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亮
颜廷亮，男，1938年12月生，陕西华县人。1960年8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70年冬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1980年冬调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曾任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敦煌文学研究室主任，现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兼该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甘肃敦煌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论著有《敦煌文学》（主编）、《敦煌文学概论》（主编）、《敦煌文学概说》、《敦煌文化》、《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等。
敦煌文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百年间，有过曲折，但总的说来，成果累累，成绩辉煌。概而言之，主要的成绩是：基本摸清了敦煌文学的家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作品校刊整理；理论探索取得显著成绩。在敦煌学研究的诸多分支学科中，是走在前列的。然而，敦煌文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那么，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我以为，首先是必须加强理论层次的研究。还在数年前，我就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敦煌学研究应当在继续进行微观的、具体事象的研究的同时，把加强理论层次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之后的好几年中，我又先后在好几个场合强调过这一点。一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几个场合，就此进行呼吁。我之所以如此，实在是感到敦煌学研究如要深入发展，如果没有理论层次的研究，将会十分困难，而这种研究时至今日仍然是很不够的。就敦煌文学研究而言，也是如此。
应当说，对敦煌文学的理论层次的研究，以前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并有一定的成绩。然而，应当承认，敦煌文学研究界对这种研究的重视是不够的。在有些研究者那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偏见，即认为只有进行微观的、具体事象的研究，特别是敦煌文学作品的校勘整理以及作者和作品创作或传抄时代的考证之类，才算是研究，才有价值，而进行理论层次的研究，算不上什么研究，或至少算不上什么有价值的研究。大约与此有关吧，敦煌文学研究中理论层次的研究方面，成绩也还相当有限，许多理论层次上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而这种情形实际上影响着对敦煌文学的整体把握。如何对敦煌文学进行分类，就是一例。当年，《敦煌愿文集》出版之后，就曾有过一个究竟什么是愿文的问题，引起敦煌文学研究界的议论，但还没有牵涉到整个敦煌文学的分类问题，这里不必多说什么。这里，我仅想从《全敦煌诗》说起。
《全敦煌诗》无疑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我曾就该书写过一篇评论，发表于《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题目是《〈全敦煌诗〉的重大贡献及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篇评论中，我讲了《全敦煌诗》的重大贡献，主要是：《全敦煌诗》既是一部把可以归入敦煌诗歌的诸多体类的作品都加以收录的著作，又是一部把全部敦煌诗歌作品基本上搜罗无遗的著作，至少在敦煌诗歌整理方面，是目前所见收录最为齐全、规模也最大的，完全可以视为足本，大凡应收和可收的大致均能从中看到；《全敦煌诗》既是全录的足本，又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大大地缩小了这方面还存在的差距；《全敦煌诗》所收诗歌作者小传的撰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其中对众多原本已知或经考而知之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简明扼要的考述，应当说是迄今最为齐全、因而也就是令人可喜之至的。在讲其重大贡献的同时，我又指出，《全敦煌诗》确实还存在着若干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是，《全敦煌诗》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将敦煌遗书中存有写卷的《诗经》、若干中原类书（如《类林》、《事森》、《语对》、《励忠节钞》等）之类写卷中的诗作、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流行颇为兴盛的邈真赞、儿郎伟式作品等均收入书中是否合适的问题。这里，我不想对此多说什么，我只想说，《全敦煌诗》所收，似乎过于宽泛了些，而这就不仅如同我在文章中所说的“是一个牵涉到究竟什么是敦煌诗的大问题”，而且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更进一步的理论层次上的问题，即敦煌文学的分类问题，即不仅是《全敦煌诗》的编著者，而且是整个敦煌文学研究界都还未能从理论层次上真正解决的敦煌文学分类问题。
其实，敦煌文学的分类问题，仅是敦煌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层次上的问题之一。有关敦煌文学各个类别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且不说起，但就整个敦煌文学而言，对诸如敦煌遗书（以及传统文献等）中的那些文字可以算做文学作品（或准文学作品）、敦煌文学的内部构成、敦煌文学中敦煌本地作品和外来作品的主次、敦煌文学中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的关系和主次、敦煌文学的灵魂、敦煌文学的艺术风貌、敦煌文学和中原腹地文学的关系、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以及敦煌地区周边民族文学的关系、敦煌文学的价值、敦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等等，迄今仍然认识得很不充分，很不深入。
就连什么是敦煌文学这个敦煌文学研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迄今为止，实际上也还未能真正解决。我自己多年来曾就这个问题反复思考，先后多次对“敦煌文学”这个概念进行过界定，而且自以为每一次新的界定都较前一次多少有所进步。但是，我对和另一位同志合编的、出版于2000年的《西陲文学遗珍》中所作的界定，仍然觉得未必完全妥当。所以，在其后进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这个课题的研究的时候，对这个界定重新进行了思考，并在作为该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的《敦煌文学千年史》书稿中再次进行了界定，认为：“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主要保存并主要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文学作品。”然而，我自己对此，仍然不十分自信。究竟什么是敦煌文学，我以为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总之，对敦煌文学的理论层次的研究，现在是应当加强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微观的、具体事象的研究不必再进行。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虽然百年来成绩斐然，而任务仍然很重，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重要，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我只是说，时至今日，再也不能让理论层次的研究不够的状况继续下去、更不能忽视乃至排斥理论层次的研究了，我们应当有一个既有实例性研究，又有更高的理论层次研究的敦煌文学研究。
