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是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以城市化为红线，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方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时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在农村与城市的互助上，一再强调农村支援城市，城市反哺农村。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可见，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互助性特点。同时，在区域统筹上，根据邓小平的区域经济战略包含的城市化理论，实际上是指根据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实行不同区域城市化先后发展的问题。区域经济战略的实现实际上是城市化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不断转移和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先后发展的战略安排过程。在区域统筹上，邓小平除了突出西部支持东部，也强调了沿海携手内地，推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通过区域统筹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四、发展性
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中的城市化理论。
首先，在城市化发展路径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现有大中城市很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极多，现有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为有限，因此，我国农村必然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干，以农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的道路。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他非常满意地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虽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沿海一些大城市涌现出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这些大城市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他曾提到：“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在发展上海这个大城市上，邓小平曾提出：“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城市化发展道路上，邓小平城市化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其次，在城市化驱动力上，邓小平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是要通过城市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邓小平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邓小平提出首先进行农村改革，“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引起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货币收入的积累，而每个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很小，这就必然会出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我国农村的城镇化。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城市改革：“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陈云同志说：“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出效益。无论农村、工厂，还是商店、施工企业，大家都关心经济效益，既增产又盈利。第二，出速度。1979～1981年，农业平均每年递增5.6%，1982年增长更大，远远超过1958～1978年平均2.9%的递增速度。工业在调整改革中稳步前进，轻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1.8%，生产上一直被动的重工业也在回升。第三，出精神文明。改革中一系列新生事物的出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冲击着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那些不相适应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伴随着改革而来的市场供应的丰富，流通领域中的不正之风也少了。第四，出财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门路多起来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职工增加收入，国家财政状况不断改善。“农村改革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改革，也极大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邓小平提出工业化发展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尽快缩短我国工业化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且指出工业建设应充分发挥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互动相促的作用，通过工业化建设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可见，邓小平关于城市化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根据我国国情，邓小平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的重大战略，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沿海一些大城市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这些大城市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推动大城市的发展，发挥其辐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地理位置相近的同类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以江河、铁路等交通干线为纽带组成的城市带和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圈。由中国市长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7）》显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至2007年末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5%；据介绍，目前全国共有城镇人口5.94亿，全国的城市总数为656个。
五、富足性
1.实施”三步走“战略，实现小康社会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的“三步走”构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城市化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它与城市化相生相伴、联系密切。
1979年，邓小平强调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考虑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殊国情，要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中国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党的十二大正式宣布，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们要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之成为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人民生活上，也提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1987年，第一步任务基本完成，第二步战略于1995年提前完成。“三步走”战略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提到小康社会的定义时，邓小平指出：“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三步走”战略，既是清醒估计中国国情的成果，又是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的结果。从以上可以看出，三步走战略及实现小康社会体现出富足性的特征。
2.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在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始终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思想，而这些体现了富足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致富行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1985年，邓小平谈到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1986年，邓小平在《拿事实说话》中表明，通过实践，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他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在视察天津时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这一主张，而且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原则。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共同富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所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手段。邓小平在谈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避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产生，邓小平提到了一个解决措施：“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行业、其他人员向他们学习。必然形成后富追先富，富向更高目标前进的你追我赶的局面，从而使整个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就有能力帮助和扶持那些没有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使其尽快富裕起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国家就有了物质基础，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贫困地区，加大贫困开发力度，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同时邓小平高度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即我们不仅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足，还要实现精神上的富足。
邓小平1985年3月7日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国结起来》一文中说：“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委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式。党中央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会议纪要中指出：在“五讲四美”活动基础上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这是一次亿万人民自觉地、热情地、有组织地参加的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为我们依靠和发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应不失时机地把群众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各方面工作上来，努力争取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在今年有更大的好转。”
1981年8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抱着这么一种观点，经济搞好了，人们的各方面思想都会自动地跟着好起来。”“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建设，建设起来的也必然要受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