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把是平均发展、吃“大锅饭”，还是波浪式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成是新旧不同的两种办法、两条路子。这实际上是既包括生产，也包括分配的经济发展的两种模式。这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把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情况的第一条经济政策首先提出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因为，当时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但是，我们面临的是长期“左”的思想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人们思想僵化、经济停滞、生活贫困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如同一部陷于瘫痪的大机器。如何把这部大机器开动起来并使它加速运转？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经济民主，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为此，他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的政策，作为撬动陷于瘫痪的国民经济大机器的一个有力杠杆——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具有撬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威力，其实质在于它是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为国家创造财富与集体或个人经济收入、生活福利有机结合起来，从物质利益着手来推动经济发展。后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重要讲话中总结他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构想时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概括，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先富带后富”论着眼点在于加快发展，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是加快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型决策。
2.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加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模式的丰富内涵
（1）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说：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2）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但是不搞平均发展、平均分配。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3）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可以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4）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防止两极分化，首先要靠正确的政策。邓小平指出：“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都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政策。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二、“先富带动后富”理论中的城市化理论
“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也包含着丰富的城市化的理论，它是邓小平同志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提出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现代化，进而推动我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总体的战略部署，它的实质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先后问题，一个梯度问题，先实现经济条件比较好地区的（如东部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实现这些地区城市化的大力发展，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集中力量来发展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比如中西部地区，同时先富的地区也可以大力支持后富的地区，从而实现全中国的城市化的大发展和大联合。因此，“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是指引我国城乡化发展的正确思想，它的提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东西部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中看“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必要性。
1.西部城镇化、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1）西部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其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更为明显地落后于其工业化所达到的水平。1998年，西部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高达36.3%，比当年的城镇化水平高出近15.6个百分点，从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该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来看，1998年西部三次产业这一指标的差异在全国和三大地带中均属最大。如果以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则东部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比为1∶4.2∶3.1，中部为1∶5.5∶2.7，西部为1∶7.6∶4，全国为1∶5.6∶3.3。这说明，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构成与其从业人员构成的背离程度在全国最高，而并不表明西部第二、第三产业的实际经济效益最好。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的严重滞后。
（2）西部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1998年，西部人均GDP大约为500美元左右，而按市镇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20.74%。从“世界平均模式”中可知，人均收入在500美元左右的国家，城镇化率应该达到30%。相比较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城镇化落后于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近10个百分点。
（3）西部城镇化推进的速度相当缓慢。1978～1998年，西部城镇化（按市镇非农业人口计算）年均提高近0.55个百分点，而全国（按市镇人口计算）和东部城镇化率（按市镇非农业人口计算）年均增幅分别达0.62和1个百分点。因而，西部城镇化水平与东部的差距在明显扩大。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按市镇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东部地区为27.68%，中部地区为24.93%，西部地区为20.45%，西部比东部低7.23个百分点。到1998年，按市镇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东部地区为33.8%，中部地区为26.6%，西部地区为20.7%，西部比东部低13.1个百分点。
2.东部城市化发展的现状、水平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泛、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落差，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39%，西部地区约为28%，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已经产生了一批特色明显的新兴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体系，我国要在21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21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以此为枢纽将我国城市体系尽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中去，带动东、中、西部整体联动发展。城市化发展还要重视城市效应的空间扩散，东部地区要促进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若干个人口规模超巨型的城市群，如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以沈阳、大连、辽宁为核心的东北城市群。在城市群内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体系、加强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使这些地方成为经济能量巨大的空间地域，极大地增强城市的人口容纳力，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西部远远落后于东部。而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提出和实施，正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是指引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正确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区的广大农村正是沿着邓小平所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了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农村发展道路，并顺着这条康庄大道提前迈进了小康社会。“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城市化建设的思想，也正是这个思想必然指引着我国东西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最终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第七节“两手抓”战略方针中的城市化理论
“两手抓”战略方针，也包含着丰富的城市化思想，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都起着有力的指导作用。
一、“两手抓”战略方针的提出
1.“两个文明一起抓”战略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要求。把精神文明作为指导思想的高度来进行阐述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期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进行反思。二是拨乱反正初期，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把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
2.“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战略方针的提出
1979年10月30日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0年12月25日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他又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198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两手抓”的思想。后来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但是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