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蒋冯大战前夕，马鸿逵加入韩复榘、石友三的倒戈行动，通电叛冯投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改编为陆军第六十四师，后又升其为陆军第十一军军长，并派人至郑州慰劳马部。马鸿逵先后驻郑州、徐州等地，在各军阀集团叛降无常的时候，表现了坚决拥蒋的态度。其父亦因拥蒋而先后出任青岛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各职。因马仲英扰宁夏，冯部主力参加中原大战，冯玉祥便借马鸿宾稳定后方，故马鸿宾得以重返宁夏。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事出现空虚，蒋系无暇直接统治甘宁青地区，便在马福祥的建议下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马鸿宾赴任后，被国民军余部雷中田扣押，发生所谓“雷马事变”。一时陕军杨虎城、冯部刘郁芬、蛰居四川的吴佩孚等均想插手甘肃。蒋介石怕冯部再起，吴佩孚死灰复燃，派邵力子出任甘肃省主席，后又改邵力子主政陕西，朱绍良主甘。甘肃政权遂落入蒋系之手。马鸿宾再次返宁。1932年，马鸿逵部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因作战不力，几乎遭国民党军队攻击。8月，马福祥病逝于涿州，蒋介石以顾念西北宿将为名，再次任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见中原已无发展余地，且面临被国民党军吞并的危机，率部兼程返宁。马福祥集团以巧妙的方式弃冯投蒋，重新掌握了宁夏省政权。
这时，远在青海的马麒集团也选择了投靠蒋介石的道路。马仲英、马廷勷事变使国民军深感棘手，在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中只好把青海政权再次交给马麒。1929年10月，马麒暂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决意投蒋，给蒋的电文称：“麒倾心南向，惟冯部来甘，遂致倾向之诚，无由上达，冯且蓄意剪除异己，只得委曲求全。”①表达了对冯的怨恨，又疏通顾祝同、陈立夫等。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在1930年1月正式任命马麒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部被改编为新编第九师，马麟亦组成甘肃骑兵第一师，驻防兰州。马麒集团完成了自动脱离国民军，归属于南京政府的过程。
这个政治变化的历程表明，贫瘠的甘宁青社会养不起真正庞大的军事集团。清朝，这里的军事活动依靠其他省份的协饷支持。民国之后，由于几十年协饷的断绝，增加赋税便不可避免，散于各地的镇守使军队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国民军企图以西北为基地而争夺全国政权，势必使广大百姓陷入极度的贫困与破产境地。这一问题的另一现象是土匪蜂起。官府与土匪都掠夺民众，民众不能安居，社会只有动荡。这是国民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也能说明为什么甘宁青一直没有形成足以一统政治的本地军事势力。这就决定了地方势力一直面临这样一个矛盾，他们缺乏与中原大军阀抗衡的实力，随时可能受大军阀的控制和排斥，他们只能“欢迎”那些无法阻挡的大军阀主政西北，又伺机做各种各样的反抗。他们不敢亮出自己的真实态度，表里不一和投机取巧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惯用手段。
这一现实决定了西北诸马总是乐于见到中原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联络较远的势力抵抗迫在眉睫的压力是一项屡屡奏效的策略。因而，政治对抗中，他们总在寻找新的政治联盟，政治分裂的步伐又必然走向政治融合。中原大战的结局终于使马家军解除了数年来承受的巨大压力，与蒋介石集团的联盟得到了吞食国民军遗产的好处。追随南京政府从此成为西北回族军阀的一项基本政策。
与国民军的斗争使诸马取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国民军一度表现出进步色彩，对改变甘宁青的落后沉闷状态起了巨大作用。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理论由于国民军的宣传开始在这里传播，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深远影响，乃至马仲英口头也时常谈论革命词句。生长于闭塞环境的诸马，这时也看到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既有实力之争，又有主义之争。陈旧反动的北洋统治在短短的战争中被国民革命粉碎，具有新政治姿态的国民党毕竟胜利了。马鸿逵算是直接参与了国民革命战争，虽然革命并不是他的追求，但革命过程使他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从马廷勷、马廷贤、马仲英的失败中，他们看到政治上的狭隘性会导致身败名裂。反国民军压迫这个政治题目因为马廷勷等挑动民族仇杀而搞得面目全非，遭到包括许多回族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于是马廷勷等成了四处碰壁的流匪。马仲英起事之初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同情，而后来竟遭马步芳追击，这固然是为争权，但也由于他声名狼藉，马步芳才敢放手一击。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家集团在政治规范化、军队正规化及民族关系融合诸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这与他们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无关系。有这些进步，才奠定了他们长期统治宁夏、青海的基础。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地区性政治有其固有的特点，但它不能完全背离全国政治形势的趋向，它只有在自身的特征与全国形势之间寻找一条二者能够结合的途径才能存在，否则就会被巨大的政治浪潮所淹没。后来的历史证明，马鸿逵、马步芳终于没有找到与共产党革命运动的衔接点，成为国民党统治垮台时的殉葬品。
历史总是伴随着一些巧合。国民党在激烈的混战中确立统治之际，西北回族军阀也经历了一场更新换代。刚刚结束了与国民军的复杂斗争，马福祥和马麒这两位领头羊就先后去世，好像他们完成了由北洋军时代向国民党时代的过渡，悄然退出历史舞台。马鸿逵、马步芳一代人物雀跃而起。这一代的基本特点是致力于与国民党稳固联盟，与“中央”的关系较其前辈更密切，政治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其军队和政治组织更具规范性，淡化了自清末带来的“民间势力”色彩，具有了更纯粹的“统治者”色彩。
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马步青登台的第一件作品是四马联合抗孙战争。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孙殿英1933年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并率部西进。蒋介石的这个安排显然是想挑起孙马冲突，坐收渔翁之利。西北诸马决心抵制孙殿英，他们一面疏通南京政府，要求南京收回成命，一面扩兵，做好作战准备。疏通工作取得了效果，孙殿英由绥西逼近宁夏之际，南京政府又令其原地待命，并电马鸿逵，孙部“如擅行冒进，除另电制止外，命秉承朱主任之命令，尽力防堵，勿稍瞻顾为要”①。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亦电令马鸿逵部拦击孙部。孙殿英急于夺取一块地盘，遂部署军队先攻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队集结于宁夏省城及以北地区，马步芳派出第三旅、第二旅、骑兵团、青海省政府手枪团等部队赴宁夏，马步青派两个骑兵团等支援宁夏。四马联合发动抗孙战役。
