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最为感慨、最为激动的是邓小平的讲话。那时他虽再次出山不久，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最受人尊敬的，听他的讲话是最让人振奋的。最沁我肺腑的语句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保证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业务工作上”等，这是划时代的论述！我们再也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不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了，我们是神圣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属于“自己人”了，我们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邓小平把压在我们心底多年的沉重石头一下子搬掉了，我们如释重负，得到了解放。愉快的心情，就像解放区的人民唱的一首歌，那段时间又在我的心田里回荡：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人民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
这首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已唱了几年，那时怀着童真的情感，今天却是发自肺腑地对于获得身份认同、思想解放的那种朴实又炽烈的感觉和赞叹。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解放了我们，还鼓励我们勇敢向前，在科学的春天里播种收获。他情深意重、期望满怀地号召我们攀登科学高峰，并表示他本人愿做我们的“后勤部长”。他还贴心地对我们说：“今天能在这里开这个大会，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就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他的一席话，道出了我们内心的期望、驱散了我们内心的痛苦，让我感到前途有了希望，包括我在内的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们都落下了激动的眼泪。
大会闭幕那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闭幕词《科学的春天》。郭老是坐着轮椅上主席台的。他的闭幕词由著名播音员虹云朗诵：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科学的春天》引起在场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在那特殊的年代，她承载着科学工作者们的特殊情感，迅速传递到祖国各地，成为对这次盛会的最富诗意的表达。是啊，我随着那优美旋律的传播，心又回到了宁夏山川。这科学的春天的气息，我首先在宁夏感受到了，郭老的话，就是我们心里的话。全国千万科学工作者的心声，由郭老在北京集中表达出来，汇成春意盎然的音律又传向全世界了。
这科学的春天，是我一生中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全国解放前夕在胶东老解放区的蓝天白云下度过的天真烂漫的童年）。这个春天的盎然和绚丽，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人类最可贵的财富是希望，希望减轻了我们的苦恼。”是啊，还有什么能比从苦恼的困境中走出来奔向希望的曙光更为可贵呢？
为了在大会闭幕后的当天下午与中央领导的合影，与会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北宴会厅举行的午宴。饭虽简单，只几样菜，几种点心和一些水果，宴会的气氛却化成了神奇的力量，让我周身温暖，充满活力。参加这样的宴会也是我生平值得回味的荣誉。
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留念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因为这是空前规模的盛会，与会代表多，只能各大行政区的代表分别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我们西北五省区的代表（与工作人员）有数百名之多，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也是一幅长长的画卷。这画卷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标志着春回大地，标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飘然而去。她记载着科学工作者前进的脚步，铭记着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和祖国对于我们的殷切期望和关怀。这画卷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文革”过去了，祖国一天天变好了，作为祖国大家庭一个“细胞”，我这小家也由“四壁寒霜”一天天地有了生机，有了对未来的憧憬。我没有什么物质财产，我的财产都是非物质的。这长长的画卷就是我最宝贵、最引以为豪的非物质财产。
我带着女儿从北京回来——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的盛会，我作为出席大会的代表也是我家庭的光荣。正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高兴无比，也要跟着到北京去。我到她的学校去给她请了假。好在北京有亲戚，在我开会的时候，她留在亲戚家。只有一次，我带她进了会议的住所，吃了一餐晚饭，晚上观看了文艺节目。她除了从爸爸那里分享一份荣光，还带回生平第一次去北京的荣耀。回来之后，她高兴地接着上学，我则伏案数天，把出席大会的感受都写了下来。当我向全校师生作汇报时，场面之隆重令我十分感动。我没有一点粉饰，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的感受。我感受到荣光，更感身上担子的沉重：不仅自己要沿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还要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和关怀传达到每一个人，让他们也像我一样感到温暖鼓舞，继而奋发向上。在几小时的传达汇报中，我通过与会者的眼神看到了他们所受到的感染，听到了他们激动的心声。
4.早春的寒流
我之所以能作为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按学校和自治区科学大会对我的褒奖词是：能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冲杀出来，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从“四人帮”还甚嚣尘上的1971年开始，连续7年在祖国科学园地里默默耕耘，获得丰硕成果，成为学科带头人。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伟大”，并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如前面所说，祖国培养了我，赋予我神圣使命，让我成为大学教师，凭做人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我应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不辜负祖国的培养，不愧人民教师这光荣称号。到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是祖国培养的结果。如果说个人有什么荣誉，倒不如说我有了一个向祖国汇报的机会。
因为在1978年春天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一年常常被认为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开春第一年。
