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大量地运用形象的比喻和朦胧的暗示，以唤起读者的“类似联想”。有意识地把对景物的客观描写和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合在一起，构成独特而深邃的意象，加浓了作品的象征色彩。《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对季泽倾吐衷情时的神态：“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蝴蝶标本”即是一个独特的意象，它让人想到的不只是曹七巧此时的神态，还有她的整个生活和命运。
《金锁记》开头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照；“陈旧而迷糊”与“大、圆、白”的比照，启发人们联想，含蓄地写出了怪诞和丑陋的社会，给人们留下不同的印记。同时渲染出一种黯淡、悲凉、沉郁的氛围，暗示出主人公七巧一生不幸的悲惨命运。结尾又与开头照应，意蕴隽永，令人回味。这样的描写，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无庸讳言，张爱玲的作品由于基调苍凉沉郁，使作品渗透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作者面对日寇的铁蹄正在蹂躏着我国的大片领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斗争缺乏认识，看不到光明，使作品隐约流露出消沉情绪。但是，她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却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为我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杂文的神圣使命
——读《宁夏杂文集》
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夏杂文集》，从内容到外表装帧都能给读者一种极好的精神享受。我们欣悦地把它喻为独傲于宁夏这片沃土上的一朵报春花。这本杂文集的出版，充分展示了宁夏杂文作者阵容，他们以杂文的形式为改革开放助威，为新思想、新意识、新观念的传播呐喊，褒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涤浊扬清，在引导舆论和教育鼓舞人民群众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大家知道，在文学的殿堂里，杂文并不吃香，有人曾比作“坐冷板凳”。因为杂文是“小个子”（篇幅短小），一般人是看不上眼的，只配坐冷板凳或靠边站。
在我们周围，就有一种怪现象，有人谈起鲁迅，评价再高都不觉过分，但对其杂文却往往不屑一顾，认为难以进入神圣的文学殿堂。有的文人在金钱的光晕中，放弃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把笔作为趋炎附势、玩弄文字、游戏人生的工具。还有一种现象是，其它文艺作品中触及到的一些现实问题，人们似乎能够容忍，但杂文稍露锋芒，便难以宽容，或“打板子”，或法庭相见。在一些人眼里，写杂文是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的事，杂文也好像是孽种，是破坏性的，作者善意的忧国忧民意识往往得不到理解。因此，杂文的繁荣与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可喜的是，竟有那么一些在杂文阵地左冲右突的战士，既安于寂寞，又不求得利，稳坐在冷板凳上奋笔疾书，医治社会的痼疾。在宁夏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中就有这样一批人，既有治学严谨、经年笔耕不辍的老同志，也有年富力强、厚积薄发、在创作上有一定实绩的中年同志和在文坛上孜孜以求、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思想敏锐，积极进取，又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他们的杂文议论精辟，对社会事件和动态观察细致，反应敏锐，形象鲜明典型，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便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在这些杂文中，或者是现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与事，或者是作者根据大量社会现象所概括、塑造而成的人与事，数量大，质量高，能触动读者灵魂。这些杂文大多语言生动幽默，尖锐泼辣，或寓庄于谐，举重若轻；或旁敲侧击，切中要害；或说理明彻而富于感情色彩。表现形式也多样化，有“匕首”、“投枪”、“号角”式的杂文，同时也有“镜子”、“银针”、“解剖刀”式的劝世明理之作，也有给人以知识、趣味、美感、陶冶性情式的作品。读这些杂文，如饭后品茗，芳醇飘溢，能给人愉快和休息，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和裨益。
杂文是大有益于社会的一种文体，它的功能是永远不会消逝的。因为社会发展不论到什么阶段，总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善有恶，有美有丑，有弊病，有脓疮。这就需要杂文家拿起“手术刀”去解剖社会，剔除脓疮，刮骨疗毒，使社会的肌体保持健康。现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大潮正呈汹涌澎湃之势，这当然是令人振奋的，但奔流的大江中难免泥沙俱下；敞开门窗，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苍蝇蚊子也会乘机而入。这就需要杂文家真正“放出自己的眼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自己独有的观察、思维和概括能力，关注现实，关注改革，审度纷至沓来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烛微察隐，涉笔立言。只有这样，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语）的杂文，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及存在的价值。
作家的笔与人格
文学艺术是精神活动的领域之一，它体现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意志以及审美要求，影响人的意识，陶冶人的性情。因此，作家的人格修养，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能的发挥。古人说：“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鲁迅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随想录四十三》）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高尚的人格（即思想作风、道德情操、理想追求、创作态度的总和）对作家来说，更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
作家高尚的人格，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与坚持上。作家最可宝贵的品格，在于真诚地、严峻地看取人生，对体现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真理求之若渴；对凌辱真理，践踏人民利益的黑暗势力深恶痛绝。纵观历史，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他一生同教皇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追求真理，断然拒绝佛罗伦萨统治者要他缴纳罚款，宣布忏悔，以取得赦免的要求。
