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医药卫生当下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下，贵州民族医药卫生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如此，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偏远民族地区看病难、看病贵1．民族地区的村级卫生室的基础设施尤为缺乏由于历史、民族、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贵州省境内民族地区的医药卫生的发展程度都不一样。总体来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遵义地区、铜仁地区的少数民族医药卫生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要好得多。即便如此，就在这些地区，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和经济发展等原因，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民族医药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性。形成如此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卫生部门相比其他地区来说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例如，毕节地区纳雍县库东关彝族白族苗族乡李子村没有正规的村卫生室，乡级医药条件也差，人们看病治病，如果病情稍大一点，就必须到县或地区医院救治。虽然享受合作医药待遇在县里住院报销45%，地区医院报销40%，但余下的55%和60%的费用，一般农民家庭也承受不起。2008年上半年，农工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对农村三级医药卫生服务网络的基础村级卫生室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贵州87.8%的村卫生室只配有“老三件”，有7%的村卫生室甚至连“老三件”都没有。85.3%的村卫生室是“居几坐医”，诊断室、治疗室、药房混设，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盘县有的乡卫生院还没有配备B超、心电图等常用设备。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贫困村中还有34个行政村无卫生室，其他有卫生室的村却缺少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有的卫生员素质过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没有卫生室的村有163个，农民有病不能及时就近医治，造成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铜仁地区98%的医药卫生机构分布在交通条件好的县城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只有少数卫生机构分布在偏远的民族村寨。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除县级以上医院条件稍好一点外，民族地区的医药设施十分简陋，在整个铜仁地区168所乡级卫生院中，有一半以上无B超机、心电图机、X光机、心电监护仪、生化分析仪等常用医药检测设备，许多检测项目都不能进行，医药能力十分有限，56个民族乡医院仅有床位972张，占全区乡镇医院床位总数的32%。村级卫生室设施更简陋，有房无床无设备。另外，贵州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医药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苗族、侗族和水族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其民族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不但有相应的研究机构，而且还出版了不少有关各民族的医药研究著作。因此，这些民族相对其他少数民族医药来说，发展现状比较好。
2．民族地区的医药卫生人员缺乏，素质不高，待遇也很低从全国医药卫生发展的情况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贵州全省的医药卫生发展情况相对全国许多省区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其民族地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更是一般。贵州省内具有培养医药卫生高级全科人才的高校也就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遵义医学院三家，原来地（州）的卫校都被整合到各地的职业院校。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学校原本就有限，而每年有限的毕业生大都不愿意回到本乡本地，如此，致使贵州省内许多民族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状况令人担忧。特别是贵州边远少数民族乡村卫生室，其医务人员一般是当地村民，大多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基本不具备职业医生资格。现有的医药卫生条件无法满足和保证群众就医需求，形成了小病不就医、大病无钱医的状况，因病返贫的人口增多，没钱治病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村合作医药又刚起步，农民对合作医药的意义还认识不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突出。到2007年底，贵州全省乡村医生中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仅占5.3%，另外还有8.4%的人无乡村医师资格。盘县11个民族乡卫生院176名职工中，中级职称只有13人，初级职称133人，大专学历9人，而村级卫生室没有什么医药设备，卫生人员少，文化程度又低。村级卫生人员工资报酬低。贵阳市白云区民族乡有的村卫生人员工资每月只有200元，卫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业务水平不高，难以解决和满足各族群众医药服务的需求。松桃苗族自治县自治县有114个村没有卫生室，现有村级卫生从业人员389人，按照每村至少配置1名村医、甲级村配置2名村医标准计算，至少需增加村医294人。村医报酬每月50元，很难调动工作积极性。2004年末，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乡以上各级各类卫生机构311个，有病床6106张，卫生技术人员7253人，其中执业医师2616人，执业助理医师1267人，注册护士1976人，全州每千人平均拥有床位1.39张、卫技人员1.65，医生0.89人，注册护士0.45人，与全贵州省、全国同期水平相比较，每千人口平均拥有床位分别少0.33张和1.01张，卫技人员分别少0.91人和1.81人，医生分别少0.08人和0.61人，注册护士分别少0.13人和0.58人。而且主要的技术力量集中在城镇，乡村群众享受不到优质的医药服务，80%的人口在农村，但只有20%的卫生资源，而且是低水平的，农民缺医少药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群众长途跋涉，异地看病，增加就医负担和就医困难。尽管如此，黔东南自治州的民族医药卫生工作却是走在全省民族自治地区发展的前列。黔东南自治州都是如此状况，其他民族地区更是可想而知。
