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鑫
【摘要】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其区域金融合作问题也开始提上日程。作为泛珠区域金融研究的基础，首先要明确各参与方在金融合作中的金融发展水平及定位，只有在确定各方的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差异之后，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为此，文章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泛珠三角”各参与方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分类，从整体上分层次地把握该区域的金融发展特点，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泛珠三角”金融发展聚类
“泛珠三角”经济区（以下简称“泛珠三角”）范围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中国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9+2”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地带。“泛珠三角”的建立，既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也为各成员寻求经济新发展格局、解决经济健康增长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平台。正是由于“泛珠三角”地区在政治制度、货币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产业差异明显、经济互补性强”成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鲜明特色。因此，自2004年6月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的近两年时间里，“泛珠三角”就进行了包括医药、IT、外贸等等多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据不完全统计，在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洽谈会上签约的847个项目、2926亿元总金额中，截至2005年9月底已履约项目近600个，综合履约率约为70.1%；已履约项目总金额近2000亿元，约占总额的68.4%。
一、相关研究文献的简单回顾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刚过，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经指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具有积极的效应（1912）。1969年，戈德史密斯通过对世界多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出“如果以十年期为跨度考虑，能够发现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1969），但这位比较金融学的开山鼻祖并没有进一步论证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发展经济学讨论的中心议题。无论是帕特里克（1966）的思想，还是麦金农和肖（1973）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乃至帕加诺（1993）的简化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人们已经摆脱了金融发展是否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的范畴，而在试图寻找二者实证上的因果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等深层次的讨论。帕特里克在其《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中曾论述，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导向（追随）”（Demand-following）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进而促进融资市场的不断发展；另一种是“供给导向（领先）”（Supply-leading）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即金融供给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融资市场的优先发展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支配和带动作用，即供给导向型金融发展对早期（落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支配和带动作用。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金融系统作为一国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像我国这样人口多、地域广、市场化程度不一、经济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大国，金融运行和发展本身也必须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张军洲，1995）。目前以国内区域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不多。张军洲（1995）、殷德生和肖顺喜（2000）、刘仁伍（2002）等人都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深入到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仍然匮乏。
关于“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研究与实践，与其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相比，步伐起步较晚，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中提及的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农业、劳务、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十大合作领域中，并没有将区域金融合作单独提出。国内的学者陈广汉认为，泛珠三角整个区域内产业分工合作可以概括为四方面：加工制造业的分工合作、会展业的共同推动、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区域性旅游业以及环保合作。也就是说泛珠三角产业合作，重点集中于制造业及第三产业的合作，作为第三产业重要内容之一的金融业，其合作应得到大力推进。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学者及金融业内人士对“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问题也开始进行了更为热烈的探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金融论坛”“2005泛珠三角风险投资论坛”“泛珠三角区域金融服务论坛”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从不同方面对“泛珠三角”金融合作进行了关注并付诸于实施。综观现有的文献，集中于粤港澳金融合作的研究较多，相对来说对其他8省区的区域金融问题研究较少，至今“泛珠三角”区域金融的研究仍缺乏整体发展的思路。
综前所述，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泛珠三角”区域金融问题应该成为其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且金融合作是经济合作中较为复杂的层次，触及经济、社会多领域的微观主体利益，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创新，所以“泛珠三角”的区域金融合作将会是多层次、多步骤、多领域的长期推进过程。作为泛珠区域金融研究的基础，明确各参与方在金融合作中的金融发展水平及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在确定各方的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差异之后，才能进一步地研究“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模式、机制、绩效评价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本文拟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泛珠三角”各参与方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分类，从整体上分层次地把握该区域的金融发展特点，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聚类变量的选取
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了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国内很多学者使用该指标来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如周立、王子明（2002）在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及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的研究中，他们将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定义为金融相关比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关于这一简化的金融相关率指标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解释力问题，周立（2003）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论是：“无论从存贷款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看，还是从直、间接融资的比重看，存贷款作为金融发展指标其代表性很强。就地区层面的金融资产而言，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的代表性在95%以上，国有银行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75%以上。我们选取的存贷款指标，不仅在现实上是能够找到的系列最完全的统计指标，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然而，当我们尝试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与当地GDP的比值来反映泛珠三角内地9省区各自的金融发展水平时，数据如表1所示，我们发现该指标用来反映各省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不真实的。诸如贵州、云南、海南西部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省份，存贷款规模小，但由于其GDP规模相对更小，从而导致其比值反而比东部省份高很多。由此说明采用该比值来衡量我国省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麦金农（1973）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衡量一国的金融增长时，主要使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标尺。并认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向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银行资金的镜子，看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M2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但考虑到中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金融统计数据的实际，各省区的M2数据较难寻找，所以需要寻找新的指标。
对衡量各省区金融发展程度指标的选择，既要符合中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又要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我们选择了三个变量作为衡量的指标和聚类分析的依据，为避免绝对数的不足，我们采用相对数据进行分析：（1）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总存贷余额之比，用SQ表示，等于某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之和除以全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之和。该指标反映的是该地区的金融总量占全国金融总量的比例；（2）本地区上市公司数目与全国上市公司数目之比，用CN来表示，包含仅发行A股、仅发行B股、发行A股和B股、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该指标反映了某地区在资本市场融资中的参与程度与全国的对比情况；（3）地区保险费收入占全国保险费收入的比例，用BI来表示，该指标表明了地区保险业发展在全国保险行业发展中的大体情况。
三、聚类过程
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金融管理体制、统计口径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参与聚类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