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响林为干家的门铃时，我比预约的时间提早了10分钟。进到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林老正在梳理头发。1997年的一场意外，使得轮椅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代步工具。见到是我，林老微笑着对我说：“你早到了10分钟，所以你要等我10分钟了。”说着，他就开始了他的行走锻炼，这已经是他现在每天都要完成一项“作业”了。林老说，他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的走路。
之后，林老示意我到偏厅的书桌前坐下。那是张普通的书桌，一摞摞的资料和一部电话机是桌子上的全部东西。他在我对面坐下，从手边的一摞文件夹中抽出了一个，翻开放在我面前，指着最上面的一张剪报对我说：“这是我的二哥，他影响了我的一生。”剪报的标题是《丹心耀天山——林基路》（2005.10.29《人民日报》）。一段87年的人生往事，就从这里向我打开了窗口。
少年求学生涯
林为干1919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都斛镇大纲村，父亲是台山市的名律师。革命烈士林基路是他的二哥，1943年与陈潭秋、毛泽民一起英勇就义，年仅27岁。1932年林为干在读完初中二年级后就考入广东省第一中学（广州广雅中学的前身）念高中。该校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体育锻炼风气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的人才，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那里养成的游泳习惯，直到70岁时还在坚持。
高中毕业后，林为干同时考取了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想到二哥曾对他说：“你功课好，要好好学好数理化，等革命成功后，祖国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了。”因为这句话，他选择了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希望可以成为国家需要的人。
1935年，林为干从台州出发，经广州、香港、上海，辗转到了北平，进入清华大学就读。
“听说您当时在清华遇到了华罗庚？”我问。
“是啊，我很幸运，一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就见到了他。”林为干回忆说。当时华罗庚是理学院新生的微积分老师，这让身在工学院的林为干羡慕不已。每次在路上遇到华罗庚，内心就准备好给他让路。华罗庚教什么、考什么，都是林为干所渴望知道的。后来，他打听到华罗庚在月考时的一个题目：y等于x的绝对值的导函数是什么？这个题目一直在他脑海中出现又出现，直到近70年后的今天。
“那个时候华罗庚是清华最为勤奋的人，”林为干语气中充满敬意，“钱伟长是很用功的了，可是钱伟长说，后来他发现清华有个人比他还用功，那就是华罗庚了。”
当时清华内部也同社会上一样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是多数派，拥护延安。右派是少数派，支持蒋介石。“清华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学校了，”林为干说，“只要是聪明人，自然就能够分辨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边努力地吸收专业文化知识，就成了林为干在清华两年的主要生活内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失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当时就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临时大学，收容三校的师生。林为干等清华工学院的学生就在湖南大学借读，那时他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国家的存亡也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系主任曾先生，他是曾国藩的后人。南京失守后他和我们讲话时声泪俱下，对国民党当局不战而退非常不满。”二哥林基路此时也从日本回国，并立即奔赴了延安。这些事情都深深影响着林为干，爱国之情在他心中激荡，鼓舞着他更加勤奋地学习科学知识。
1938年，三校师生又再次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习，其进步民主的校风、自强不息的学风，更使林为干逐渐确立了献身科学、报效祖国之志。
1939年，林为干从西南联大毕业（仍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后，又考上了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无线电研究所的所长任之恭成了林为干的导师，研究的课题是《无线电定向》。可惜的是，由于生活异常艰苦，许多研究生都纷纷转业，林为干也离开了研究院，未能完成研究生的学业。
1941年，林为干再次回到西南联大，当起了讲师。1943年，他考取了交通部“租界法案”的赴美实习生，准备出国。
就在等候出国期间，1945年上级决定把准备反攻在缅日军的美军司令部同重庆的美军总部之间的电话接通，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林为干。林为干带着一位年轻的机务员赶到云南保山，把美军送来的设备开箱后，却发现只有机器和图纸而没有说明书。同行的中国电信专员都很着急，而林为干却沉着冷静，对着图纸用心研究，逐步对这些从未见过的机器有所了解，并慢慢掌握了它们的关键电路，最终把载波机开通，接通了宝山和重庆的电话，值班的美国军人欣喜若狂。
六年异国生活
1945年秋天，林为干到了美国。由于当时美国民用工业尚未恢复，大多数工厂还没有开工，因而他们还不能去工厂实习。于是，林为干等五名清华的学子就先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了一期的研究生课程，大学的领导还特别为他们五个人开了一个研究生数学班，由一位美国教授给他们五个人讲课，用的是Churclill的两本书，教学效果极好。1946年3月他们离校前往加拿大北方贝尔公司实习（在总工程师室实习全国长途电话网设计应用）。转眼一年归国期到，实习生们都想早点回国找个工作。可是林为干却决定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
“当时你们的实习生中，有几个人留下来了呢？”我问。
“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想：既然来了，不读个博士就不能回去。我要留下。”说起这段往事时，林为干敲着桌子，仍旧语气坚定。
“当时留下来，要面临许多困难吧？”我问。
“是啊。当时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留下来可以，但是以后的钱啊、回国啊等等事情就只有你自己解决了。这时我就想起我二哥的话，他说：‘不怕，怕什么，要勇敢地去做，做你认为该做的事。’”
为了解决费用的问题，林为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系找了一份批改数学作业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仅为1美元。一学期后，因为在系内他的成绩最好而得到了免交学费的奖励。一年后，他当上了教授的助教，年薪为1200美元。之后，他又升为讲师，年薪也长到了3600美元，已经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了。
加州大学是一所名师云集的学校，有美国原子弹之父之称的奥本海默等世界一流大师都在该校任教。林为干是著名教授温纳里（Johnr.Whinnery）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温纳里是当时美国电子学领域里的后起之秀，二十几岁时与拉姆（Simon Ramo）合写成的专著《近代无线电中的场与波》（Fields and Waves in Modern Radio）是当时研究生教材中的经典著作之一。温纳里现在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艺术院的三重院士，他和林为干之间在当时结下的深厚友谊，至今仍然保持如故。1979年，林为干参加一个代表团第一次访美，温纳里教授亲自去接机。阔别28年后，他仍然能清楚记得林为干当年的博士论文题目。
