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派中的大部分干部群众坚持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违法犯罪的事不介入，不人云亦云。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一批干部群众主动关心我、保护我的事。有的自己拿钱给我买鞋子穿；有的炊事员同志找机会用大碗给我打了好多肉菜、鸡蛋等好菜，上面盖一层饭，叫我快吃，不够再给加，还对我说：“你是龙就蟠着，你是虎就卧着”；有的守在摧残我的现场就是不离开；有的为我鸣冤叫屈，偷偷地给党中央、周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防科委写信，为了躲避造反派的审查，把信带到北京、上海等地邮寄；有的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我的家乡调查我的历史，把造反派通过逼、供、诱供取得的伪证翻了过来，抹去强扣在我头上的“叛徒”、“特务”的头衔；在那个年代，我内心钦佩代总设计师王南寿同志，带领所的科研人员，长期坚持在歼8试制生产第一线。我认为一所的干部、职工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科研队伍的中坚力量还在，只要大环境、大气候一变，这支队伍很快会重新凝聚起来。
危难之时见真情
1968年，“造反派”中的一伙暴徒把我五花大绑押到一块空地，在距离10米左右连开3枪，使左腿、左臂等处连中3枪，全身6处伤口。伤口化脓后他们又勾结医院阴谋截肢，让我永久瘫痪。
我的女儿北临从医院偷了血衣，回到家告诉妈妈说爸爸在医院，生死不明。妻子吕枫当即昏倒，苏醒以后她抱着血衣去找中央驻沈代表团。结果，被告知说这种事情他们也管不了。吕枫感到真是天昏地暗，走投无路。本想去找家住辽宁大学原在南湖医院工作的一位老红军大姐说说情况，刚好在辽大门口见到了延安老同学云扬。吕枫真是见到了亲人，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云扬热情地问明情况，即把吕枫领到家中（东北局大院）一面劝吕枫喝水吃饭，一面让她住下来好好商量一下。云扬的爱人石光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东北局大院也在动荡，他们自身难保。云扬对吕枫说，既然沈阳没有人管，咱们去北京。
第三天，云扬陪吕枫乘火车偷着去北京。出发那天，云扬说血衣包袱我拿着，防止路上遇到601所的人将血衣抢走。
上了火车以后，云扬把血衣放在她的座位下面，神情自若地照顾吕枫喝水、吃饭，非常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她不时对吕枫谈论在延安学习时高兴的事，让吕枫松弛、安静下来，还照顾她躺下睡觉。
列车向前飞驰，吕枫心里有事，哪里能睡得着。后来她告诉我，在那一路上就在想着我，不知是死是活；想着妹夫贺振新，从小就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南征北战几十年，前不久在建设兵团被“造反派”整死；想着和云扬在延安窑洞里同睡一铺炕，一起学习劳动的情景；还想着云扬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挨整，吃苦受罪的情景。可云扬不记前嫌，冒险相陪赴京上访，真是感激不尽。
火车上这一夜云扬怕吕枫想不开，一直紧紧挽着她的胳膊。
到了北京她们住在云扬的姐姐——竞凡大姐家。竞凡大姐的公公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也是我伯父刘定五的挚友。高老听了她们讲的情况，看了血衣，最后说，那就写个申诉吧，要写的简要，写的清楚，写的诚恳，求得同情。要赶快救人，申诉书的字要写的大些，血衣不能给人家看，也不卫生，要拍成照片附在报告的后边。
竞凡大姐全家和云扬一起热情地帮助吕枫出主意想办法，帮着写申诉材料，拍实物照片。最后把写好的材料，分送周总理、李富春和聂荣臻副总理，以及中央文革、空军等部门。其实当时竞凡大姐家的处境也很困难，她的丈夫高存信是炮兵学院院长，也被关押审查。
为了让我的问题早日解决，云扬出主意让吕枫去我的老家陕西取历史证明材料。我在延安审干时已有“历史清白”的结论，但是“造反派”污蔑我在凤翔地下党时被捕叛变。云扬说，有了证明材料就好说话了。但在当时，外调没有组织介绍信是不行的。最后吕枫只凭我的一个残废证和她自己的原国家计委机关工作证奔赴她从没去过的西安、凤翔等地。沿途在亲戚和老乡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已靠边站的风翔县委书记亢少平家，证实了我在凤翔县做地下工作期间没有被捕和叛变行为。同时也了解到601所的“造反派”，曾在凤翔大搞逼供信，逼得一个原国民党党员为他们做伪证的事实。
当601所的“造反派”听说吕枫得到了真实的证实材料，而且了解到他们在陕西取伪证的事实后，恼羞成怒。他们以“假军人”的罪名押解吕枫二次去了西安、凤翔等地。吕枫被游斗了一个多月，进行了所谓的消毒。云扬也因此受到牵连，601所的“造反派”勾结辽大的“造反派”关押了云扬，说她包庇叛徒刘鸿志，又说刘鸿志在延安时包庇日本特务白晶泉。
