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二五”期间四川城市化发展进入震荡期。由于四川全省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全面指标，为全省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956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决定》，1958年四川省开始对德阳、绵阳两个工业区进行总体规划，根据中央要求“城市建设要与工业同步建设、同步规划”的原则，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包括前苏联专家）对成都东郊、德阳、绵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围绕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绵阳的780厂、783厂、730厂、727厂以及新都的燃气轮机厂等重点项目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在德阳的北郊和南郊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生活区，城市人口陡增数万人，同时配套了医院、学校、商业网点，为后来德阳的城市扩张、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规划德阳中心城市发展到30～50万人，和孝泉、罗江、黄许、广汉等地形成重型机电制造的工业城镇群。另外，绵阳的重点建设项目780厂、783厂、730厂、727厂原七机部所属企业的兴建，形成了绵阳的电子工业区，为绵阳的电子工业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著名电子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因成都市是首批被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根据国家建委和成都市有关部门的联合选址，确定了成都东北部的电子工业区和川棉厂、420厂、无缝钢管厂、成都量具刃具厂等大型企业的建设，给古老的城市带来了生机，形成庞大的工业群，城市人口增加到10万人以上，为了与城市配套，充分利用城市资源，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四川各地重庆、涪陵、西昌等在中央“城市建设与工业建设同步建设、同步规划”的原则下，城市建设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由于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大多数人的迫切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一些人不切实际地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更加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从而掀起了全国范围大跃进的热潮，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出现许多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严重倾向，为了持续跃进，全省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只抓生产、不顾市场需求和人民需要，造成物质紧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城市建设发展和建设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二五”期的后三年，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逼债，国家处于困难阶段，城市建设和发展陷入了停滞阶段，城市人口一度出现返乡浪潮，更加加深了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程度。
截至1962年，全省设建制市8个（撤雅安、五通桥两市），建制镇270个，全省总人口6485.6万人，市镇非农业人口660.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80%，其中城市非农业人口341.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27%，比1957年上升了0.71个百分点和0.43个百分点。全省公用事业投资由1950～1957年的3%下降至1.5%，住宅投资由8.1%下降至3.2%，住宅竣工面积574.89万平方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1810.90万人，117.47万人，173.21万人（86.2∶5.6∶8.2）。
（4）1963～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四川的城市发展处于滞缓发展时期。
1961年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四川省立即按中共中央要求进行了局部调整。1963年起我国正式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城市经济调整滞后于农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城市调整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开始纠正，四川省在1962年1月制定的《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方案》，“计划在全民所有制中精简职工85万人，其中有50～60万的人员回农村，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各地规划、设计单位人员纷纷下马，或下放到基层，由于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努力，四川的规划设计院幸存，而且还接收到了少数从外地下放的设计人员，这对后来的四川城市发展规划有极大帮助。1963年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提出“从近期出发，适当考虑远期”和“对旧城改建维修的原则（四川的三线建设除外）”。四川仅对原设计规划方案进行压缩性修改，原则是降低城市居民用地指标，缩小城市规模，缩减城市干道宽度，降低建筑标准等，重点仅对部分旧城区进行维修、养护工作，对绵阳、德阳、江油、广汉等城市的布局进行调整，缩减修改。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造成了一些城市布局不合理，缺乏远景规划，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给城市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四川经济得到复苏，开始由被动转主动，各项经济指标逐步回升。1965年元旦，“四川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省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经济形势已经全面好转，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截至1965年，全省设建制市9个（增设渡口市，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市），建制镇308个。全省总人口7137.0万人，市镇非农业人口673.3万，占全省总人口9.43%，其中城市非农业人口378.4万，占全省总人口的5.3%，比1962年分别下降0.75个百分点和上升0.03个百分点。公用事业投资基建总投资由“二五”的1.5%增至3.5%，住宅建设投资由“二五”的3.2%增至5.5%。城市道路增至924公里，铺装面积达735万平方米，排水管道长度达748公里，自来水日产量24.4万平方米，城市公交车550辆。住宅竣工面积267.84万平方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1925.30万人，163.38万人，178.50万人（84.9∶7.2∶7.9）。
