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读者角度讲，人们昔日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忧国忧民的精神理想已逐渐被日益膨胀的物欲所替代，中心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已经不能引起普通市民的兴趣，他们只关注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以及读书、看病等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利益。同时，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现代社会生存的巨大压力，也迫使人们无暇对社会人生进行过多严肃的思考与反省，无心对精神理想作形而上的探求，人们需要的只是令人轻松愉快的消遣读物。纯文学、严肃文学逐渐向文学的边缘地带、社会的边缘地带转移。有论者说：“只要看看文艺市场的销售清单便一目了然：流行歌曲以各种精美的包装和炒作形式在各大媒体’狂轰滥炸‘，歌星、影星、另类小说家成为新新人类追捧的偶像；大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拥有大批观众；消遣性的通俗读物也堂而皇之地位居畅销书之列……与此同时，一向以’精神骄子‘自居的严肃文学无可奈何地被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至于那些诉诸理性和抽象思维的文学批评，更是退居边缘的边缘。”“在市场的夹逼下，文学内在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性促使其迅速地调整、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并进而用市场包装、广告经营、媒体炒作等手段刺激市场、开拓市场，又从新一轮的市场反馈信息中更大肆地炒作为市场所看好的作品”。市场化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加深，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着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
学者杨剑龙在对“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进行论述时指出：“新世纪初，中国社会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市场与读者成为影响着新世纪初文学的基本因素，文学创作从以往的’作家→作品→市场→读者‘轨迹，逐渐转变为’读者→市场→作家→作品‘的过程，由出版社窥测读者阅读兴趣，策划创作选题，再请作家就某些有市场的选题进行创作，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环节链，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J.希利斯o米勒在其《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就指出在电信时代，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都会消失。作者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据，认为意识形态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文学的时代，依赖于印刷机和出版商而存在。当国际互联网取代了印刷机与出版商时，本来意义上的文学就不存在了。米勒引述德里达的意思说：“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因此，面对强大的市场压力和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一部分作家痛苦抉择——远离中心意识形态，放弃艺术理想追求和创作形式上的探索，以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为导向，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听从金钱的摆布，一味迎合某些读者的低俗欲望，大量创作好看的、刺激的、新鲜的、猎奇的、能吸引眼球的、哪怕遭骂的“肥皂剧”之类的浅薄庸俗之作。为了获得比文学创作更多的利润，为了小说能够方便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强化故事情节、轻视小说形式的低劣之作大量浮现。甚至直接把电视剧本移植为小说，小说成了影视剧本的“副产品”。这类创作，商品价值大于精神价值，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文学价值。更有不少作家“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促成读者的消费欲望，作家们在包装上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赢得读者的眼球。”如此一来，我们看到：一篇篇平庸之作，一经炒作，即可大红大紫，成为“经典”之作，走俏海内外市场；一个个平庸浅薄的写手，一经包装，即可名扬天下，成为文坛新秀、知名作家；发行量动辄上百万，十几岁的写作“童子军”队伍在市场运作下发展壮大；被冠与“美女”的女作家身价倍增，作品畅销；以制造噱头的诗人成为网上风云人物，被万人注目；以情色和身体命名的作品受到市场青睐；“超文学”写手易中天、于丹以及“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等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特别是“青春文学”的市场业绩更是文学市场化的成功案例。“’青春文学‘从登陆文化界就一路飙升，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市场的征服”。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他们拥有出版商喜出望外的发行量，有资深作家嫉妒的青春妙龄，有媒体企盼的高密关注度和网络点击率，“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30名一半都是青春文学作家”，青春文学图书已“占据文学图书市场百分之十，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整体份额旗鼓相当、分庭抗礼”。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称：“他们出一本火一本，从没亏过。”图书策划人说：“他们就是有市场。”而郭敬明直接被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成为文化与商业双重收益的标准样板。“80后”最小的写作者之一蒋方舟就不无得意地标榜：“我百分之一百二的早熟，早熟的苹果好卖。”这正是对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绝妙佐证。
文学市场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自由市场”为“松绑”中的文学提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为社会模式化的文学带来了突破的契机和活力，激活了文学新的生长点和创作机制；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在越来越赤裸的“市场暴力”下，选择其实是何等单调，喧闹繁荣的背后是何等冷漠和苍白；除了身体和欲望，作家已无生活可写；除了时尚媚俗，作家也已无话可说。文学在日益丧失它的精神价值，而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装饰和点缀，成为单纯的娱乐渠道和消费品的根源。而文学一旦在适应市场中失去内蕴，就会导致品质的丧失，最终导致精神危机的出现。正如批评家雷达所指出的“当创作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或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还有论者指出：“在文学审美价值定位上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导致了作家的创作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旨归，压缩了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钝化了读者的审美体验能力，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作品的艺术水准。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读者的审美能力自然难免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