其次是必须把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做到既有论，又有史。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学现象，敦煌文学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即敦煌地区的一秦四凉（即前秦和前凉、后凉、北凉、西凉）时期开始，到元末明初终结，前后延续了大约一千来年。在笔者看来，在这一千来年间，敦煌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发展、繁荣到消亡的发展过程。然而，对这个千年过程进行研究，迄今仍是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敦煌文学研究始自上世纪初，迄今已有百年历程。一百年间，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最初二十年间的—批敦煌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蒋斧、刘师培等，在敦煌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之功，很有贡献。然而受到当时所见敦煌遗书极少、所见敦煌遗书中的文学写卷更少等条件的限制，他们还未提出“敦煌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当然也不可能进行包括对敦煌文学千年历程研究在内的敦煌文学总体研究。此后的20年代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近三十年间，一些专家学者如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等，前往国外觅读敦煌遗书并在进行抄录、刊布的同时进行研究，把敦煌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一方面他们所见敦煌遗书中的文学写卷仍然不很多，另一方面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基本上创作或流传于唐末五代宋初的俗文学方面，因而他们也未提出“敦煌文学”这样一个概念，而是用“敦煌俗文学”这个既未涵盖非俗文学作品、又基本上是指唐末五代宋初即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俗文学之作的概念总称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
再加上还必须首先进行所见敦煌文学写卷的校勘整理等最为基础的工作，因而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人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敦煌文学，而实际上还是不可能对包括其历时性研究在内的敦煌文学进行总体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间，敦煌文学研究的主客观条件均大大改善，诸如向达、王重民、周绍良、任二北、程毅中等许多专家学者在敦煌文学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研究者所能见到的敦煌遗书中的文学写卷及其注意力依然与前此大致相同；“敦煌文学”这样一个概念虽已有专家学者提出，然而提出者本身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其实与对“敦煌俗文学”的理解差不多，敦煌文学研究界也未普遍采用这个概念。
再加上前此所进行的敦煌文学写卷校勘整理等最基础的工作也依然是首要进行的课题，因而虽然也有专家学者力求从总体上把握敦煌文学，而实际上对包括其历时性研究在内的敦煌文学总体研究依然阙如。至于十年动乱期间的情况，更是无须多说。总之，在敦煌文学研究历史开始之后的近八十年间，对敦煌文学千年发展过程的研究基本上无人进行。国内如此，国外更是如此。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敦煌文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特别是“敦煌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广被接受以及对“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发生了从褊狭理解到全面理解的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刍议》、由笔者主持编写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等专著从总体上认识和论述被重新界定了概念的敦煌文学的著述的出现，标志着敦煌文学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由于受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敦煌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缺少对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即对敦煌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当然，在诸如《敦煌文学概论》、笔者本人撰著的《敦煌文化》和《西陲文学遗珍》等专著中，均有专门文字论述敦煌文学的发展过程；笔者本人还曾发表题为《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专门论文。
在《敦煌文学概论》的第四章第一节《敦煌文学的历史演变》中，该章的执笔人李正宇先生首次从历时性角度对敦煌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论述，很有贡献。然而，遗憾的是所论述者仅仅限于唐、五代、宋初。后来，在《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以及《敦煌文化》一书中，笔者论述了敦煌文学从酝酿、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千年历程。然而，不仅论述甚为简括，而且现在看来还存在着若干并不一定确当的论述。
总之，数量既少得可怜，论述也甚欠周详，某些论述现在看来也还值得进一步斟酌和纠正。因而，完全可以认为，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实际上还是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缺项，亟须加以填补，开创敦煌学研究既有论、又有史的新局面，使之上升到既有共时性研究，又有历时性研究的新阶段。
正是有鉴于此，我这才把“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这个课题提了出来，希望够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敦煌文学通史性的专著。然而，敦煌文学千年历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难度甚大，绝非一人一时能够搞好，而是需要许多专家学者长时间进行研究的。我个人是想写出一部《敦煌文学千年史》并已经写出了书稿的。然而，这部书稿未必谈得上成功；即使最终还算可以，那也不过是在敦煌文学研究中提供了一个“一家之言”而已，其中存在的问题必定多多。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共同填补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这一重要缺项。
最后是必须加强敦煌文学基础性研究中的弱项研究。这里，我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敦煌文学是以中原传统的文学为主体的多元文学。所谓多元，指的是除了主体文学成分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乃至国外的文学成分，这些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文学成分在敦煌文学研究中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
然而，百年来，敦煌文学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敦煌文学中的主体文学研究。对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文学成分，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成分，大约同其所用文字为敦煌文学研究界绝大多数同志所不熟悉有关吧，长时期中可以说并未怎么研究过。只是到了近多年，才有王尧、陈践、黄文焕、史金波、杨富学、牛汝极、杨铭等专家学者进行作品挖掘、整理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处于初始阶段。我在进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时，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我自己不懂当年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字，不能直接阅读当时敦煌地区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亟须借鉴有关研究成果，而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实在不多。所以，我希望有条件的专家学者能够多多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想，敦煌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们也会有同感同愿。我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敦煌文学，将是功德无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