（5）“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川城市处于萎缩期。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年代，四川作为全国武斗重灾之一，持续时间长，范围之大全国闻名。四川宜宾地区最先发生大规模武斗，先后进行三次“武装支沪”，约3万人卷入武斗，死伤2000多人，国家财产、城市建筑遭受严重损失。1967年成都武斗迅速升级，市区与东郊工业区形成格局对峙局面，炸毁省高教局大楼，大肆破坏城市绿地、园林、毁坏文物，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省其他地区：绵阳、达县、宣汉、广元、涪陵、云阳、西昌、江津、南充、武胜等地相继发生不同规模的武斗。四川的武斗在1969年基本结束，在这场浩劫中，城市规划工作完全停顿，城市建设工作也基本中止（三线建设除外）。在1967～1969年这三年武斗泛滥的时期，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1967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下降11%，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了23.98%。1969年略有回升，但仍未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时期，大批干部下放到边远地区劳动，城市的管理瘫痪。截至1979年，全省累计有135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成后来我国出现的知识断层，这些都给国家的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萎缩，城乡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城市的物质紧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年的努力，四川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民经济，并且较早地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1977年，省委开始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思想肃清流毒，全省较快形成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城市的管理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由于工农业的恢复，城市供应逐渐好转，人心开始稳定。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恢复，1978年国务院确定四川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省内6所高校为第一批恢复的重点院校的同时，又重建了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禁锢的一些文艺作品重新出版，四川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四川较早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先从农村开始，紧接着又在城市进行。1978年10月，在广汉县金鱼公社，改革试点取得成功后，城市改革试点工作首先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钢铁厂、四川化工厂等6家企业进行，为四川进一步城市改革作了一次有益尝试。
截至1978年，全省设建制市9个，建制镇308个，全省总人口9707.5万人，市镇非农业人口824.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49%，城市非农业人口465.8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79%，比1965年下降了0.94个百分点。公用事业投资仅占基建总投资的0.7%，降至新中国最低水平，城镇住宅建设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4.3%，有的建制市人均居住面积已不足3平方米，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均4平方米。道路长度仅增加102公里，排水管道仅增加6公里。住宅竣工面积1553.45万平方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2524.21万人，279.50万人，283.31万人（81.8∶9.1∶9.1）。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四川城市快速发展期（1978～1999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后，四川城市化进入连贯持续的积极发展阶段。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只有搞好城市规划并认真实施，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6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纪要》，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基本方针，并指出：城市规划工作是一项科学性、综合性的工作，需要预见性和合理性来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并做好环境预测和评价，协调各方面在发展中的矛盾，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使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达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骨肉协调、环境优美的效果。
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城市规划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规，同年四川省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第二批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除了实行计划单列、企业下放享有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等改革试点的基本内容外，成都市还进行了几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包括：狠抓企业机制的改革、向市属区县放权、以流通为突破口促进城乡经济网络建设、实行住房改革试点、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转让制度。1986年陆续批准了自贡、攀枝花、乐山、德阳四个市作为省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以农村食品为主的城乡集市，鼓励城乡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从事经商活动，取消原有的对农民从事贩运的限制。到1985年，全省从事贩运的人数达到145万人，同时进一步放开了大、中城市的集市贸易，使集市贸易不仅在乡镇、城市郊区，而且在城市市区也兴旺起来。1985年城市市区集市已达到505个，集市成交额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1.4%，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人民生活需要，又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促进了城乡经济。
从1979～1985年，城市规划工作全面展开。成都、重庆、自贡、达县、资阳、新津、德阳、泸州、广元、南充、乐山、西昌等市县，进行了城市规划恢复后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省政府组织了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等市规划评审。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以及有关厅局到会听取汇报，进行有关规划项目的协调。省建设厅组织了绵阳、西昌等市的规划评审。这些规划得到了国家或省政府的批准，推动了全省城市规划的编制和质量的提高。
到1989年底，全省192个市县总体规划完成了182个，审批了168个，23个城市都建立了规划管理机构，同时对城市道路、绿地、防洪、抗震、人防及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专业性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