“如果说我的二哥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人，那我的博士导师温纳里教授就是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最深的人。”多年来，林为干始终对导师充满着感激之情。
几年后，林为干已经是年薪3900美元的讲师了，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他以后的工资还是很可观的，完全可以达到美国社会中、上层的生活水平。“但是我想我应该回去了，我留在美国就是为了学好数理化，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林为干说。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伍修权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暴行的发言不卑不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留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决定要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去用科技知识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1年，林为干整理好他业务上所需的东西，把他的博士论文寄投到美国应用物理学报（后发表于该学报1951年的8月号首页，影响很大）后，于8月和与他怀着同样心情与抱负的海外学人冲破了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拦，毅然从旧金山登船回国。到达香港时，由于所持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港英政府拒绝他们登陆，遂由祖国派船将已经在公海等待了两天的他们接回了广州。
五十年科研路
回到广州的留学生们受到了政府的极大欢迎。
“阔别6年之后，再回到中国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我问。
“感触还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被安排在省政府的招待所住下，有工作人员来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家庭联系方式，有什么亲人，有什么要求，想做什么工作等等。让我们留学生觉得祖国对待我们是很热情的，党的人才政策也是很好的。”林为干说。
“说到工作，您最初好像打算是去清华教书的吧？”
“是啊。可是后来广州政府找到我，希望我可以留下来为家乡服务。我就想起中国有句诗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只要是为祖国做贡献，哪里都是一样的。”
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政府的建议留在了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又担任了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的首任电讯系主任。1956年，全国第三次院系调整时，他又服从国家安排，调到刚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了学院的第一任科研院长助理。期间，他又陪同学院第一任院长吴立人到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去访问，调查学校的师资状况，传达国家要集中力量在成都办一所新中国的无线电工业设计制造高等学府的决定。1959年，学院组建无线电物理系，他出任第一任系主任。1979年组建应用物理研究所时，他又任第一任所长。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为干一边参加劳动，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和批判，一边仍坚持学习。晚上别人都在打扑克娱乐，他却在旁边看最新的科技期刊、搞研究。后来他在北京“北航”，上海邮电一所，石家庄的十七所、十九所讲课，并将讲课内容写成专著，出版有《微波网络》、《微波理论与技术》、《电磁场工程》及与助手合著的《电磁理论》第一版及第二版等书，共计380多万字，令整个微波业界为之震惊。
1978年，林为干被选为全国科学大会的正式代表，并担任军工支部副书记，同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0年林为干任成都电讯学院（即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并在同一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简称中科院院士）。1984年因为年事已高，林为干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专心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1982年他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首批会士；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9年获首次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获机械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以及多种其他奖励。
林为干同时还是中国电子学会历届理事，微波分会主任委员，《电子学报》编委，《电子科技大学学报》主编。他还应国外知名学术组织邀请，于1981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1984年任加拿大马利托巴大学客座教授，1994年任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在加州大学为研究生开出主要课程E-E217，七次赴香港城市大学讲学。1990年被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电磁科学院院士，1993年起任美国《电磁波与应用学报》的国际编委，美国《微波与光技术快报》编委、意大利《高频学报》编委和美国电机与电气工程师学会MTT中国分会主席等学术职务。
1999年《科技日报》发表了《共和国科技丰碑——50年来重大贡献科学家》一文，林为干作为著名的电磁理论学家的开拓者排在第41位。
2003年5月18日，林为干受邀前往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学院接受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荣誉），这是该校建校一百多年来首次将该项殊荣颁给一位中国学者。
中国微波奠基者
微波（通常是指波长为1米至1毫米之间的电磁波）形成为一门技术科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当时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微波的研究集中在雷达方面。在这以后，随着应用研究的不断扩展，微波理论与技术日趋完善而又不断向纵深及交叉学科发展，涉及雷达、通讯、导航等多个方面。林为干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在当时的世界科技中心
——美国从事微波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工作。他的博士论文《单腔多模微波滤波器》首次揭示了在一个圆柱谐振腔中存在5个兼并模的现象，受到当时微波界的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和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末卫星通信大发展以后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对近代卫星广播通信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波导的不连续性是微波网络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林为干在《物理学报》发表的《矩形波导变高度不连续性的等效电路》，是我国最早的微波理论论文，起了带头作用，在国际上也属科研前沿。该文到20世纪90年代仍不失其重要性。此后他又对这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