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惠琴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杭州310014）
摘要现代科学学派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内部人才的乘数效应是否得到有效地发挥。它主要体现在不同创新个体知识背景、研究方式的叠加、不同年龄段创新个体的代代累加、自主性创新的集群倍增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制度保障、优化组织结构、培育学派内部文化环境等措施，来保证这一效应的良好发挥。
关键词科学学派人才乘数效应
科学学派，尤其是现代科学学派以其独特的集团研究模式及其令人心悦诚服的巨大成功，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吸引了无数探索真理、献身科学的赤子，多少人或历尽千辛万苦跻身其中，或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不远万里去聆听教诲、拜结同仁，无怪乎，在当年科学界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如今，科学学派已成为各国科学家竞相效仿的研究模式。
所谓科学学派，就是指科学界中原本处于分散状态的科学家个体出于对某一理论范式的共同信奉，而围绕少数科学权威所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它是科学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科学社会中科学家的创造性联合。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社会组织形式，科学学派何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通过对不同科学学派的研究，笔者认为，科学学派主要还是一个人才的系统，各种人才之间，专业既完备、又综合，因而是一个科学的自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往往拥有一个科学上的“帅才”人物作为该系统决策者和学术带头人，像古代的墨翟和毕达哥拉斯；近代的牛顿和李比希；还有现代的波尔和冯·卡门等等。这些人物，既有高深的科学素养，又富于科学的组织才能。在他们的周围，往往云集一大批有才华的学者，为着一个共同的科学理想而奋斗。像以哥本哈根精神为旗帜的波尔量子论学派，就聚集了当时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年青物理学家，在1922—1932年间，这个学派先后有10个人荣获诺贝尔奖金。在这些以创新为主导的共同体内，科学家们通过相互启发、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结果，个人做出主要贡献或单一贡献越来越少，群体的科研成果却往往会成倍增加，显现出人才的乘数效应。所以，可以这么说，科学学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内部人才的乘数效应。
乘数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在《国内投资和失业的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利用这一概念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凯恩斯认为，由于各经济部门相互关联，故在某一部门注入投资不仅会增加本部门的收入，而且会在相关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部门也增加收入，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这种具有因果关系的扩展效应还出现在财政支出、对外贸易、信贷等领域，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果相应地称为财政支出乘数效应、贸易乘数效应和货币乘数效应。然而现在发现，这种在经济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乘数效应同样存在于科学学派内，而且是科学学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毋庸置疑，在科学学派中所体现的人才乘数效应与经济领域的物质资本乘数效应是有显著区别的，而且它们赖以体现的方式也不同。那么，在科学学派中人才的乘数效应是如何得以体现的呢？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1.不同创新个体知识背景、研究方式的叠加
科学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的实践活动，其对象是极其复杂的客观世界，认识和把握要受到科学家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认识角度、研究方法的影响，并导致认识过程中形成不同观点、不同研究纲领。而通过学派内各个不同创新个体进行多学科间的知识、方法、思想的碰撞、渗透和互补，可从不同角度、途径、立场，去寻求解决问题的优化方案，最终得出全面综合的结论。如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就是将“信息学派、生物化学学派和结构学派”有关研究成果统一起来，实现了从不同学科概念、方法出发，研究生物大分子的遗传信息复制本质问题的重大科学创新。由于每个科学家都降生在一个特殊的集团里，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要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熏染，从而使科学家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研究方法乃至整个科学观。如唯一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巴丁及其小组发明晶体管的过程为此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注解。1945年，贝尔电话实验室成立了以肖克莱、巴丁和布拉顿为核心，并配备有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电子线路专家参加的固体物理小组。在晶体管的试制过程中，肖克莱是提出新思想的创新者，巴丁是运用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大师，布拉顿则是善于巧妙地进行各种实验的能手。在这里，人才的乘数效应产生于科学家群的学科优势互补、思维优势互补、理论知识与实验技能的优势互补。
2.不同年龄段创新个体的代代累加
科学的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科学理论的突破往往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某些看似崭新的科研成果，也许只是在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或者仅仅是作了部分改进和完善，当然我们并没有否认这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开普勒就是在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依靠第谷留给他的大量第一手天文观测数据，才归结出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大规律。同样，在科学学派中通过资源高度共享，以及不同年龄段创新个体的有效汇集，就可以使科学研究脉络前后相连而不间断。也就是通过保持较高的研究继承度，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科学成果。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颁给了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因为这对师生共同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我们发现，普雷斯科特是跟随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加入“淡水”学派①的，而卢卡斯本人的得奖成果就是提出了理性预期的假说，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和对经济政策的理解。所以基—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卢卡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人才的乘数效应是依赖于创新个体的“前赴后继”来体现的。
