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把佛教文献的研究与通过解读石窟图像来研究佛教信仰及思想的学者联合起来，把两个方向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我相信无论对敦煌石窟研究还是对敦煌文献研究来讲，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