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设计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协调矛盾的过程，或者说是在遵照既定的战术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在规定的期限内，从经济、技术各方面综合平衡所得出的最佳矛盾统一体。这就需要迅速的协调和正确的决策，以推动设计工作向既定的目标逐次逼近。就像军队作战一样，必须有一个有高度权威的统帅部，这个统帅部，就是总师办。歼8型号分管各专业的总师，在王南寿的团结带领下，每周一次例会，每天一次碰头，互通情报，及时研究处理型号研制中出现的问题。对型号中出现的问题，先由总师办进行研究，根据问题的性质，确定处理的方案，商定相应措施，由对口专业总师出面，主持有关专业进行协调解决。日常的技术协调则要充分发挥总体室、总体组的作用，各室各专业将需要协调的问题及时告知总体组，总体组视问题性质，有的可以直接处理，有的需摸清情况后，反映到总师办，总师办研究后，及时指定专人，不失时机地出面组织协调。
为保证型号工作中技术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总师办处理问题要充分发挥科技处计划科的作用，凡要更改计划或组织协调，计划科要按总师办的决定，会同总体室及时处理。协调过程中，如发现需涉及器材、试验、生产条件变动时，总师办要及时提交所办公会议解决。
歼8设计过程中，在王南寿的主持下，带领总师办组织过几次大规模集体性的技术审查和对各专业逐个进行集体审查和协调。其中有两次是阶段性的，一次在初步设计结束转入打样设计之前，另一次在打样结束转入发生产图之前。前者为打样设计奠定基础，使打样设计得以全面迅速展开。后者主要是对各专业的设计要求进行审查，达到全机协调，以冻结技术状态。
新机协调具有多种意义和性质。有纵向协调，即各子系统、各类机载设备、武器等与飞机总体性能的协调。有横向协调，即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与要求。还有总体布置协调。通常是把协调矛盾较为集中的部位、舱段，如座舱、设备舱、发动机舱、起落架舱等划分为若干协调区（歼8原型机划分为十三个协调区）。协调区的协调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打样，发生产图及今后生产、使用和维护工作的质量和进度。搞好协调区工作的关键，在于选好协调区负责人，要选择专业水平高、业务熟悉、且对其他专业知识面广、制图能力强、工作主动负责、又耐心细致的人担任，同时要画好1：1协调图，并妥善保管，直到原型机设计定型。从歼8原型机的实践来看，所选协调区负责人工作是称职的。
除所内协调外，还须选择时机，做好涉及部内、部外众多厂家的成品附件的协调。
为使歼8飞机能优于米格-21，除克服米格-21航程短、火力弱、不能全天候作战的弱点外，更重要的是提高推重比，增加机动性。在发动机已无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主要是提高结构设计水平，千方百计控制和减轻飞机重量，以使飞机既有必须的强度、刚度，同时又重量轻、尽可能提高推重比。本着这一指导思想，负责结构强度工作的代理副总师冯钟越同志以敢于负责的精神，主动承担责任，提出飞机结构强度A’100％时，全机静力破坏的设计准则。这是一种主动承担风险的做法，这一想法得到了王南寿同意，并首先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得到了结构、强度设计室同志的支持。歼8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设计准则是成功的。
总师班子中，除蒋成英、顾诵芬是已任命的副总设计师外，其余三人均未正式任命。王南寿在歼8原型机的研制过程中，实际履行着总设计师的职责，承担着总设计师的责任，凡涉及全机性的图纸、技术条件及资料均由王南寿签发。
王南寿同志194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航空系，同年10月参军，曾任空军工程部助理员、副科长，空一所研究室副主任；1954年入党。多年从事外场的维护修理工作，对飞行部队和所使用的飞机比较熟悉。1961年8月，六院一所成立后，先后任气动室和总体室主任，在摸透、仿制米格-21飞机过程中刻苦钻研技术，掌握了米格型飞机设计的技术和方法。1965年5月，出任代总设计师后，带领总师们继续完成初步设计后进行打样设计、技术协调、现场发图和试制，工作认真细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事实证明，当时我们选定王南寿出任总设计师的决策是正确的，王南寿同志的工作也是称职的。
王南寿还不止一次作为歼8飞机的总设计师，参与重要的外事活动，得到官方正式认可。1980年5月，为安排国防部部长耿飙访美，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率军事代表团先期访问美国做准备工作，王南寿也是该团成员之一，刘华清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佩里介绍王南寿时说：“这位是歼8飞机的总设计师王南寿……”。当时我作为中国航空学会代表团副团长也正在美国访问，上述情况我在美国时就已知道了。此外，我还知道，1983年德国宇航研究院院长来华出席中德两国合作年会时，段子俊也向该院长介绍王南寿是歼8飞机的总设计师。但在一些史料、资料中，作为歼8总设计师的王南寿却无端被遗忘了。出现在资料中的都是那个并非实体的总师办，王南寿则被称为是总师办牵头人，除个别人员外，其他成员也没有被视为型号副总师，而名之曰总师办成员。前面已说过，总师办不是实体，而是总师集团、总师班子，王南寿就是总设计师，其余的就是副总师，关于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不容有丝毫含糊。
王南寿同志在歼8试制的现场不仅要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困难，而且要应付工作之外的，甚至是人为制造的种种困难局面。正是在此期间，其家中祸不单行，妻子张馥兰（一位精通三种外语和专业的知识女性）卧病在床，幼小的儿子王昂，在自家门前拾起一支不知何人放置的伪装着的雷管，引起爆炸，一只手除拇指外，其余四根手指全部被炸掉，造成终身残废。王南寿同志强忍心中悲痛，顽强地战斗在歼8研制第一线，1968年6月底前后，相继完成了01、02架总装，为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1968年9月15日，歼8型号02架进行全机静力试验，此次静力试验大量技术准备工作是在冯钟越同志领导下进行的。但就在试验前几天，冯钟越和另一主管强度工作的赵沛霖均被调回所内参加“学习班”。试验当天，冯、赵二人被押到现场接受“教育”，结果全机A’静力试验加载到92％设计载荷时，机身38框切面折断，静力试验未能通过。后来查明，图纸要求使用4毫米钢铆钉进行铆接，由于“文革”破坏，制度不严，错用了三点五毫米铝铆钉，造成机身提前破坏。