也许因为聂荣臻决心将国防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也许是在北京云扬帮助整理的上访材料（申诉报告）起了作用，也许是云扬让吕枫去陕西的证明材料提供了有力证据。1969年11月，由空军派出的军管会进驻601所。我的冤案终于水落石出。
1972年初恢复工作以后，我和吕枫立即去云扬家看望和感谢她。当时还有几位老同志，我们一起动手，吃了一顿饺子，互相庆幸我们大难不死。都经受了一次政治磨难，重见光明，想到能继续为党工作而兴奋不已。
“文革”动荡年代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可是“文革”的经历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人在危难之时见真情，那一段经历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
空军军管会接管一所
空军军管会什么时候进所，我并不知道。但当时有几个现象出现，我意识到形势要变了。第一，看到院内有穿空军服的军人走动。第二，造反派中少数人对我的迫害力度明显小得多了，已不是每天必有的了。第三，造反派为首的几个人，用他们控制的大喇叭突然又成天大喊大叫，再次用大标语、大字报把他们编造诬陷我的假材料满院子张贴，又一次掀起批斗我和吕枫的浪潮，明显是在给空军军管会施加压力。第四，路上看到的行人对我流露出那种久违的微笑。因此，我判断空军军管会不可能像炮司军管会那样了。
沈阳空军军管会主任吴铁岩同志针对所内的这一动态，就是顶着不说话，不表态。只宣传要执行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安定团结。造反派闹了一阵，没有闹出什么名堂。
空军军管会进驻不久，派两位参谋找我谈话，了解我的历史。我如实说了我的个人历史，并建议他们去看我的档案以及吕枫和孙康黎、张秉歧他们调查所得的材料。我要求尽早解除对吕枫的专政。我们夫妻同甘共苦三十多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她这次拼着老命保护我，也是在保卫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且希望让逃难在新疆的两个孩子回到她的身边。两位参谋耐心地听了我被专政以来前前后后的诉说，一次也没有打断过我的说话。就凭这谈话的态度，使我看到胜利的曙光。
后来我得知空军军管会派出专人对我参加革命以来各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复查、核查重新取证后，进行严密的分析研究，于1973年3月上报了否定造反派和炮司军管会编造、诬陷我的材料，还我清白。
2004年，空军军管会的主任吴铁岩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了他在一所工作时期的情况：
……不过我在所谓“支左”当中所受的压力，我相信你也会想象到的，大军区压沈空，沈空八人领导小组找我集体谈话，我只好一言不发，我几乎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我又对谁去讲，对谁去诉苦呢？如今都已经过去了，小小一个李久春（听说已故），他犯了错误（乱搞男女关系），我和他个别谈话，他竟说我“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甚至横蛮地说：“我到陈司令员那里去告你。”……我至今不悔！我了解你，我应向你学习，以你为榜样……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我应该感谢吴铁岩同志，在一所工作期间，他坚持了党的路线和原则。
“相信群众能支持我”
在所专政队里，关押着数十人，他们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的是个人历史问题，组织上已审查多次，有明确结论。有的因为父母是高级干部，在“文革”中被严重冲击而受到株连。有的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还有的是群众组织的骨干人员。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反革命”，我由于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建国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从当时的形势看，用不着多长时间，局面会转变的。可这些知识分子由于缺少经验，对形势一时看不清，思想苦闷，有情绪，有压力，这是正常的思想反映。
