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主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数量大幅度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范围跨国公司母公司数为3.7万家，所属国外分支机构为24万家。到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总数已达到6万多家，拥有80多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另外，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生产与销售规模空前扩大。1992年跨国公司在国外的销售额约为5.5万亿美元，而到1998年已超过1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同期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1999年，跨国公司海外附属企业的货物和服务的销售额为135640亿美元，超过同年世界货物和非要素服务出口规模（68920亿美元）。
（4）区域一体化组织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现象，通常是指一些地缘邻近的国家或地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在彼此自愿地约束自己的部分经济主权甚至相互对等地分享或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条件下，通过签订协议、规章组建国际调节组织和实体，使部分或全部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使资源在成员国内得以优化配置，实现产业互补和共同经济繁荣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首先出现于西欧，即1958年1月1日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其后拉丁美洲、非洲、北美、亚洲和大洋洲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截至2000年5月1日，在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登记的区域性协定达120个，其中70%是1990年以后登记的。
从表面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损害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但从本质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步骤和形式，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5）国际组织大发展，国际经济规则不断扩展和完善。一般而言，主权国家的出现和对跨国界交往的制度化需求是现代意义上国际组织出现的基本前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主要是19世纪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的产物，它最初出现于经济领域，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国际组织的出现始于20世纪之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1956年，国际组织的总数增加到1117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增加到132个。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组织进一步增至28200个（1991年），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增至3569个，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已使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成为其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有组织的”。
随着国际组织不断发展，作用日益增强，人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国际社会将如何维持和运转，如何保持基本的稳定和秩序。因为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和平、正义、和谐的国际秩序，单纯依靠传统的双边和多边外交，甚至大国的霸权已经不能奏效，各国必须用超越国界的眼光、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合作和协调。按美国学者本尼特的说法，“只要没有一种既不同于主权国家、又拥有权力或手段，作出或实施能够影响大多数国家决定的机构，那么世界上许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只有国际组织的参与和主持，当今世界的全球性、区域性乃至双边和多边重大问题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规则或制度的创新与建设有了长足进展，全球范围的制度创新与变革为贸易自由化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尽管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但经济全球化正在伴随国际组织和世界规则体系的创新而加深。当然国际组织和世界规则体系也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健全，这是显而易见的。
（6）市场经济成为涵盖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构成了全球范围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使制度对抗得到缓和，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涵盖世界的共同体制，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由于各种类型国家都普遍地对各自的经济体制进行程度不同的创新、改革乃至重新选择，各种不同制度国家都在进行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放松政府的经济干预、加强对外开放等措施，这些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叶是社会主义体系新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的时期；20世纪下半叶则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调整而使资本主义更加趋于成熟、社会主义体系发生分化和改革的时期。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当代世界经济大调整，总体上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调整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作为资源配置最具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愈来愈被各种制度国家所接受和采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在全球范围掀起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浪潮中都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当成改革的主要目标，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与世界经济对接的唯一通道。具体表现有如下的方面：
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创新。传统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初始时期所选择的宏观经济体制，它的运行主要是靠市场本身的价格机制自发地调节资源在各个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配置。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这种调节机制日益加剧了经济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周期的波动，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导致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理论史，总体上讲是围绕着如何促使资本主义由“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向“新型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线索演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和创新，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宏观调控范围的扩大和调控手段的完善，将市场调节同国家的宏观调控紧密结合起来，将国内经济调控同国际经济协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体制转型问题。
②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转轨，最终消除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最后障碍。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承袭了战前苏联所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由于排斥和限制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对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过各种改革，但始终没有跳出政企不分、计划体制和权力集中的圈子，终因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激化了各种政治经济危机，导致在20世纪末原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全面解体，经济走上了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
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自身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尤其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生产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深刻地警醒着社会主义国家，要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首先应有一套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场化取向的对外开放战略，才能发展国民经济，进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加快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采取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稳步渐进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积极推进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③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之初经济十分落后，市场化程度很低，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标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普遍建立起来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国家统制经济模式。由于对经济活动的过分干预，导致“政府干预失灵”，经济长期陷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纷纷放弃国家统制经济模式，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基础上，对内放松对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注意培育和健全市场机制，对外改变对国内市场过度保护的政策，逐步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推进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目前，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已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从三条不同的路径走向同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由此才造成了当今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3.城市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聚集地
城市是由“城”和“市”两个概念构成的组合词，从字面解释，“城”指的是城堡，具有防御意义的统治中心；“市”指的是市场，具有商业意义的交换和贸易中心。这反映了古代城市的基本职能和特征。从起源上看，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从一开始，大都建立在交通便利、气候适宜、人口集中、物产丰富、防御性较强的地方，成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的中心。
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揭示了城市的本质特征。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城市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聚集地。
城市首先具备了承载的功能，城市承担着为人类在城市中开展各种活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功能。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载体，由自然物质承载（如土地、水源等）和人工承载体（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构成，是人类活动的依托之地。其次，经济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发展的动力，城市又起着组织经济和发展经济的中心作用。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各类经济活动最集中，经济交往最密切，经济生活最活跃，经济信息最灵敏，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地方。第三，城市还是中央或地方政权机关、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所在地，也是一定地域的政治决策中心，每时每刻都向所辖区域内发布各种各样的指令，起着特定的政治中枢作用。第四，城市还集中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绝大部分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体育、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及其设施，是开发智力、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丰富生活的重要基地，对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繁荣起着主导作用。最后，城市也是各类机构、组织进行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场所，是社会保障事业以及对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实施管理最集中的场所，对该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两极格局的冷战结束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内，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两大社会阵营间的对垒局面几近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以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出现。
正因为如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而且，随着信息社会化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介入，城市在新的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些城市由于其所处的枢纽地位和新的信息节点，将发展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城市，协调和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而另一些城市则会通过与这些城市的相互作用，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导致全球城市网络等级的出现，从而给世界城市体系带来崭新的格局。
自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工业化扩散以来，世界城市规模的发展出现了迅速增长的新局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规模的增长更加显著。其结果，世界首位城市聚集区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研究，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两个，即纽约和伦敦，均分布于发达国家。1970年，出现了8个新的特大城市，其中3个（东京、洛杉矶和巴黎）位于发达国家，5个位于发展中国家。在这5个特大城市中，3个位于拉丁美洲，即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2个位于中国，即北京和上海。1990年，世界特大城市数增长至20个，其中有6个分布于发达国家，14个分布于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00年，世界特大城市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到26个，其中6个将分布于发达国家，20个分布于发展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