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矛盾的深化
真正引起人们注意西北回族问题的还不是苏四十三和田五事件，而是清末的西北回族反清斗争。这次运动爆发于1862年，其范围遍及陕甘宁青新，时间持续了十几年，成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
关于这一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该运动的起因、性质及影响诸问题均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过去那种完全用阶级斗争去说明这一运动的简单化倾向也有必要加以纠正。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西北回民起义时总是尽量避开门宦组织。因为门宦势力显然不是农民，如果承认门宦组织领导了回民起义，那么认为这一运动是农民反封建的观点就难以自圆其说了。其实，不仅门宦家族始终是甘宁青回民起义的领导，而且门宦所代表的组织也是回民起义组织的主体，斗争的政治内容也与清中期开始的回族社会组织化运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只有把西北回族社会的组织化和回民起义联系起来，才能更真实、更全面地了解这次运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研究苏四十三、田五事件后，西北回族社会政治矛盾的发展。
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之初，无论其领导者还是广大的追随者，并没有确立反清的政治目标。在这样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开始时，人们只是追求一种信仰、树立一种组织来满足回族社会的需要。这种变化会引起什么矛盾则是他们所料未及的。然而首先产生了教派之争。最初的教争出现时，当事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回族、撒拉族内部的宗教之争会引发他们与清政府的冲突。正因为这样，他们还把解决教争矛盾的希望寄予官府的裁决。这大概是习惯使然，因为几百年来回族受官府统治，重大问题由官府处理已经成为习惯，教争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教争与以往的事情有根本不同。教争不是居民个人之间的事件，而是回族社会的组织活动。政府总是把他们统治的居民置于分散的个人状态，以便于统治；人们一旦组织起来，这个组织会因聚集了社会力量而成为旧统治的障碍。清政府虽然一开始没有看到这个性质，但它本能地采取限制教争，亦即限制回族组织活动的措施。它的目的不是判明教争之是非，而是如何利于其统治。这表明两种组织各有目标，教争不可能通过官府得到圆满解决；已经发展起组织化的西北回族社会也不可能退回到分散的教坊制时代。因此，回族之组织体系与官府组织之间的排斥性逐渐表现出来，随着矛盾的发展，双方逐步认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苏四十三反清，标志着回族、撒拉族组织已经放弃了通过官府谋求解决教争的方式，转而采取通过自己，直至武装斗争来寻求发展的道路。这正是组织与个人之不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只有当他寻找到并依从于新的组织时，他才能脱离原有的组织体系。而社会组织自身具有强大的自主存在、自我满足的内在能力。它不需要依从于其他组织，自我发展、自主活动才是其执著的追求。从1847年格底木回民马应焕控告花寺门宦马来迟起，官府宣布“前开后开各遵祖教，遇有丧事不许一起延请两造念经，致滋事端”①，这成为官府处理教争的一个基本政策，一直延续到苏四十三反清之后。这一政策的精神就是限制清真寺之间的联系达到阻止回族宗教组织发展的目的。当时的上谕说得十分清楚：“马应焕所告虽虚实难定，但据其所称于回教之外又立邪教，将来聚集益众，彼此角胜，必致仇杀相寻，蔓延滋事，为土俗民风之害，不可不早折其萌芽，痛除邪妄以靖地方。”①
应该承认清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预见是准确的，反映了它丰富的统治经验。然而这种政治见识并未转化为有效的统治行为。花寺门宦获得了迅速发展，新的组织也在增长。这决定了教争将日趋扩大，回族组织与官府之对立不可避免。屡遭镇压的哲赫忍耶组织在秘密发展中，倡导“舍西德”精神，等于确立了反清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反清的目标引起了广泛的响应，促成了哲赫忍耶组织的迅速壮大。该派虽遭禁绝，但“马达天在宁夏灵州暗设道堂，夜间礼拜念经，秘密经营教务”②。至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日益衰败，对新教控制松弛，“马以德因以逐渐公开进行教务活动，曾派阿訇去新疆联络教徒，并在金积公开修建道堂、清真寺，甘肃的新教阿訇也常到金积‘跑教门’，远近教徒纷纷前来拜谒教主，奉献‘海底耶’”③，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马化龙主持教务后，该门宦组织更得到长足发展，教徒遍及西北，可以说进入鼎盛时期。其他门宦的发展势头虽不及哲赫忍耶，但也各有增长，尤其组织之制度化、稳定化水平不断提高。经过百余年的历史，各门宦组织日益巩固。首先，各门宦家族的教权已传递几代人，成为确定的宗教领袖。他们不仅因宗教造诣而受尊敬，更因其出身而被崇拜。这说明门宦家族在该组织内的核心地位已不容置疑。其次，各门宦所辖清真寺和教民也趋于确定。乾隆年间存在的那种父子各从一派的现象已减少。另外，不少门宦内还出现了一些著名阿訇，也反映了门宦组织的巩固。
门宦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聚合力和号召力，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各门宦能迅速发动规模浩大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回族社会的某些矛盾以及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往往通过门宦组织的活动表达出来，门宦愈益成为西北回族社会的中枢力量。外部的各种力量（如官府）与回族社会的关系也就自然而必然地转变为它与门宦的关系。
西北回族社会的组织化发展表达了在清代获得发展的回族的新要求。这是一个新变化，一种新情况。从民族史角度看，这不是意外的事情，而是许多民族曾经走过的历史。但由于双重组织关系的原因，这个变化并没有被清政府立即接受。政治学研究表明，当社会出现新的力量和要求的时候，只有这种新要求转化为国家政治目标，并以一定的政治行为满足这一要求，政治的发展和运行才是顺利的。因此，一个有效的政府要经常注意社会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并把它列入自己的行为目标之中，在社会需求与政治机制之间构筑一条畅通的渠道。从乾隆年间到咸同之际的清朝百年政治史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承认西北回族组织化是源于回族社会的要求，并在这一组织化发展中出现了民族自我管理的历史需要，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政府面对这种起自社会的要求时，不是设法将它转化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相反，它采取的对策是极力去压制、取缔这一要求。这从根本上表现了清政府制度和政治管理上的僵化与保守。它不是改变自身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是企图用所掌握的暴力机器去消灭社会中产生的新因素和新要求，企图用强力把社会封固在一个不变的状态中。一句话，它要让社会来适应朝廷的统治需要。除了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之外，这也是清王朝反动本质的重要方面。
