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持与休谟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而法国一些思想家更把这一类观点推到极端，成为彻底的物欲主义。德国思想家康德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强调道德原则的至上性，从而恢复了道德认识在道德品质中的至上地位。康德把意志称为实践理性。这样作为道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意志，就成了理性的一部分，只能在理性的控制下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我们只有遵循着道德的规律行事才是有道德的。意志的表现就是认识这些规律，尊重这些规律。那么情感呢？康德没有否定道德情感的存在，但是道德情感在康德伦理学那里的地位不高。它只是在当我们遵守了道德的戒律以后产生的一种情感，如崇高感、自豪感、羞耻感等，但这些情感却不能够在我们行动前左右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因为出于崇高感、羞耻感去行动，而只能出于对道德规律的尊重。所以，道德认识是道德品质中最重要的因素。
进入20世纪，西方伦理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再提出新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判断，而是局限在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的语义的分析上，所以，又被称为“分析的伦理学”。虽然他们宣称对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不感兴趣，但我们透过他们那看似“中立”的语义分析，仍可看到那背后的伦理观。
英国人摩尔在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被公认为是伦理学进入分析时代的开始。摩尔把“什么是善”界定为伦理学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摩尔认为“善”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比如，我们不能按照快乐主义那样，把善定义为“快乐的”。摩尔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人们靠积累而获得道德知识的可能性。摩尔的观点又被称为是直觉主义。既然“善”是无法定义的，“善”就是我们的某种意识状态，这些状态可以被大致描述为人与人交往的快乐和对美好事物的喜悦。他把这称为自明的状态，但很明显，这种自明的状态是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自明，因此有很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摩尔同时代的人罗素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使之成为“情感主义”。他说，道德陈述表面上是在进行价值断定，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我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与知识无关，只是我的情感的表露。所以，罗素的理论又被称为“非认识主义”伦理学的一个例子。而另一个英国学者艾耶尔更极端，完全否认有任何的伦理陈述，伦理陈述本质上是心理陈述。
在对道德品质的讨论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我国古人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与西方人喜欢做理论上的探讨不同，古人是从自身的道德践履中总结经验，所以，更具可操作性。总体而言，我国古人对道德品质各因素关系的看法上是较均衡的，没有过于偏重于哪一方的情况。下面就我国传统中有关的思想作一概述。孔子就人的道德品质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仁、智、勇、忠”等。孔子认为，这些品质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只有这些品质均衡发展，一个人的道德才可称得上完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他提出了“良知、良能”的概念。“良知、良能”强调道德的先天性，但一个人要真正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还需后天的努力。由于强调“良知、良能”，孟子更重视自己内心的反省作用，更重视一个“充塞浩然正气”的从内向外的过程，但不等于说，孟子就否定了道德认识的作用。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道德实践。宋明的理学家们除了继承前人的道德观外，对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视。他们都发展了各种的修养工夫论，这些修养工夫论是他们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理学家们认为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都应加以反省，做每一件事都要符合道德规律的要求，也只有这样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才会得以提高。
环境道德的发展
在应用伦理学方面，这里主要讨论环境道德的发展。
生态问题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类漠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第二阶段，人们被因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巨大破坏力所震惊，这一阶段的生态环境思想往往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第三阶段，人类更理性、更全面、更科学地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和状况，并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
第一阶段，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以及对人类前途的坚定信心，使人类很少反思我们采用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当时，人们看到的是工业文明如魔术般唤醒的巨大的生产力，而对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后果却所知甚少。但经过二百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后，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在一些地区日益明显。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一些震惊世界的生态灾难，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阶段，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由于人类被突然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灾难所震悚，所以，这一阶段的思想带有比较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它们往往将人类的前景描绘成一幅可怕的图画，对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的作用持完全否定态度。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增长的极限》。《增长的极限》给世界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前景。所以，在这个阶段，人们往往有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不顾人的其他需求的倾向。比如，一些极端生态主义的思潮出现了。