由于这次试验未能达到100％，王南寿、冯钟越、赵沛霖在“反动学术权威”、“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帽子之外，又加上了“阶级敌人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的破坏作用”的罪名，而备受批判。王南寿被送进“清队学习班”，后被发配“五七”干校劳动，连歼8首飞上天也不让参加。卧病在床的张馥兰心中悲怨难平，愤而把王南寿同志的专业科技书籍悉数祭奠回炉，来了个“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9年11月他被调至四大队，主管歼9飞机的设计工作。
1970年5月，王南寿调成都611所，历任611所第一任所长兼总设计师，主持所的组建和科研工作，主持歼9方案设计和歼7大改飞机的设计发图工作。后调任三机部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局局长、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王南寿同志曾任第三届中国航空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第四届起任学术委员会副组长和常务理事、中国气动研究会首届副会长、中国气动力学会常务理事。自国家设立科技进步奖以来，他一直担任国家奖评委委员、军用航空与民用航空行业评审组组长、航空部前几届学位评委委员。曾代表国家参加（1982～1988年）国际航空科学学会，首任（ICAS）委员。曾任AIAA飞机杂志的国际编辑，在促进航空科学技术研究与国际技术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并受聘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王南寿同志在工作中多次立功受奖，1978年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四川省科技大会及成都市科技大会颁发的个人科技先进工作者奖，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是获奖者之一，1988年获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荣立部二等功，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荣誉称号，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首飞上天
1968年11月22日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就歼8机全机静力试验提前破坏问题，向军委办事组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呈报《关于歼8飞机研制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客观地陈述了歼8机静力试验提前破坏的情况和原因，说明飞机已经修复，正在做各种单项静力试验，同时对准备上天试飞的0l架飞机已进行相应加强，对首飞的安全比较有把握。试飞领导小组建议：需重新制作一架供静力试验的飞机，再次进行全机静力破坏试验，进一步考核飞机强度，作为将来设计定型的依据。由三机部、六院在沈阳组织精干的联合指挥机构，以加速研制。12月3日军委办事组阅批“拟同意”后，呈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周恩来总理。12月29日六院转发中央领导圈阅的军委办事组在上述《报告》的批示，和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研究，迅速安排落实，争取早日将歼8研制成功。
1969年初，三机部、六院联合指挥部成立，由刘增敏、苏大鲁负责。
歼8型号01架总装完成后，试飞领导小组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歼8试飞问题。围绕新机试飞问题的纷争，主要不在技术上，而是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
早在1966年12月，630所（试飞研究所）即派出以副总设计师沈尔康为首的小组研究试飞方案。1967年初，六院确定歼8初期试飞在沈阳112厂进行。根据歼8试飞需要，要求跑道加长到3060米。而112厂的跑道只有2600米，需延长460米。跑道南端是沈阳著名的旅游景点——北陵公园。
北陵是清代入主中原之前第二代皇帝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园（第一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其陵园在沈阳东陵），陵中埋葬着皇太极及其皇后和几位妃子的骨灰罐。显然跑道向南已无延伸可能。
南延不可能，只能向北。跑道北端，横亘着工厂的铁路专用线，延长跑道，则需将2.5公里的铁路再向北移。在延长460米跑道及北移2.5公里的铁路专用线的范围内，都是农民耕地，须办理征地和购买手续。此外延长跑道，北移2.5公里铁路的工程量也非同小可。歼8现场指挥部的罗时大、薛家田主动请缨，担此重任。并向国防工办呈报专题报告，得到李如洪副主任许可，又经国防工办批准，派空军工程兵承担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任务。薛家田还四处联系购买铁路枕木、铁轨、道钉等建筑材料。工厂技术部门全部出动，帮助卸砂石、参加筑路劳动。历时8个月，于1968年2月加长跑道的工程全部告竣。
为做好歼8试飞准备，630所派人到一所研究01架安装测试仪器的改装工作，一所负责设计测试仪器在机上的电路。1968年5月，空军任命11航校中队长尹玉焕、试飞员鹿鸣东同志为歼8机试飞员。
早在歼8发图时，已确定葛文墉为试飞员，并一直与研制队伍密切合作，参加了解有关试验、熟悉设计情况，早已做了试飞准备。结果也遭无端的隔离审查，取消其试飞员资格，由尹玉焕补替。
尹玉焕、鹿鸣东都是很优秀的飞行员。他们二人亲临沈阳听取设计人员介绍歼8飞机的性能及使用维护特点，参观了风洞与静力试验，为试飞做了技术准备。与此同时，630所副所长苏国华及张克勤、郑兴民等带领科研人员和机组自始至终参加了歼8机在112厂的试飞准备和试飞工作，为歼8首飞上天，攻关排故和安全转场做了大量工作。
1968年6月20日，歼8试飞领导小组组长常乾坤副司令员及全体成员现场检查歼8机试飞准备情况。
常乾坤副司令员（1904—1973）是我国老一辈的航空专家。1904年9月3日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1926年进广州国民政府的广州航空学校，同年被派往苏联，先后毕业于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和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1938年回国后，常乾坤历任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9年3月以后他历任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他长期主管空军的教育、训练和科学技术工作，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