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对回族新老教门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教与清政府的对立自不待言，老教也从过去与官府的某种合作态度转向反抗官府的统治。究其原因，虽然新老教存在矛盾，但他们的性质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满足这一社会要求的途径不是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而是如何有效地将回族社会的组织化要求与官府体系相协调，使二者的政治目标相互适应，二者的功能相互辅助、相互支持。清政府显然不愿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门宦组织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壮大并不断完善其组织体系，使之制度化水平明显提高，从而完成其组织发展功能。二是在组织发展中提高该组织对回族等穆斯林社会的管理程度。第一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吸收教民、扩大组织、增加阿訇和清真寺。第二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强化门宦组织与教民之间的关系而实现的。这固然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但随着管理程度的提高，单纯的宗教联系不足以更有力地推动这一管理职能的发展。以宗教为纽带的组织关系，或多或少具有隐蔽性，缺少明确性，这必然会限制其制度化水平的提高。
从材料看，田五事件后，门宦之间的教争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沉寂，西北回族社会似乎处于平静之中。这反映了经过苏四十三和田五事件后，各派在教争问题上持审慎态度。这是新老各派在清政府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沉默。如前章所述，清政府在禁绝新教后，要求老教设立乡约、具结担保、取缔掌教等。因为在理论上新教已不复存在，故这些限制措施都落实在老教身上。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终于促成了老教也转向反清。
可见，清政府的政策与西北回族社会的组织化要求背道而驰。只有改变清政府的政策，西北回族社会的要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而这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它只有在西北社会的政治关系发生剧烈变动后才能实现。
政治斗争往往如山洪突发，但其力量的积累却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与回族社会组织力量壮大相反，清政府的统治越过“康乾盛世”之后走上了衰颓的道路。官府的腐败与社会下层的不满并行发展着。在西北，清政府两百余年的统治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特点。西北地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发展，且民风强悍，清政府对此深具戒备。因而官员的任用以满蒙旗员为主，“在同治以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四人”①。由于满族官员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兼以地处荒远，这些官员大部分不能勤于公务，反而贪污腐化，造成这一地区官场特别腐败。乾隆末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贪污案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腐败典型。以后的吏治更是江河日下，无法振作。道光时，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素不识字，惮于用心，所管本署通丁，半通番匪”。他们通番无非“希图坐地分赃”①，官员们日以吃喝娱乐为务。一位陕西粮道记载得非常详细。
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间遍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②
除了接待过往官员，“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满城协领、绿营参游，亦于春秋延请一次”。这样，“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五日无之”。官员如此，其他“署事人员明知五日京兆，但求饱饫私囊，何暇计及公事”！这是陕西督粮道的记载，他自己对这种交际深感厌倦，可知官场风气如此。督粮道宴请送礼尚有“公关”味道，而像陕甘总督、八旗将军则完全是放纵自己。咸丰末，陕甘总督乐斌“性爱听戏宴会，彻夜不休，同人深以为苦；酒量食量极大，舆夫走卒所不及”③。有这位胃口极好、兴致又高的总督，衙门自然会变成戏院酒楼。“属员相率效尤，俱尚浮靡。而督、臬两署笙歌，竟无虚月。”官员“恩麟、和祥、明绪并督幕彭沛霖，结拜兄弟，酒食征逐，醉后谩骂，毫无局面”①，甘肃官场“一堂鬼魊，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②。
西北驻军较他省为多，除旗员以外，官员队伍中武将亦多。旗员和武将的共同之处是多非科举出身，缺少文化素养，没有儒家思想抱负。他们造成了西北官场的市侩风气，使得这种统治丧失了起码的严肃性和正义性，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污浊和一钱不值。对于专制政治，统治的光环一旦消失，下层社会的反抗信心就会倍增。政治关系从这里开始发生深刻的裂变。例如当时的士兵漫无纪律，屡屡借故闹事。1850年（道光三十年），固原裁汰老兵，引起士兵闹事，“平庆泾道范懋德闻之大恐，亲赴教场向众兵磕头求散”③。足见官员已毫无威望可言。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已出现严重危机。1856年，“胜保奏西宁、宁夏等处兵丁因请饷滋闹，兰州省城复有兵众围绕总督衙署，打碎藩司段大章、知府刘仲海肩舆之事；并汉回匪党于关内外抢劫，或假冒野番，或勾结番匪，行旅为之裹足，甚至饷粮、奏折均被抢掠……”④西北地区灾害频发，人民往往流离失所。1810年，西北数十县遭受大旱，百姓流亡。陕甘总督那彦成于各地设粥厂救济饥民，勉强渡过一场严重危机。他向朝廷报告说，当地“民鲜盖藏，丰收之年少，歉收之年多，一遇水旱灾伤，不能不筹议赈恤。办理既多，为日又久，不肖官吏熟于其事，不恤灾民之苦，转视为牟利肥己之端”⑤。这些文字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活。百姓的悲惨生活与官府的奢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应该说西北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