法国作家法郎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这位伟大作家在“德莱福斯冤案事件”中，站出来仗义执言，写出《我控诉》的声讨黑暗审判的文字。为此，他逃亡英国避难，付出沉重代价，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我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为实现“美政理想”而遭奸佞小人谮毁放逐，但初衷不改，在《离骚》诸作中怒斥群小欺君误国之罪，表现了他高洁的人格。另如当代“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郭小川，十年浩劫，在冤祸加身的逆境中不沉沦，不苟安，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诬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团泊洼的秋天》）诗中凝聚着诗人战斗的思考、信念、品行和节操。相反，古往今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出卖灵魂，视真理节操为玩物者亦不乏其人。
钱谦益的诗，在清代是首屈一指的。清中叶，朱彝尊编《国朝诗选》时，把他的诗放在第一位，惹得乾隆大发脾气。说：一个降臣，竟冠于众人之先，简直岂有此理。对于钱诗，但叹其精工之余，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铎为南明小王朝所拟的《降清文》。且听其中汉奸言语：“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全，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之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这一张完全彻底的投降派嘴脸，是怎样也淡化不了的。于是，读他那字字珠玑的诗句时，想起这篇投降文字，便产生一种好比嚼了一个苍蝇的感觉，真是恶心欲吐。病逝于美国的张爱玲，她的确写过一些很精致的小说，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见解。不过，要是读过她在香港为某国新闻处炮制的反共小说《秧歌》之类作品，就让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了，很难用瑕不掩瑜这样的词藻来为她开脱了。作家，是用他们的笔在写不朽之作，同时也是用他们的人格、思想、行动、道义在写一部比文学更有力的传世之作。一个作家如果不敢直面现实和人生，不能示以世人一个坦荡的自我，有意无意地美化、掩饰自己，或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自觉不自觉地随波逐流，或言不及义，或附庸风雅，或助纣为虐，出卖灵魂，这样的作家，只能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作家。
作家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不慕虚名、不谋私利上。文学艺术的重要社会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崇高精神，唤起人的尊严感，从而达到淳风俗、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因此，作家只有负起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呈现出作家应有的勇气和良知，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为人民大众倾吐心声，毫不足惜地摒弃那些将文学艺术视作沽名钓誉、牟取权益的“敲门砖”之类的庸俗思想与作风，才算是具有高尚的人格，他才能无愧地担当起作家崇高的生活使命。
我们应该明白作家所写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名片”，就是身份的象征。任何应酬活动，任何侮辱自己的屈从、迎合、交换、出卖……只表现自己良知的毁灭，而不能为作品增加丝毫的分量。如果每一个作家都相信作品的重要性，相信时间的公正，读者的慧眼，文坛也会宁静和繁荣多了。
在我国古代文坛上有不少不慕名利，“固穷守志”、“忧道不忧贫”者。文学大师曹雪芹虽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穷苦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顽强地写作《石头记》。“晨风夕月，阶柳庭花”还滋润了他的笔墨。他的《石头记》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止“泪尽而逝”。留下的只是琴剑在壁，“新妇飘零”，以芹圃之才，不去写那些投时所好、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文章，却偏要写这部“怨世骂时之书”，这与他不慕虚名权势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由此联想到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作家为迎合市场效应，追求蝇头小利而不惜扭曲人格。
于是就有了身傍大款、为人捉刀撰写自传的“食客”文人；有了公车接送、为人弄虚作假、歌功颂德的“师爷”式文人；有了弃文从商，跑江湖拉戏班，开办“文化股份公司”的“老板”式文人；有了东拉西扯、一身烦躁，动辄痞气十足、玩新潮的“侃爷”式的文人；也有了专事追“星”捧“腕”、热衷于炒卖花柳轶闻、秽行艳史、撰构地摊文学的“掮客”式文人……读者想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书”而“明理”，不啻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被教坏，已经是上上大吉了。巴尔扎克早有名言：“从铜钱眼里看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艺术家困难重重的劳动的。”一个对金钱享乐有着非分奢求的文人，无论如何不会拿出醒世诲人的作品，而那种低浅粗俗的作品则会造成社会人格的失落和误导。
作家高尚的人格，还表现在虚怀若谷，自觉地、不断地“解剖自己”。作家不可能是“完人”，其作品也不可能是“完品”，对于一个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须正确地对待与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给肖军同志信中所说的那样，须“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这是作家须具备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也是高尚人格的一种表现。
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于一八三九年曾批评格列包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认为他简直“不是喜剧”，比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要“低劣到不可估量的、无可比拟的程度”（《别林斯基选集》）。但是，别林斯基后来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了这部喜剧真正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因而立即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偏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诚恳地说自己想起不公允地批评过《智慧的痛苦》就难过，说自己曾“高傲地、轻慢地讲到它”，而没有看出它是“一部最高贵的人道主义作品，是对于丑恶的俄罗斯现实，对愚昧无知、自作自受的奴才行为等等提出的有力抗议”（《别林斯基选集》）。尔后，一八八一年，别林斯基在《诗的分类和分型》一文里，把《智慧的痛苦》和《钦差大臣》一起并列为真正的艺术喜剧，肯定这部作品是“不朽的”（《别林斯基论文学》）。这种尊重客观真理，严格“解剖自己”，勇于修正错误的人格，确是令人感动和景仰的。对于今天某些尚不能正确地对待同志的批评的人，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亟待超越和释放
——西吉文学创作综述
在“西海固”文学中，西吉文学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环节。它像一股温馨可人的清风吹拂着西吉文坛，它以自己较为雄厚的创作实绩为文学百花园增添着绚丽、动人的色彩与情致。作为“西海固”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视的创作力量，西吉文学创作初具规模、引人关注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以自己独有的眼光和思维领域、情感领域及审美领域，并以此标志着自身的崛起，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