3.自主性创新的集群倍增
科学学派作为一种特殊的、在竞争中充满活力且高效的合作结构，往往会在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结成一种群体竞争的态势，其结果是，激荡出宝贵的创造火花，继而发展为重大的科研成果。对科学上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分析表明，科学学派往往是自主性创新成果的倍增器。我们以25年为一时间段，对20世纪每一个25年中各个获奖项目中运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方法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从诺贝尔奖设立到20世纪50年代，获奖项目中那些以学科间交叉为特征的成果分别占36.23%、35.14%。进入20世纪第三个25年，这一比率由35.14%升至42.71%，增加了7.57%，其中由于学科交叉而获奖的项目接近于这一时段总项目的一半。这与二战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交叉科学的精彩纷呈、科学人才的群英荟萃等现象密不可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著名的科学学派往往在获奖项目中占据了极大分量，如卡文迪什实验室迄今已培养了2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尔实验室已培养了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卢瑟福不仅在他任期内培养出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给卡文迪什实验室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对世界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这里，人才的乘数效应就来源于科学群体的有序竞争。
在分析了科学学派人才乘数效应的体现方式和途径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完善科学学派的相应软硬件设施，制定合理的制度、优化组织结构、创造富有浓烈学术气氛的小文化环境等等，以此来保证人才乘数效应更好地发挥，从而造就一个成功的科学学派。具体而言：
3.1提供制度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同样，这里主要也是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规范创新个体的行为，从而发挥人才的乘数效应，实现学派科研成果的最大化。比如规定在哪些方面、在哪个程度上资源必须共享；明确响应的奖惩办法等等。
3.2优化组织结构
这主要包括建立合理的分层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素质结构等。一般来说，富有生命力的学派大多是由德高望重的学派领袖和一群各有所长的“孩子们”组成。卢瑟福学派就是一个典范，中子发现者查德威克擅长管理，卡皮查是强磁场设计方面的奇才，考克饶夫具有非凡的科学洞察力和技术洞察力，达尔文则具有非凡的数学洞察力，狄拉克那独一无二的逻辑能力堪称出类拔萃。正如人们所评述的那样，卢瑟福学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把各种人才结合成一个科学研究集体”。
3.3培育学派内部文化环境
建立充满活力的自主结构，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建立生动活泼、振奋向上、具有浓烈创造气氛的学派内部文化环境。这种小文化环境是其他科学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在一次访问哥廷根时，闵可夫斯基被哥廷根数学学派这种小文化环境所打动，他说：“一个人哪怕只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儿的空气，都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6]。相互尊重、真诚合作、自由探讨、心理相容是这种小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效应得以有效发挥的必要场所。
学派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年龄、性格互有差异，各有特长。但他们能够以学术进展为最高目标，在学派领袖的领导和协调下，精神上和谐、目标上统一、智力上互补，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使得他们能在一个集体里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切造就了科学学派这种独特的内部文化环境，同样也会使得人才效应的最大化。置身其中，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大家都不在乎这会不会冒犯其他同事，从而人人都可以不怀任何偏见交换看法，这才是真正的、地道的科学探讨。众所周知的布尔巴基“疯子式”的讨论尤具特色，旁人都难以理解讨论数学怎么会大喊大叫。哥本哈根给科学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它的“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7]。
随着科学技术向深度和广度的扩展，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加速发展，科技人员的数量以指数形式增加，科研机构迅猛膨胀，科学研究涉及的空间尺度、投资强度和复杂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科技人才的群体合作上升为科学研究的关键性条件，科技创新的主体由单枪匹马的英雄变为由相对稳定的联系而组成的社会群体，它所具有的集成优势和人才乘数效应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为了造就优秀的科学学派，促进科技的进步，要求我们必须把发挥科学学派人才的乘数效应放到战略地位。
注：①20世纪70年代，“滞胀”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形成两派。“咸水”学派主要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他们试图在凯恩斯学派的框架下解释滞胀问题；而来自五大湖区附近的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者则是“淡水”学派，他们开始采用新方法，对当时的主流发起挑战。普雷斯科特跟随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加入了挑战者的行列。
参考文献
[1]李伦.试论科学学派的形成机制[J].科学学研究，1997（9）
[2][美]加兰·E·艾伦.20世纪的生命科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夏水华.对80年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统计分析及思考[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3）
[4]阎康年.科学革命与卡文迪什实验室[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5]C.瑞德.希尔伯特.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6]杨福家.哥本哈根精神[J].自然杂志，1985（8）
[7]李伦.试论科学学派的社会运行[J]，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