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实地看到，这时的党组织，已不是我童年时看到的党员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的样子了。那时候，群众是爹娘，党员是孩子；老百姓是水，党是鱼。现在不一样了，党组织要摆出架势，体现出尊严；人们得主动去靠拢，向组织汇报思想。支部书记代表党，甚至某个党员也代表党，要“听党的话”，包括听党组织的指示和某党员的话，不管这指示与话正确与否。显然，支部书记的那愤懑态度说明了他对我很失望：你不仅没有主动靠拢组织，向党汇报思想，竟对组织上的明确指示置之不理达一月之久。这表明你经不起组织上的考验，和党不是一条心，那句狠话，就是最后在我背上猛击一掌，看你是否能够惊醒。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小腿扭不过大腿。我怎么向她说明呢？怀着苦闷和压抑的心情又经历了数月，本来每周一信的事也显得怠慢和不正常了。当我把她所准备的结婚用的两块大红绸子被面寄给她并什么话也没说时，她却一下子全明白了。
在人的一生中，会犯有很多错误，这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这虽然可以从时代背景找犯错的原因，但我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没有顶住压力，坚持自我。孟子曾经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我唯一得以慰藉的是，我不属于孟子所称颂的“大丈夫”，所以也不配做她的丈夫。
我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首先我需请求同学和家人的原谅。老同学们因此事对我不满和误解，我收到了他们书面和私下的指责。我父亲和哥嫂很看好我的女朋友，大哥以训责的口吻说：“看你三拖两拖，最后黄了，让父亲临终还惦记着，不能瞑目。”应该说，我对不起她，对不起我家，尤其对不起父亲。
其次，我要用时间去抚平我内心的创伤。因此事我苦闷几年，郁郁寡欢，无心再涉及谈朋友和婚事。得知她已结婚的消息后，内心才稍平静。到我1968年结婚时，年已三十有二，那时国家尚未提倡晚婚，这般年龄才结婚是社会上少有的了。
2002年春，好几位同学当面或写信向我表示老同学聚会的希望，他们可能认为我在大学本科班里任班干部，在农业部师资进修班里是班长，我是这两个班一起聚会最适当的发起人。我盛情难却，发起了两个班在山东济南市聚会的建议。这是我们毕业四十余年后的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为了应付聚会中老同学可能对我的“审问”，我曾写信给一位同学，请她在聚会期间替我出面说句话，打个圆场。我信中有句深情也是内心的话：“我为此事检讨了几十年，检讨得头发早白了，该能取得同学的谅解了吧？”其实，虽然往事并不如烟，聚会时同学们并未“审问”此事，却在无间的笑谈中传达了诚恳的谅解。我曾两次打电话给她，请她参加同学聚会，她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这使我又添了几分内疚。
3.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了农村干部
1965年的深秋，我带着刚刚失去父亲的痛苦，带着没能回家为父亲送葬的内疚，被宁夏大学派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这是宁夏的第二批社教，我去的是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稍大队，离银川市只十几公里。我的职务是大队工作组的秘书。
我去当社教工作队队员，对于为什么要搞社教，怎样搞社教等，感到懵懵懂懂。工作队进了村，把社教运动发动起来了，我才逐渐意识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农村三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干部的。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是对农村三级干部们“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的。靠谁去对三级干部搞“四清”？靠的是社教工作队以及在工作队领导下的各级贫协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贫协组织是贫下中农代表选举产生的，有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贫协组织。为什么要对三级干部搞“四清”，我是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
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有这“三年自然灾害”？按照权威人士的说法，并不是中央的政策不好，是中央的政策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他们把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归罪于农村三级干部。当然，三级干部多吃多占，鱼肉百姓，动辄打骂群众，欺压良民等等，这些把柄使三级干部成为“替罪羊”。
其实，“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但是，既然上面怪罪下面，找替身，则只能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此，社教队进驻过程的一开始，就要大造声势，以势压人。
我们工作队进驻的第一天，先是到了县城，在县城开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工作队队员，还有三级干部、三级贫协组织、贫下中农代表等，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大会上首先播放当时宁夏第一书记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再是社教工作团团长、县贫协主席、贫下中农代表等讲话。显然，三级干部参加大会是属于被声势“震慑”的对象。大会开罢，各工作队、工作组分乘大卡车，浩浩荡荡进驻各公社、各大队。这时各大队和生产队的喇叭里重复播放着第一书记的讲话录音。这浩大的声势确实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对三级干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然后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大会，总之，从县到队的四级大会一致的目标都是“大造声势”。
在此之后，工作队队员“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一步步地展开“四清”工作。我们的工作组长和两位副组长都曾参加过第一期社教，算是“社教老手”。我是他们的助手和参谋，组长对我的特别要求是掌握社教工作中的政策。