孙马战争，以兵力论，孙殿英略占优势，但双方主客之势分明。马鸿逵家族在宁夏统治已达二十年之久，兵源、给养均有可靠的保证。孙殿英以流窜之师，企图速战速决，结果遭马部顽强抵抗，很快饷糈断绝，军心大乱，部属哗变投降者不断。四马在短短两月中粉碎了孙部，显示了实力，受到南京政府的重视。马鸿逵从此坐稳了宁夏省主席的椅子，马步芳升任新编第二军军长。这次战役标志着民国以来西北军阀兼并战争的结束，诸马以自己的胜利打消了其他势力觊觎宁夏、青海的企图，进入了巩固诸马统治的时期。
马步芳集团与国民党缺少历史渊源，孙殿英被任为柴达木屯垦督办，蒋介石打击青海马家的动机昭然。孙部失败后，蒋介石见武力难以消灭马部，便转而施以拉拢。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下，南京政府不断派遣要人赴青海视察，以加强与青海地方势力的关系。1934年4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率团赴青，对交通、水利、农业、教育进行视察。向马麟、马步芳转达蒋介石的关怀抚慰。5月，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飞抵西宁，如果马家的表现令南京满意，当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开发资源”。10月，蒋介石亲自飞抵兰州，马鸿逵、马麟、邓宝珊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均受召见。这些活动无疑拉近了西北马家军与南京的关系。而国民党在西北的首要人物朱绍良更致力于与诸马维系协调关系。他支持诸马抗孙，孙部败逃中，他派飞机轰炸孙军。他在西北十余年，因与地方势力良好的关系得以安坐交椅。因此，国民党势力深入西北主要是以政治方式实现的。诸马适应了这一变化使其“事业”日益壮大。
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北政治的一个深刻变化是红军在这里的发展与壮大。对于诸马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他们对中国革命十分陌生，国民革命兴起于南方，在西北的影响很小，虽然马鸿逵曾参与这次运动，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缺乏了解，况且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拥有红军武装，进入西北后给诸马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因此，马家军一开始就与红军形成对立的敌我关系，竭力反抗革命运动。这也是他们与国民党联盟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1934年，蒋介石命令马鸿宾部进攻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次年，马鸿宾率三十五师先攻陕北红军，继又于陇东堵截北上的红二十五军。双方曾在平凉东发生激战，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阵亡，马部亦遭红军沉重打击。为此，马鸿宾受到蒋介石嘉奖。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于1936年发动西征。西征红军一路出陇东，一路攻宁夏，分别与马鸿宾、马鸿逵部作战。固原、海原、盐池、豫旺等地被红军占领，并根据这里回民聚居的特点，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红军推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政策，在西北回族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马鸿逵对回民自治政府的镇压，暴露了其统治的阶级属性，回族内部的阶级关系逐渐明朗。
马步芳集团反共更为积极。为抵抗红军，青海省大肆征拔壮丁，划定保安区，推行所谓“民众军事化”。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组织西路军渡过黄河，深入河西走廊。马步青、马步芳为维持他们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与西路军进行殊死搏斗。马家军长期盘踞这里，又以青海军队、民团为后援，具备长期作战的有利条件，而红军乍入河西，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加上战略决策的多变，忽而西进，忽而东返，武器装备不继，红军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西路军三个军主力几乎丧失殆尽，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等一批高级干部牺牲，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受伤被俘，后被马步芳秘密杀害。马部还对被俘的红军战士实行残酷的屠杀，充分暴露了马步芳仇视革命的面目。
红军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西北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问题引起西北各阶级、集团的注意，下层社会的民族问题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淡化，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亦由革命刺激而发生许多变化。回族军阀因惧怕革命而与国民党的关系更趋紧密。他们感到这场革命运动显然不是他们所能独立抵抗的，需要依靠国民党的力量，于是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扮演呐喊助阵的角色。同时国民党也因反共的需要而重视马家军的作用。革命的压力迫使西北诸马对国民党亦步亦趋，加强了他们与国民党政治上的同一性和同步性。这构成了诸马在抗战时期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基础。
注释：
①马廷秀：《督甘的失败》，《宁夏三马》第12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①马廷秀：《督甘的失败》，《宁夏三马》第12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①魏绍武：《陆洪涛督甘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①《马鸿逵史料》，《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①宣侠父：《西北远征纪》，第73~7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①李凤藻：《忆西安解围》，《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庭的兴衰》，第9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同上。
①杨波清：《马仲英人新随写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①杨波清：《马仲英人新随写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①田生兰：《马福祥事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①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第10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宁夏省政府：《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7册，宁夏省政府秘书处194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