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是关于对战争与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类从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国家、民族、阶级、政治集团关于军事斗争主观意志的体现。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根据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来分有古代、近代和现代军事思想；按阶级来分有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按国家来分有中国和外国军事思想；按各个历史时期的主导兵器来分有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和高技术兵器时代军事思想。
一、军事思想简史
军事思想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时代的角度上来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古代军事思想
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地中海国家。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政治集团的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军事思想的成熟早于外国，内容也更丰富，是世界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战争和兵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产生和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①初步形成时期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从我国夏王朝起，就进入了奴隶主制的阶级社会，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组织了相应的军队，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虽然当时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但还是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主导的初级军事思想。奴隶主对外发动掠夺性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等名义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酷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在作战方式上通常采用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发展到以车兵为主，对军队的指挥要求严格统一，严厉管理。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多可胜少、强能胜弱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军事观点。到了西周，已出现了《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虽已失传，但在以后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著作中，可查找到一些片断的引文。
②基本成熟时期
从公元前8世纪初至公元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时期，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大发展趋于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战争频繁，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图1），战争形式多样，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军事家，他们的军事著作相继问世，如《尉缭子》、《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孙子兵法》，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这部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并对后来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研究起指导性的作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孙子兵法》指出，“十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好战争结局。这种军事理论打破了奴隶主制社会那种唯天命的军事思想，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军事思想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只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能“百战不殆”，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和“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思想，还指出，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所决定。后来的《吴子兵法》、《孙膑兵法》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③发展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3世纪中叶，我国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宋、元等几个大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军事思想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这期间，火药、火器逐渐在军事上使用，军事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在北宋初期，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扩大和激烈，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中期开始兴办武学，设立武举、发展军事教育，统治者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为《武经七书》，官定武学教材。许洞的《虎钤经》与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均对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提出了非议。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了由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采取步兵与骑兵配合的灵活战法，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陈规在《守城录》中记录了军队开始使用火器和改革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的方法，主张“守中有攻”，这是对城市防御作战的创新之举。
④继续完善时期
公元14世纪末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历了明、清（中期）两个朝代。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亡，农民起义、民族战争接连不断，外国军队也开始对中国的入侵。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改进和从国外引进了部分先进武器，出现了独立水师、炮兵、工兵及其他技术兵种，加上作战对象的改变，所以在建军和作战的指导思想上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单纯的保守防御作战思想，也有激进带有强烈革新内容的军事思想，如明代杰出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这种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何良臣的《阵纪》一书，对于军队组训和战法的论述也具有革新的内容；孙承宗主编的《车营扣答合编》，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装备部队后编制和战法的改革；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试图从军事理论、军队建设、作战方针、兵器制造与使用、人文地理、江河海防等众多方面提出实行军事改革的依据。在清王朝建立之前，后金军队与明朝军队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优势兵力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长处，对付明军的多路进攻，采取了各个击破，反映了军事指挥上的新思想。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提出在京城应建立多层次的设防思想；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强调平时对军队的严格训练，战时才能取得胜利。清乾隆以后，从总体上来说，军事思想逐渐趋于保守落后。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如惠麓酒民的《洴百金方》，主张团结民心，实行兵民联防。
（2）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战争论、治军论和用兵论三个方面：
①战争论
在战争论方面，包括了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等诸方面的论述。
对战争的起源问题，奴隶制社会认为战争是一种由超自然的力量决定的，是“皇天降灾”，是对违反天命的惩罚，属于宗教战争起因论；随着认识的深化，认为战争是起源于人的生物本性，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战争起因论；在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认为战争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是从人类争斗本性发展起来的，有人类就有战争；荀子认为战争与国家是同时产生的，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吴子兵法》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即战争的起因一是要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资源；三是有深仇大恨，积怨甚深；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遭受了灾难、饥荒，民不聊生。
对战争的性质问题，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没有从理论上作明确的解释。到了春秋时期开始将战争分为“有道”与“无道”、“曲”与“直”等不同性质；到战国时期在很多的书上出现了“义兵”、“义战”、“不义之战”等概念。如在《吴子兵法》一书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人民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荒马乱、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这些理论阐述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
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就有了“有德不可敌”的思想。《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即道为取胜的首要条件；《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这些论述说明了战争胜败与政治的关系，只有施行了合理的政治，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明确地认识到：战争依赖于经济，国富是兵强的基础。《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巩固的国防，是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因为战争是以消耗巨大的物质为代价的。
②治军论
治军论包括了将帅的修养与才干、军队的编制与体制、法规法令的建立与实施、军事教育训练等方面的论述。
将帅是军队的组织和领导骨干，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孙子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要求军事将帅能文能武，勇谋兼备。《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兵法》指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这些论述使奴隶制社会中所世袭的军职制有了很大的进步，采用了选用有真才实学、文武兼备的人在军中担任将帅之职。
在古代的很多军事著作中对军队的编制体制都有论述，内容涉及军队性质、军队编组方案、行动部署、营区的划分和管理、着装和徽章佩带以及马匹的使用和管理等。合理的编制与体制就能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法规法令的建立与实施方面，在《尉缭子》中有《重刑令》、《五制令》、《勒卒令》、《兵令》等法规法令，这些法规法令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孙子将“法令孰行”看成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
在古代军事思想中，十分强调军事教育训练，《吴子兵法》指出：“敢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这里的“教”是指军事训练，“戒”是指思想教育。在军事教育训练中，《吴子兵法》强调官教官、官教兵、兵兵互教，指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吴子兵法》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胆”、“练艺”。通过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杀敌本领；通过思想教育，达到统一思想。
③用兵论
用兵论包括以谋略取胜论、充分准备取胜论、速战速决取胜论、持久待机取胜论、争取主动取胜论、随机应变取胜论、攻守恰当取胜论等方面。
在我国古代军事著作中关于战略战术的论述很多，如“上兵伐谋”，“以全争天下”的全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谋略取胜的最高境界，主张在一定政治、军事、经济等基础上，不用武力而打败敌人的威慑论；“度势”、“料势”、“为势”的胜可为论；“兵贵先”、“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先发制取胜论；“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取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的掌握战争主动权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用变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的以多胜少论。孙子强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在做好一切准备的情况下去制定战略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古代军事家都很重视战争的准备和后方补给，《孙子·军争》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织委则亡”；《六韬·军略》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孙子说：“取用于国，粮于敌”。《管子》对战争的准备提出了“八个无敌”，指出应重视财力、手工业生产、武器装备、军队政治素质、将士选用、军事训练、各国情况研究、谋略运算等方面的准备，当这些准备都超过了敌方时，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速战速胜是古代军事家们的传统思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使军队疲乏，国家财政耗损过大，造成大伤元气。
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军力的增多、持续时间增长，持久战同样受到了重视。一些军事家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用持久战能使敌人疲惫，消耗敌人的兵力和物资，在与敌人持久的对抗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机进行反击，是转化敌我态势的有效措施。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指在战场上要千方百计地争取行动自由权，只有争取主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争取战场主动权的措施和原则是：首先占领有利地势、处理好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以迂为直，扬长避短，以利诱敌，攻其必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