正当我熟悉了社教工作、感到轻松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上午，县社教工作团团长骑自行车直达大队部来检查我的工作，他让我展示工作组所积累的全部材料，并在看后大发雷霆，批评我积累的资料很粗糙，过于简单，更批评我们“清经济”阶段查出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公款以及多吃多占的数字太小。他咆哮如雷地说：“你们这些数字，小得令人不能相信，你们的工作成绩太差！”我低头不语，掩盖着内心的不服。只是当他训斥“你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时候，我怕他一气之下，当场把我这秘书职务撸掉。不当秘书不要紧，但传扬出去会让我抬不起头来。幸好他发完了火之后一甩袖子，扬长而去。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县各大队工作组秘书会议上虽点名批评了我，但没宣布撤我的职。
从工作组进村的大造声势，到社教团长对我的一通猛训，让我隐约意识到我们下乡搞社教是如临大敌，绝不是社教文件中所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后来，我更清醒的意识到，我们社教工作队成员不是下来教育，而是“整”三级干部的。
从1958年“大跃进”以及大办食堂以来，致使我家破人亡。我对农村各级干部本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社教要按政策办事，要实事求是，何况我只是秘书，大队上清出多少经济问题，自有组长、副组长负责，我只不过是把下面报上来的数字整理汇总。而我们的几位组长不愧为“社教老手”，他们从第一期社教中总结出“实事求是”是法宝的经验，也深知搞“逼、供、信”那一套害人害己的教训，所以对于经济问题，特别讲求实事求是，不搞逼、供、信。我们在“清经济”阶段所清出的问题，到“落实阶段”三对面（干部本人、工作队员、证人或证据）一笔一笔落实时，还就是那么多，既没有漏掉，也没有挤出水分。而在相邻的许多大队，“落实阶段”几乎挤掉了一半的水分，剩下的还不知是否仍存在“逼、供、信”的成分。到这时，我更觉得挨社教团长那一顿猛训真冤枉。
实事求是乃是众多仁人志士总结出来的“法宝”之一，通过下面的两件事使我对这一法宝的威力更有了深刻的认识。
一件事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的“革命”也兴起来了，有部分曾挨整的农村干部带领一帮农民把以前曾在村里搞社教的工作组长和工作队员揪到农村进行批斗，原因是他们在四清时搞了“逼、供、信”。一时间，宁夏各地农村来银川市揪斗社教队员成了一股风。许多曾下乡搞过社教的干部们都提心吊胆。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来揪斗我们，我们也并没有担惊受怕。
再一件事是我参加社教的大队成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避难所。那是1967年秋天的事。当时我参加了宁夏大学最出名的保守组织，住在银川市中心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有一天，我的一位好朋友特地从宁大赶来告诉我：“还不快走，躲起来，不要命了？！”他这一说，真的提醒了我。因为当时石嘴山市的煤矿工人被煽动了起来，他们成立了以武斗出名的“红12兵团”，浩浩荡荡杀进银川来，包围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总部银川市承天寺，并闹出了人命。在朋友的催促下，我立即动身，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拿。往哪里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社教过的大队。有几位“战友”非要跟我走不可，我只好带着他们，一行六七人一起逃走。我们离开银川时，已是傍晚。一路看见“红12兵团”的队伍，人人头戴柳条帽，肩扛长长的铁锚子，雄赳赳气昂昂，步伐铿锵，不时喊出震天响的口号或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威武地行进在大街上。我们个个毛骨悚然，两腿打着哆嗦走出了银川市，向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稍大队走去。
我们首先到了我的房东家，房东大爷知道来意后说：“我家住在大路边上，你们人多，容易走漏风声，不如我送你们到大队会计家躲起来。”我们摸黑到了大队会计家，他见了我，如同见了亲人，亲切爽快地说：“好！躲在这里没问题，为了更安全起见，我把你们送到芦苇湖中心的一所空房子里，那里有炉灶可以做饭，我现在就给你们拿一袋米、一袋面，吃光了我再送去，你们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他又找人帮我们搬来几个行军床，几件老羊皮大衣。第二天晚上又送来了些蔬菜。
大队会计的一席话和精心安排，让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半月。后来我才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领着一帮人躲在芦苇湖的事大队里的人们很快就知道并传开了。事情过去以后，我曾问一位社员：“当时都兴揪斗工作队员，为什么大队的造反派没来揪斗我呢？”这位社员说：“工作队员有实事求是的，也有不按政策胡来的。你们实事求是搞四清，大队造反派头头都说：‘王秘书他们是好人，我们大队当时没错整一个干部，让他们在这里住着吧。’”是的，我们没有整错一个人，我们进村时的大队会计，他没有经济问题，现在还是大队会计。他安排我们在这里躲下，不是为了感谢我，是感谢我们工作组全体。因为我们不曾以居高临下整人的身份去整过他们，而是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帮助他们。
按理说，社教不属于我当老师的应做的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党叫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所幸我们保护了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也深刻体会到实事求是乃无价法宝。有了这两项收获，这八九个月的时光也不算白白浪费。
4.黄金年龄，黄金时光，都被“文革”折腾完了
自1966年5月我从搞社教的农村回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我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被卷进了这“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整整浪费了六七年的时间，这正值我三十岁左右，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段年龄。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大好时光没有用在我所钟爱的教学工作上，也没有用在我做梦都想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上，而是令人无比心疼、又无可挽回地白白流淌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