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结合我国具体的城市化实践，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体系，邓小平城市化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邓小平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论述了城市化建设工作，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具有实践性、阶段性、互助性、发展性和富足性等特征，其中对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是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最基本特征。掌握和研究邓小平城市化理论，既对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又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一节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主要特征
一、实践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得益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及实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确立了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基础，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映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上，即强调实践，强调中国的实际，强调解决“三农”等根本问题。
1.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特别注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发展经济、“三农”问题、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等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观点、制定政策，立足于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
1975年，邓小平在回答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问题时指出“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铁路。铁路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工业化、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理论、路线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依据我国国情来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也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在发展工业推动城市化发展方面，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国外的发展经验。邓小平曾指出：“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我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有了个设想。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在发展工业、农业时也指出其区别，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在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上，本着事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积极的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工夫就见效了。”
在农村的一些主要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因地制宜，他指出：“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在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方面，邓小平强调从我国国情出发，他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对农业的领导方面，1979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
在城市体制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城市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当然，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
由此可以看出，在围绕城市化进程的问题上，无论是城市经济、现代化建设，还是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化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践性是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重要特征。
2.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理论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其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上。其重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道路；一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第一，关于城市化道路。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贯穿于他的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取得成效、取得经验，而后拓展和推进到城市及各行各业，保证和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成功。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纳起来就是：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的重大战略；其目的是走一条农村——城市化的道路。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以农村经济改革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大潮波澜壮阔，农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动力之一。农村经济改革导致：一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的非农化趋势和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同时，寻求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愿望不断增强。另外，受到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意识的冲击，农民要求转化身份享受城市生活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战略方针，坚定地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农村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8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此后我国各地农村迅速地恢复了原有的小城镇，并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小城镇。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现有大中城市很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极多，现有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极为有限。因此，我国农村必然走以乡镇企业为主干，以农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农村应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民积极性很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型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社区分别利用本地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商业优势，坚持以工兴镇，以矿兴镇，以商兴镇，建设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不仅容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满足了农民寻求新的致富途径和进入城镇的要求。实践证明：以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目标、战略、主体、组织方式（体制）的根本转变，即整个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转换。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区的广大农村正是沿着邓小平所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了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使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农村发展道路，并顺着这条康庄大道提前迈进了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