他们根本否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任何正当性，认为人类不能有任何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行为，他们更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主张放弃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各种思想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它对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阶段，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绝不单纯是人们头脑中的环保意识问题，也不是靠单纯提倡环境道德就可以解决的。应该把有关环境的诸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就是这一思潮的具体体现。与一些极端生态主义者反对人类开发自然的极端观点不同，“可持续发展”承认人的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但是强调发展概念是个整体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发展要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求得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要给子孙后代留有发展的余地。“可持续发展”还要求我们应该过着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只有我们人类不穷奢极欲，我们对环境的保护才能有成效，环境道德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相通的。所以，正是因为“可持续发展”这个口号更为全面、更令人信服、更有可操作性，它已成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
疑难点播
为什么社会上有不正之风，为什么有一些行业
不少人职业道德日趋淡薄呢？
《中国青年报》曾载有一篇“行业风气问卷调查数据”，该文谈到，公众最为痛恨的八种行业不正之风是：用公款大吃大喝；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社会公众痛恨这类人“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讲，破坏这一职业的声誉”。比如在政府中担任公职本不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就其伦理道德上的精神意义，即要求担任者有个人献身精神，但现在有极个别政府工作人虽拿了国家的工资，不但没有“为人民服务”，还要贪污腐化，破坏政府声誉，削弱政府计划的实施，甚至还破坏了许多社会公共政策的原定目标。例如某县电力局副局长1995年8月某天到该县一家酒店跳舞被委婉拒绝，他遂利用职权编造谎言下令有关人员停电，造成4座35千伏变电站、15个乡镇企业及大半个县城停电达半个多小时的恶性事件，使该县工农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
本来，职业是社会职业专业化和人的角色社会化的统一。由于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每种职业在道德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做官有官德，行医有医德，从艺有艺德，经商有商德，执教有师德，治学有学德，各行各业都有与本行业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可以说，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石之一。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遵守职业规则程序、承担职权范围内社会后果的责任，实现和保持本岗、本职业与其他岗位、其他职业有序合作的责任等；“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即职权，如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会资源的权力，通过职务报偿获得社会财富的权力。这些职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在如何承担和行使职业权利上，体现着社会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那些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都是社会（或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行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集结点，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职业的责任和权力所在，也是职业内在的道德内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职业道德滑坡的现象呢？
首先，从社会现状看，某些人在处理职业的责、权、利三者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分离，不少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职业责任，对“权”和“利”倒是有着特别清楚的认识。许多人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是依仗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的砝码自然是朝个人利益和行业集体利益倾斜，社会利益、国家和公众利益成了以权谋私的牺牲品。例如少数资源部门的官员到企业兼职，出任董事或名誉董事长之类职务，恰恰是因其第一职业的便利和权利。所以，这些“第二职业”往往是以损害第一职业的责任和道德为前提的。
其次，行业垄断造成了有的部门中某些人职业道德感的缺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许多行业如自来水、电力、医疗、教育等行业都具有一种垄断性，至于工商、税务等更是凡开办企业都需受其管理的行业。由于生存需要，老百姓需要和这些行业打交道的时候很多，而这些行业中，几乎每一职位都有“权”可资利用，所以老百姓谈到这些行业中个别人员的劣行时都很愤怒，对许多行业滥用“职权”，收受红包、礼品等劣行，无不切齿痛恨却又无可奈何。
这一切，实质上与法制观和责任感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发挥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的价值功能，对于个人，它不能实现为长期谋生而进行技能的积累、为社会服务和做出贡献的价值。简而言之，完全丧失了责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员。由无数多个这种人所组成的社会，其生存意蕴也将降低到一种可怕的程度。因此，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中把责任感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一个人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人，而不是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同流合污的一分子。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与人交往中，不是也会发现具有责任感的人是最受人信赖的人么？
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
程度不同地感受过被骗、被坑的滋味？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就是社会信用，它是任何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因而它的要求往往十分明确、具体、清楚。比如经济交往中的贷到款讫、不销售伪劣商品等。孔子把“信”现作“仁”的具体内容之一。指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是人际交往中一切道德规范的基始点，道德离开“信”这个根基必然产生堕落，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的重要性更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反复强调：“信用就是金钱。”信用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