但是，春的来临并不意味着稳定的风和日丽，温暖宜人，就像大文豪苏轼所描述的“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在祖国大西北生活的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早春和煦的暖风抚慰大地之后，往往遭受冷酷寒流裹挟着沙尘的疯狂袭击，尽管这种袭击终将败阵下来，但它的猖獗和破坏力却能够给春天刻下一道道伤痕！
当时社会上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吗？“科学的春天”虽然来临，但“文革”的寒流和沙尘暴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还企图与这春天再战几个回合。事实正是这样，在1976年之后，“文革”寒流和沙尘暴的肆虐又给国家和她的每一个子民留下了累累伤痕。
国家对于“文革”起始和终止时间的权威界定是1966至1976的10年。然而，1978年当郭沫若在北京盛赞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在邓小平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愿意做他们的“后勤部长”的时候，“文革”的寒流和沙尘暴（以下姑且称之为“文革”的淫威或余毒）实际仍在肆虐；极左路线依然禁锢着整个国家和她的子民。
作为我们的国家，在1976年之后仍受“文革”淫威的残害的事实自有历史学家们去证实，而作为中国子民的我以及作为国家细胞的我的家庭，也有几件事说明在1976年之后“文革”淫威对于人民的残害并未结束。
我的妻弟比我妻子小17岁，我们结婚时，他还是不懂事的孩子。他不爱读书，正好赶上那不让人读书的年代。后来，他十六七了，总不能像孩子一样只在家玩耍，就找了个临时工作，是在一个小的工地上做零工。工间休息的时候，他百无聊赖地在报纸上胡写乱画，在报纸中缝的左边写“打倒四人帮”，另外还多写了几个“打倒”，中缝右边写了几个“毛主席万岁”。不料，一块休息的某人把报纸展开一看，硬把报纸中缝左边的“打倒”与中缝右边的“毛主席万岁”联系起来，说这是一条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万岁”，告到了工地领导。这领导生怕落个“知情不报，与案犯同罪”的罪名，立即报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立即把这孩子抓了起来，关进了看守所。其实，报纸中缝左、右两边的字是不应联系起来的，这是常识。但公安局的人却认为：现在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阶级敌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写反动标语，就要变着花样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认为这就是铁板上钉钉的“反动标语”。我妻弟在看守所里被关了9个月，家人不能探视。银川市法院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投入地处平罗县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我妻弟到劳改农场的第二天，我去看他，有人提示我要“划清阶级界限”，我说，“我不认为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和他是一家人，没有什么界限”。实际上，看守人员并没允我进去，我只能托他把所带的衣物转送进去。
我岳父怎么也想不通这就是“反动标语”，更想不通的是，儿子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怎么会去写反动标语，又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受到儿子含冤入狱的沉重精神打击，胃病复发，日见憔悴，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他日思夜想劳改中的儿子，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历经两年多。至1979年5月，当儿子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已变得颜面苍黄，腰弯背弓，步履艰难了。他为儿子蒙冤受屈愤愤不平，为自己头上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家长”帽子愤愤不平。更让他不平的是：把人迫害折磨了三年之久，却用“无罪释放”四个字打发了一切。他道不尽心中的苦水，排解不了心中的郁闷。这人间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地汇集到一起，变成他不禁潸然而下的一行行泪水。
儿子回来了，应是喜，他却喜不起来。羸弱的身体继续一天天瘦削了下去，委靡的神态让家人日夜为他担忧。终于，在儿子回来不到半年，他带着这人间说不清的理和冤，带着命运的捉弄与压迫，不情愿地与世长辞了。
现在的人们，谁会相信中国曾有这等事情发生？但这是我、我家亲历的铁铮铮的事实。人是公安局抓的，刑是法院判的。现在的市公安局、市法院，有谁会为本单位曾干过的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负责呢？实际上，这应由历史负责。但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今天，又有谁为这历史负责呢？
说明“文革”淫威在1976年之后并没有结束的另一例证仍发生在我的家庭，这是我和爱人及孩子的小家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需先绕一个弯，说说我的小家庭。
渴望有个家，这对于从山东海滨远行到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我来讲，有着实际的意义。有了家才意味着落地生根，有了归宿，有了依靠，有了念想。
有了第一次谈对象失败的教训，我在选择配偶上不求地位，不求家产，但要像自己一样普普通通，家庭和社会关系上无可挑剔的。老天垂爱于我，为我选了一位出身普通人家的好妻子。
她是宁夏大学的高才生。我第一次认识她是1964年7月在全校毕业典礼大会上她代表本届毕业生讲话的时候。她的讲话真情感人，文辞优美，富有逻辑，深含哲理；既胸怀理想，又毫不夸张，在座师生无不为之动容。短短7分钟的讲话竟赢得了数次掌声。我十分惊奇，世间竟有这般奇女子！物理专业毕业的学生竟有这般令人叹服的文学修养。事后我还知道，她那次讲话下来，有几位中文系毕业生要去她的讲话稿，将之视为范文，相互传抄。
说来我俩的结合，既来自爱情的发展，也来自相互间无须言表的仰慕。
她貌不惊人，却才智不凡，是高考理科状元。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却为何窝在这地处边塞、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当时的宁夏师范学院？
说来话长。念高中时她是全校出众的学生，是学生会主席。曾在1958年作为宁夏唯一的学生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她在学校需做大量的社会工作，但令全年级称羡的是，她各门功课优秀，出类拔萃。高中快毕业时，学校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报考北大、清华等名校（那时名校有限额，只推荐出身好的），没有推荐她。后来，有位同学很抱不平地告诉她此事，她没有在意。
那个年代的事往往是这样，你想相安无事，却总是无风起浪。就在临高考前近一个月的一天（她清楚的记得这是1960年6月7日）晚上，她的班主任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地先是一顿训斥：“你对党不忠诚！”“你欺骗组织！”平时受贯了表扬的她怎受得住这急风骤雨般的打击，委屈地申辩：“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家有历史问题！”“你母亲曾是一贯道的坛主！”“你父亲是学习点传师，宁夏解放时，他还有反动言论！”
这真是晴天霹雳！按当时的文件，一贯道坛主属于内部控制、由党的骨干分子秘密监视的专政对象。
她被这霹雳所击昏。在那论出身、讲成分的年代里，这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大事。她想不通命运如此多舛。上不了清华北大没关系，但如此荒唐地给人冠以“对党不忠诚”“欺骗组织”等大帽子，真是要置人于死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