3．民族地区乡村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经济收入低，使不少村民易患病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由于居住环境卫生条件比较差，特别是一些偏远民族地区人畜存在饮水困难，自然加深了当地村民患病的可能性。例如，正安县谢坝仡佬族苗族乡环山村人畜已经能够饮用清洁卫生水的农户有193户，仅占35.7%，尚需投入资金28万元扩建人畜饮水工程。此外，全村有348户1360人和1500余头牲畜用水问题没有解决，预计需要资金60万元。石阡县聚凤乡天堂村、牛塘坎村民饮水特别困难，要到10华里外挑水，一天只能挑两挑水。石固乡乡政府所在地一遇到干旱，街上居民及干部职工都要买水喝，2元1挑水，每人每月要买15挑水，仅买水喝每人每天就要花30元，相当于县城一家三口三个月的水费。万山特区1.5万少数民族群众未喝上安全卫生水……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畜饮水困难程度严重，未解决饮水困难的贫困村有28个，尚有饮水困难人口9.25万人，他们与水源距离都在3～4公里之外，有的甚至达10公里。除了居住卫生条件外，村民的贫困同样加深了他们患病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2006年贵州民族地区总人口约1632.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1.2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948元，占全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8.22%；固定资产投资217.17亿元，占全省总投资的18.13%；人均财政收入313元，占全省人均财政收入1134元的27%；人均财政支出761元，占全省人均支出1539元的49%；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832.86元，是全省农民人均收入1984.62元的92.35%。偏远民族地区农民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农民人均收入还要低，村民收入低与医药费用的大幅度增长，使得村民看病治病更加困难。
二、民族医药至今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
1．民族地区群众对民族医药知识的认识不足
民族医药知识的流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随着与之形成和发展相一致的环境条件的逐步消失，贵州民族药的生存相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特别是对贵州民族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判，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统一的意见，也是关系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
据贵州省卫生厅于198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我省每一个社队，都分布有草药医和民族医，特别是少数民族边远山区人数更多”。“全省2000多名业余民族医、草药医每年治病700多万人次；25000多名业余民族医、草药医每月治病300万人次。他们的工作量达到了县以上各级各类医院和其他部门医药机构医疗任务的总和。此外，还有20多万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也为群众防治疾病做了大量工作。从上述情况看，民族医、草药医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里，贵州省把民族医和民间草医分成三类：一类是专业医，2000多人；一类是业余医，25000多人；一类是一技之长，20多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直到今天，贵州的边远地区、乡卫生院很少有医学院校的本科大专毕业生，农村的民族医和民间草医也大幅度地减少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医生、民间草医日趋减少，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中很多人不符合《职业医师法》和《医药机构管理条例》，不符合现代医药的医政、药政管理条件。有的被拒之门外，有的被“合法取缔”。另外，外出打工浪潮也吸引了不少的民族民间医生。这种情况说明，保护、支持、利用、发展民族民间医药极其重要也非常必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对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更有深远意义，而决非权宜之计。
2．民族地区医生的从业资格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境内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源，而且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各民族民间医生走村串寨、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发展历史的诸多因素限制，尤其在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贵州民族民间医药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整体性的重视和扶持，发展步伐非常缓慢，大多数民族医药都是处于艰难生存、自生自灭的境地。加之有些政策限制，民族医药队伍得不到振兴。所以如何按照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认真抓好民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切实解决好民族民间医药人员的从业资格行医许可证是很关键的问题。国家卫生人员从事民族医药工作的人越来越少，高中层次人才断档现象已经十分突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国家卫生机构中从事民族医药工作并热爱民族医药事业的人员有30多人，现在只有几个人了。再从全黔东南州的卫生资源总量与全贵州省、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比较大。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从业资格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形成这些的原因主要在于一些主管部门还没有像重视西医那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民族医药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民族医药临床研究的基础设施缺乏
由于民族地区的民族医药研究经费难以保证，要购买民族医药临床研究的基础设施更是困难重重。目前，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卫生基础薄弱，缺乏基本的医药条件，缺医少药。许多地方还没有象样（合格）的村级卫生室，有些村级卫生室用的还是“老三件”，以至村民生小病拖成大病，最后到远处求医花费很大而导致贫困。就医条件与农村群众的就医就治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只有依靠上级国家机关加大投入力度，才能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民族医药的开发研究，必须有临床应用观察验证基础，才能对开发研究的民族药进行详细的观察分析，为申报民族药新药做好前期基础准备工作。临床研究基础建设的落后已成为直接影响民族医药开发研究成果产出的瓶颈之一。
4．传统民族医药的开发研究经费严重不足
由于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正确看待民族医药问题，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从国家到省、州、县都没有民族医药事业的专项经费预算，这就给开发研究民族医药工作带来了难度。例如，长期以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工作经费，往往从卫生事业经费中挤出一小点，自治州政府在保证人头工资的基础上，有时给几万元予以支持；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多年来都是负债维持，至今仍欠债60多万元。殊不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工作相对全省其他民族地区来说，其发展状况是比较快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民族医药研究经费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贵州其他民族地区的医药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