我也是被专政的对象，无力解除他们的痛苦。但作为一个长者，有责任对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言传身教，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未来，处理好各种具体问题。面对专政队中的那种非人待遇，难友之间互相帮助、鼓励、保护是很普遍又很普通的事。
眼睛高度近视的陈勇是二室的技术员，是原东北局领导干部的子弟，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是个好孩子。被诬陷成反革命，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打碎了眼镜，要求看押他的人押他去配眼镜，不但被拒绝，还举起棍子要打他。我实在看不过去，一把把他拉入我怀中，大声说：“他还是个孩子，不能打，你们要打，就打我好了。”最后打人者把棍子停在了空中。有一个知识分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被打得奄奄一息，他觉得自己前途渺茫，家属为了划清界线，要和他离婚，他放心不下孩子，思想很苦闷。后来在劳动时我就对他说：“要坚强起来，形势不久会变的，要有信心，实在等不到那一天，你的孩子由我和吕枫来养，你要放宽心。”还有一位搞气动载荷的专家，也被打成“反革命”，吃不饱又没钱用，我就把家里塞给我的钱拿给他花，让他买东西吃。一位在“文革”中因为“政治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在公安局关了一段时间，放出来后，强迫劳动和我在一起。人已经很瘦了，还便血，极度虚弱，可还要安排他干最脏、最累的活。我就对他说：“你身体虚弱，有监管人员时，你就扶着车，我用力推车，他们不在时，你就跟车走，我能推。”我还把从食堂买来的咸鸭蛋给他，把家里送给我的药、食品、物品也送给他。那时，我们每月的伙食费规定为12元，他有三个孩子，有困难，我告诉他：“用钱尽管说，我尽力资助。”
我是在歼8试制线上突然被抓去专政的。被专政后一直放心不下生产现场的情况，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无法得到任何信息。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首飞成功，我是在专政队里劳动时看到飞机从我头顶上飞过的，我由衷的感到高兴。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112厂和一所的有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韧不拔，终于拿到了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呀！
歼9飞机是与歼8飞机同时提出来的，作为比歼8更先进一些的研制型号。歼9到部队现场设计，由张仲秋他们带六十多人去芜湖的事，在我被专政以前已经全面安排布置下去了。他们从部队回来时，我已经被专政了。我当时主张搞正常布局的方案，便于快拿到成果。一次“放风”时路上遇见张仲秋同志（一室副主任），我望了他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两个家伙（指歼9Ⅳ、Ⅴ方案）不要一步登天，要稳妥，要先拿到手，把把关。”张仲秋说：“明白。”看押我的人是工厂的工人，也弄不清我们俩说的是啥，也难为了张仲秋同志。如果这个戏剧性的对话被别人听懂，可要给我加上一条“罪状”，叫“走资派还在走”。
后来，我又听说空军吴法宪要求搞“双三”（马赫数3、高度3000米）。那个年代，不尊重科学，不了解国情，信口雌黄的事屡屡发生。我认为这是胡闹！也是在“放风”的时候，碰见张仲秋（他当时是“双三”型号设计技术负责人），我说：“刘玉堤在南宁呢（空某军军长，战斗英雄）！那个家伙（指“双三”）那么高，那么快，能行？你亲自去一下。”张仲秋明白我的话中话说：“知道，就去找。”事后知道他们派出人员去部队调查，张仲秋同志又特意去了南宁，找了刘玉堤，并就“双三”的设计在空×军进行座谈。后来常乾坤副司令到一所检查工作时，专门听取了“双三”设计的汇报。汇报后，常副司令又单独找了张仲秋说：“除了汇报的情况，你给我交个实底，说说你个人的意见，怎么做好？”张说：“从上下级关系上说，空军下达的任务，要想办法完成。但从技术上说，‘双三’当作型号设计，目前条件不具备。设计技术、材料大面积用钛，发动机新设计，都还不过关，最好暂停型号设计，改做课题研究。”常副司令回京后不久，就下发了暂停“双三”设计的通知。
这几年中，我被他们折磨得满身伤痕，可我还是放心不下所的任务、所的队伍。这个所是大家的心血凝成的，也有我的心血在里头。那时中央已经提出由天下大乱转为天下大治，要安定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估计形势很快会发生转变，所以我也在琢磨解放后如何抓工作的事。我在工作中会有缺点，甚至有失误。但原则、方针、政策上没有发生偏差，绝大多数群众还是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相信群众能支持我，能把这个所收拾好，重振昔日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