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肉分离，“下半身写作”独领风骚
沈浩波与“下半身诗歌”
关于沈浩波
沈浩波，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读大学期间，已是备受关注的先锋派诗人。22岁时，曾以一篇《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引起了诗坛的关注。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引发1999年中国先锋诗界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大论争的重要导火索。后成为“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7月发起创办《下半身》同人诗刊，并发表了“下半身美学”的起点和标志性文章《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在文中高调发表“下半身”诗歌的诗艺主张，宣称“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该文在国内文化界引起了地震般的反响，彻底改变了中国先锋诗歌的走向。在对“下半身”诗歌理论的践行中，沈浩波创作了大量与肉身相关的颇受质疑的情色诗歌，被中国诗歌界称为“心藏大恶”的诗人，“流氓诗人”。有代表诗集《心藏大恶》《一把好乳》等。沈浩波曾获得2000年《作家》杂志年度诗歌奖。2006年沈浩波与“80后”作家韩寒网上开战，韩寒骂其为“流氓诗人”，沈浩波则大骂韩寒：“他就是装处男！”沈浩波除了因“下半身”诗歌名噪一时，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出版商人，对图书策划包装充满想象力。2007年创建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总策划、联合总裁、总裁。“青春文学”春树的《北京娃娃》、孙睿的《草样年华》、李傻傻的《红×》，“奇幻武侠”小说《诛仙》，盗墓文学《盗墓笔记》，通俗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等都是沈浩波的出版杰作。一半是文人，一半是商人的沈浩波直言：“文化，商道，一个都不能少”。面对沈浩波，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称谓：诗人？批评家？文化战士？出版商人？才子？
关于“下半身诗歌”
2000年7月，中国诗坛爆发了一件震惊诗界的“大事”：诗歌民刊《下半身》丛刊创刊。虽然中国新千年文坛的“开场白”的关键词就是“身体”（在2000年这一年，“身体写作”风行一时，各种关于身体的书籍出版），但是这个同人诗歌刊物打出的名称及其“宣言”在其叛逆性方面远远超过了与身体写作相关的所谓“私人化写作”“美女作家写作”乃至于名噪一时的木子美。“忽然”涌冒出的这一股以“下半身”为首的肉体诗写作潮流，一时间成了网络媒体的热门货。“它以异端的姿态、极端的理论主张、惊世骇俗的作品创作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沈浩波、朵渔、南人、尹丽川、李红旗、巫昂、盛兴、李师江、朱剑等一批诗人‘横空出世’‘一夜成名’”。这些自称“最先锋”的诗人群理直气壮地宣布：“下半身写作”就是要清除诗歌写作中包括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等一切上半身因素；“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是身体本身与知识和文化进行的对决。沈浩波在为该刊写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声言“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沈浩波的“这篇张扬凌厉的‘宣言’凸显了一种特异的自我形象，颇具‘革命’意味。另一位诗人朵渔则如此解释‘下半身’：‘下半身写作，首先要取消被知识、律令、传统等异化了的上半身的管制，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肉身写作，而非文化写作，是一种摒弃了诗意、学识、传统的无遮拦的本质表达，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从以上“下半身”写作的理论主张可以看出，“‘下半身’写作首先是作为一种对于‘文化化’了的‘上半身’的反抗存在的。”“它针对着知识分子写作，即下半身反对上半身。由此产生了很多消解性的写作，调侃反讽等。另一方面主张从身体出发，写真实的感受，肉感，由此可能看到大量的性主题。”“性是‘下半身’诗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其诗歌最为引发争议和为人诟病的部分。对性爱心理、性交过程、潜意识层面的性心理的书写构成了许多诗作的主要内容。”沈浩波的《掏出来的勇气》《一把好乳》，南人的《压死在床上》《伟哥准入中国市场》，轩辕轼轲的《我与人群的暧昧关系》，尹丽川的《奸情败露》《为什么不舒服一些》，以及满眼性标题的《为什么把我弄醒》《干和搞》《性生活专家马晓年与特邀主持人孙岩》《把爱做干》等。“在这种题旨挥发下，自然聚集了牛逼、操、干、搞、弄、鸟人、洞、玩具鸡之类的语汇，继而让人联想躯体或直抵那些遮隐部位、羞涩器官及其专有名词：原欲、冲动、力比多、荷尔蒙、内分泌、肾上腺素、情色、造爱、手淫”等等。“极度敏感的诗人以风气之先的艺术敏感，从人的私密处的亮相揭开了一切伪诗歌与假抒情的面罩。”这就造就了沈浩波等人“鲜活的诗歌品质，让沉静了多时的诗歌，拓展了崭新的表现领域——中国诗歌从‘禁欲’转向了狂欢化的‘纵欲’，人性的放纵成为‘下半身’诗歌的文本风貌”。在总共两期的《下半身》诗歌刊物中，确如朵渔所说，“‘下半身’的‘成功’之处是对‘身体’的强调，其最大的‘卖点’是‘性’”。“下半身”诗歌对于性的津津乐道一方面是一种无遮掩的、本真的抒发与认同，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反抗”和“吸引眼球”的手段。虽然其中有的确实体现了活力、祛魅、真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有的作品为性而性，近乎黄段子，不堪入目，丑陋、肮脏、毫无意味；有的甚至有突破道德与人伦底线之嫌，这些都很难称得上是艺术作品。
关于评价
“‘下半身’诗歌在2000年的‘横空出世’引起了我们时代极大的震动和道德恐慌，虽然支持者也有之，但招致更多的是压倒性的排斥、批判和挞伐。”《下半身》集束推出的“下半身”诗人那些“大逆不道”的诗歌，其大胆赤裸的情色描写引起了相当的社会争议。其中，火力集中的是对“下半身”诗歌性话语的泛滥和恶意挑战伦理道德底线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伐。
