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作文课，教室里很安静，只听见一片沙沙的写字声。突然，响起了几声刺耳的鸟鸣，顿时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继而几十双目光纷纷投到了最后排的狗蛋身上。我认定这是狗蛋在搞“恶作剧”，于是走到他身边。他双手紧张地护着桌子，那张黝黑的脸涨得通红，眼睛不安地望着我。这时，那只不知趣的鸟儿又喳喳地叫起来，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那鸟叫声是从狗蛋的桌框里传出来的，我厉声呵斥：“交出来！”出乎我的意料，他居然没动，一双惊恐的眼睛只是望着我。我发怒了，用力一拽，把他从座位上揪了出来。他先是一怔，继而流下泪来。我却又气又急又恨，强行从桌框里抓出那只还在喧叫的小鸟，狠狠地扔出了窗外，随即把狗蛋也赶出了教室。
第二天，班长对我说狗蛋那只小鸟是专为生物老师收集的动物标本，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捉到的。我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教师不该犯的大错，在周末班会上，我当众向狗蛋道了歉。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时光流逝得好快哟。教书虽说苦点累点，可全都补偿了。我教的这些娃娃们总算争气，他们中有的考入高一级的学校，有的已成为各个行业“挑大梁”的人物。我感到充实，总算没有辜负这里父老乡亲的期望。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调到了县城，许多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却了，但在和山里孩子相处的一段难忘的生活，却成为我抹不去的记忆。我常常暗暗地想：无论历史和社会赋予教师的地位与责任如何，只要自己心能永远地贴近这片土地，这就够了。
感情是一份很深沉的债
一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尤其是那些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的母亲。她们中有些甚至目不识丁，可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却甘愿承受一切的艰辛与苦难，我的母亲就是这么一位极其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
母亲生下我们兄妹四个，存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弟兄三个，最小的妹妹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那时还是农业社吃大锅饭，小妹得的是小儿肺炎，因家里没有钱治，一拖再拖，就耽误了医治的最佳时间。至今提起来母亲仍是痛心，我们也非常遗憾，要是有个妹妹，那该多好啊。
“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因家庭成分问题，由一个吃皇粮的国家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成为改造的“黑五类”，多次“戴高帽”、挨批斗。后来，父亲被惩罚到百里之外的地方修水库，一修就是几年。家里的一切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肩上，再加上她老人家裹缠着一双“三寸金莲”，操持一家七口人的日子，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母亲心灵手巧远近闻名，但在一个偏远贫瘠的小山村，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要养活一大家人谈何容易。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自然灾害多，贫困落后，生活条件很差。不仅吃不上白面，就连洋芋玉米等杂粮也填不饱肚子。为了保证祖父不像我们一样挨饿，母亲几十年里一直给年事已高的祖父做“小锅饭”，尽最大努力让祖父多吃一口细粮，直到一九七五年祖父去世。祖父以年高之躯竟安然熬过漫长的饥馑岁月，享年八十五无疾而终，全凭母亲的精心照料。
那艰苦岁月的许多往事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长年累月吃糠咽菜，粗粮淡饭。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一天吃饱过。由于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母亲身上浮肿得厉害。连肚皮都填不饱，哪有多余的钱去治病？去添置新衣？由于经济拮据，母亲不能为我们买好衣料，一年四季穿的，都是用皂角灰浸染的麻布做成的衣服。看见人家娃儿们吃白馍，穿花衣，自家的娃儿吃菜窝窝头，穿粗布衣衫，母亲常常暗自垂泪，觉得亏欠了我们。垂泪之后，便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干活，她心里憋着一股劲要全力撑起这个家。