“‘下半身写作’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猎奇心理，在有的诗作中大肆渲染赤裸裸的色情、性变态、性乱交等令人恶心的细节，极大地违背了诗艺的原则。”
有良知的文人怎能只追求快意的宣泄，而忽略了沉沦的思想在无辜的人们心中种下恶果？多元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宽容也不等于丧失底线。在人与人构成的社会生活中，一些共同的价值取向怎容扭曲？
“但须警戒，如果在感性联播中，过度推崇动物性、神化肉体、灭绝文化，摒弃必要的‘思’与智，即摒弃必要的精神元素，无视肉身化诗意创造，止于肉体感官优游，最终还是会夭折的。”
不经节制的肉身化有可能最终陷入“红灯区”，因为泛滥中的快感，总是性展览和脱衣舞演出厅的门票；而放弃必要的伦理量度，将使诗歌失去应有的尊严而流为恶俗小调。像《我们为什么要追逐少女》：“是因为她们的乳房/即将流奶/我们坚决要去吮吸/一口接一口饱满的虚无和腥热/我们最能得到女孩生烟的双目/痒/下体茁长的体毛”。这样的诗句怎不让人感到恶心和反感。
“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将太过肮脏的语言投向大众，将泛滥而赤裸裸的性快感刺激大众，必将产生另一种副作用，使一些阅读者片面地将社会与人心看得一片黑暗，忘记了光明与希望仍是社会和人心中的主导信念。如果肉体写作毫不顾忌地放任那些粗鄙、下流、肮脏的语言所指对于社会意义与人生感受的伤害，这样的写作就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下半身”诗歌写作中的“反道德化”趋向，有诗评家语重心长地说：“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也应该‘非道德化’，但是犯不着死认准了‘反道德’为写作的土皋。诗歌没有禁区，故不要将道德视为新的禁区。如果一个诗人始终持‘反道德’立场，那他就摆脱不了对道德的寄生或倚赖，往好里说这是画地为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我批评的目的是要提醒在诗歌写作中，不要在粉碎旧的教条主义、独断论之后，代之以新的教条主义、独断论。”
有诗歌论者指出下半身反对上半身的理论主张与其书写策略之中的悖论所在：肉体、身体本身并不能真正、完全地脱离所谓“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恰相反，肉体本身便是“传统、文化、知识”的产物，诗歌本身便是文化的产物，如何可能彻底的“反文化”、站到“文化的反面”？甚至，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成果，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反文化反到最后，岂不是自身也在打倒之列？
从“下半身”诗作中最为震撼人心、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下半身’诗歌理论与其创作之间的不对称、不平衡现象：他们最优秀的诗歌恰恰疏离、背离了其宣言，而体现其宣言主张的反而是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低劣之作甚至赝品。这种现象不能不说与‘下半身’诗歌理论宣言上的先天不足有关，它自身构成了对自身的颠覆和反讽。”
陶东风教授认为“‘下半身’写作实际上是诗歌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一种策略与工具。‘下半身’被它的倡导者赋予了相当重要的争夺话语霸权的使命，把反文化的身体当做争夺话语权的工具，没有了公共领域的文化革命意义，本质上是小圈子内的宗派之争。这种文化误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发起者人为的市场炒作与作秀，也表现出中国文化在处理身体、欲望方面存在的问题。今天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的‘下半身’崇拜，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极左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不正常的身体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颠倒的、恶性的表现。”
“下半身”写作的贴肉状态靠近了人生存的原始状态，打破了某些禁忌，但他们突出的个性宣言、创造的诗歌肉体乌托邦，在很多时候，都对身体美学进行了粗鲁的简化，到最后，身体被简化成性和欲望的代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和欲望的宣泄渠道。身体不仅是肉体，它更有灵魂、伦理和尊严，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专注于“生理性的自我”，会给人一个错觉：许多诗人，都在使用同一具肉体化的身体。“下半身”对所反抗的秩序和目标的攻击是猛烈、明确的，但对所欲建构的新秩序则是乏力的。
反对者呼吁当置身在一个道德缺席、价值观颠倒、审美丧失的年代里，诗人应该坚守自己的艺术立场与良知，坚决打击“下半身写作”的“向下崇低”“从性到屎”和“卖身求荣”的无耻行径。
在一片叫骂声中，仍然有专家、学者对“下半身”诗歌给予了较有说服力的正面评价。他们指出：肉身化写作是“一种有感觉的写作，活的写作，有生殖能力的写作”，是对“从思想到思想，从纸到纸，从文到互文”“可复制”的技术性写作的一种本质校正。“尽管下半身诗人群的理论有很多偏激之处，甚至有很多漏洞，然而在知识分子写作的一部分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刻，大量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泛滥的时候，他们不也是为了诗歌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才如此的吗？”
有论者对“下半身”写作利弊解构剖析后将“下半身”诗歌写作的正面性归结为：一是诗歌表现领域的扩展；二是自由思想话语的变革；三是打假、审丑和揭恶的风格。
下半身诗人主张写真实的感受，而写瞬间的感受最能代表真实。总体说：沈浩波的诗歌是具象的，言之有物的。他从“性”入手，开掘了汉语诗歌的可能性。自波特莱尔开始，聪慧的歌者们便发现一条达往新话语的秘密吟唱途径，这途径便是将粗野的唱词作为武器，借此打击黑暗社会、审视丑陋现象和揭示恶劣行径，确立自己的先锋地位。艺术的自觉是唯一的，如果不谈“先锋”，你就是彻底放弃了艺术的自觉，那就不要跟我谈论诗歌——沈浩波曾说的这句话，表明了他把握先锋精神的明锐性，代表了一股新兴的中国诗歌于网络时代肆无忌惮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