尽管母亲用尽心力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实在经受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了，更何况母亲再也无力去面对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记得母亲生下小妹刚满三天就不得不去生产队给老少七口挣口粮。冬季时节，待粮食打碾归仓后，接着要把堆积如山的农家肥运往距庄子很远的山地。队长按人口把任务分到每家每户，家中劳力强壮的，不一会儿就干完了。母亲只好一个人包揽了全家人的任务，母亲肩上挑着装满粪土的一对大竹筐，她硬是踮着颤巍巍的小脚，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把一担一担的粪土挑到路途陡峭的山地里。风吹日晒，日晒风吹，母亲落下了一身的疾病：天热时，腰酸背疼虚汗不断；天凉时，弯腰躬背咳喘不止。生活的磨难锻炼了母亲的坚强，即使遭受着这样的折磨，她依然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一样从容面对。
一个“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要独立养活三个孩子，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我甚至不敢去想。但母亲做到了，她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硬生生地把三个儿女拉扯大了，还把他们送进学堂。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母亲也因此成了十里八乡人称“最能干的女人”。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却敬惜字纸，重视文化，对我们管教很严，常用古人发奋勤学的故事激励我们认真读书。不管家里再困难，生活再艰苦，从没有耽误我们上学。我初中毕业时，考虑到家境太难，一心想着帮助母亲挣工分。母亲却极力反对，生怕影响我们的学业。1977年，我考取了固原师范，二弟考上了高中，三弟考上了初中，作为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户人家要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为了给我们弟兄三人筹措学费，母亲迈着小脚徒步几十里去亲戚家借钱。可转到天黑，走了十多家也没借到一个子儿。母亲为此感到无比的憋屈，为此在暗夜里长叹，甚至泪流满面。最后，不得已祖父将祖上传下的一副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马镫卖了，算是给我们凑足了学费。
二
母亲是一个仁慈宽厚、明晓事理的人。农村的人情世故、乡约村规，她都通晓在胸。三里五村，每逢谁家添箱出嫁闺女、娶媳妇、给孩子过满月抑或给老人祝寿，她都要向主人送去祝福。庄户人家时有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妯娌不和，都爱找母亲规劝说和。由于母亲一次次出面调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生从容豁达、古道热肠的母亲只知道拿心去待人，拿心去做事，从不计较恩恩怨怨有没有回报。对自己的儿女是这样，对村舍邻里更是这样。记得一个风雪之夜，村子东头的狗娃来敲门，求母亲去救救他难产的媳妇。换成别家啥话都好说，偏偏狗娃他爹和父亲是“死对头”。父亲的多次挨批斗就是他泄私愤操纵的。然而听了狗娃的哀告，母亲二话没说，依然决然披衣出了门。后来就是因为天黑崴了脚，脚脖子肿的跟发面团似的，母亲从没说过半句抱怨话。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村里正经历着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发展过程，村里的人们因为眼前看得见的实惠，使得磨洋工的时代一下子成为过去，人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潮。勤劳的母亲终于迎来了改变现实生活的机会，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在自家田地里精耕细作。母亲的汗水总算没有白流，我家的庄稼像是在比赛似的生长，在青苗期就能看出丰收的迹象：麦苗绿油油的在日里夜间嗖嗖地拔节，开满花的豆蔓扯起竟有半人高。母亲的脸终于露出了甜蜜的微笑。这时，父亲也得以平反昭雪。父亲更是时刻关注着国家政策的变化，经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报。记得当时村里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宁夏日报》，而且拿到的往往都是一两个月前的旧报，但父亲认真地阅读着上面的每一篇文章。
四
1981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乡下中学教了两年书又考取宁夏教育学院，二弟和三弟也分别考入大学。当时，在我们那个连一位高中生都很少的贫困乡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下子出三个大学生自然成了我们那一带的特大新闻。我们弟兄能出人头地，这都是父母的功劳。
八十年代末，我二弟、三弟毕业后陆续到异地工作生活，只有花甲之年的父亲和母亲牢守着家乡的院落，过着清苦的生活。每每夜深人静，思念之情促使我拿起床头的电话，母亲的惊喜之情在话语中就能听出来，她让我们不要牵挂她们，她们生活很好。放下电话，闭上眼睛，父母单薄、瘦弱的身影就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知道，这不过是母亲怕儿女惦记着她们的安慰话。母亲在农业社时，就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落下一身的疾病，父亲在那个年代修水库时住潮湿的草铺、吃干粮、喝冷水，直到现在仍陈疴缠身，时好时坏。家中近二十亩的薄田，让母亲来耕种已是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