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真无邪——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
我的启蒙教育，是从上私塾开始的。
早在我开始念书之前的1935年，南京政府已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但我国各地仍有私塾存在。我上的私塾，与清朝传统的只读《四书》《五经》，赋诗填词，学习八股文的那种私塾迥然不同，已经是以识字、学算术为主的新学堂，但仍由私人开设并收费，还保留传统的对学生的教学方法，所以村里人仍称它为私塾。
我父亲在村里人缘好，不光被称为“尊长”，还被推为我们村私塾学堂的“学董”。他与私塾先生是好朋友。我家兄弟四人，还有二姐，都上过私塾，但这不是因为父亲与私塾先生的关系好，是因为我父亲对于识字、记账的渴求。
父亲给各家做的木匠活，有的给现钱，有好多是赊账。赊账的大件（如车桩、车轮）好记，而换一副车耳，一根车轴，钱少，户数多，太难记了。他不识字，不会记账，全凭脑子记。他的记性很好，从没有记错过，但这太费脑筋了。所以他让我家每个男孩子都去私塾念书，要求不高，能识字、记账就行了。我的三位哥哥都念过四五年书，记账当然不成问题了。到我二姐，一则是我父亲思想变开通了些，再是因为“学董”的地位，就让她也去念了，成了私塾中唯一的女生。她去念书时我才5岁，也跟着她凑热闹去了。
记得去私塾的第一天，父亲正坐在讲台旁的一张桌子边与先生喝酒，他还把我叫上去，给我喂了两块肉，然后先生给了我两张纸片，一片上写了我的大名，就是现在我的名字。这大名，是区别于小名（又叫乳名）的一生中要用的正式名字。那天我非常高兴，因为从这天开始，我就有大名了，这大名是由先生给的，非同一般。另一张纸上写着“人、手、足、刀、尺”五个字。这五个字连同自己的名字，便是我最初认识的八个字。
上私塾新鲜了几天之后，我开始领教私塾的严规。那时的私塾，一、二、三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教一年级时，其他年级的学生默写生字或背书等；教二年级时，别的年级也一样。我年龄小，不太会写字，默写困难，不会默写的字，都是二姐在石板上替我默写出来，再交到老师那里。默写能混过去，背书就难了。不会背，要挨板子。打板子时，老师抓住学生一只手的四个指尖部分，用板子狠狠打在手掌上。背书错得多的就打得多，打得狠，手掌会被打得肿起来；错得少，就少打几下，打得也轻。我也挨了几次打，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小，又是“学董”的儿子，我把衣袖衬在手掌上，老师没吭声，打得也不重。这个私塾分低年级和高年级两部分，高班的那位先生可严了，如果哪个学生不会背书，特别是趁老师不在时调皮捣蛋了，打起来特别厉害，只听得“啪啪啪”的响。有时还把学生按在凳子上，老师用一只腿压住他的脖子，板子打在屁股上，屁股肿起来，不敢坐凳子。
我在私塾里只念了一年，私塾就被废止了。又过了一年多，我们邻村开了一所小学，我去上一年级，这就是受日本鬼子侵略时的那一年。从日本鬼子投降到1946年土地改革后，这所小学搬到我们村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家大院，我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念到小学毕业。
在本村念小学的那几年，我尽情地享受着童年的快乐和幸福，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胶东是老解放区，当时我们天天唱着一首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人民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呀呼嗨呼嗨，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在解放区喜气洋洋的环境里，学校老师不打学生，以及温馨的家庭生活，让我们这些儿童自由自在，就像生活在天堂里。想来，那时的天空特别地蓝，蓝天下的白云舒展而悠闲，树木和庄稼都吐着嫩绿，人们的笑脸就像山花一样的灿烂。春天的鸟语婉转动听，夏天的倾盆大雨也下得痛快淋漓，我们相好的几个小朋友爱在大雨里光着脚跑来跑去。秋收时，新鲜的玉米、芋头、红薯等，让我们天天感到新鲜；上学时，有时也带上点，下课时你争我抢地分着吃。下午放学了，又轮流到各家菜园去，或摘黄瓜，或拔萝卜，再不就掐两根韭菜，也从不洗，用手撸一下泥，张口就吃。
我班的同学差不多都比我大，开始我学习并不出众，但到了高年级，我虽不是全班拔尖，却轻松自在，什么功课都难不倒。教算术的老师特别喜欢我。他爱出一些难题，让学生们到黑板上演算，叫做“爬黑板”，一般选学习中等以上的学生去爬。这既是对学生的一种测试，也是一种鼓励。老师总在别的同学在黑板上演算不出来或是题特别难的时候，把我叫上去。也不知哪来的那股灵气，我爬黑板从未出过丑。有时上黑板之前还不是很有底，上去之后，却神思泉涌，很快地演算出来了。老师对我的喜欢好像过头了，因为有些我本不一定做得好的事，他也让我出头露面。例如，那时每天上完早操时，各年级要集合在一起唱歌，他也让我上台先起个头，再打拍子指挥。有一次，全校年级间讲演比赛，他也非要我上台讲。他把稿子写好，让我背熟。可是在讲演之前，刚好我嘴巴上起了口疮，又蔓延到下巴上，我家不知用锅灰调了点什么药，抹在嘴边和下巴上，活像是大胡子。我对老师说，看我这样子，换别人上台讲吧，他还是不同意，我只好上台。我在台上只顾紧张地背台词，并按他教我的手势，一会儿摆一下左手，一会儿摆一下右手，不敢往下看，心想同学们一定觉得好笑。
那时的小学，也上晚自习，叫做“念灯书”。灯是自己带，一般是两三个好朋友同带一盏灯。那时的煤油叫“洋油”，很贵，所以我们都用豆油或花生油灯。那时的火柴叫“洋火”，我们每天晚上拿着油灯和“洋火”上学，在荧荧灯光下念书写作业。老师并不坐在教室里，只常来检查，老师说“放学了”才能回家。
我念小学时享受着老解放区安乐幸福的生活，但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在进行殊死较量。那时正在鲁西南、苏北和河南一带打仗，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淮海战役”。我们村很多20多岁的青年都当了解放军。记得那时常在后街正中的广场上扎戏台演节目，最有意思的一个节目是活报剧，演的是“小丑蒋介石”，道具是一株挂满桃子的桃树，蒋介石在桃子熟了的时候从峨眉山上下山摘“胜利果实”，解放军把他赶走了。戏演完了，台下党的工作人员动员那些二十岁左右的贫农子弟说：“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土改中分了房子又分了地，生活这么好，能把这胜利果实让蒋介石国民党抢去吗？”这时，戏台上已经有人戴着大红花带了头，他们在台上喊着口号：“打倒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有种的跟我来！”于是呼啦啦的一大片，小青年们都上了台。然后，这一队人骑着大马或骡子，戴着大红花，浩浩荡荡，从后街到前街，再转到大后街游行一圈，他们就光荣参军了。
因为我家的成分是中农，没人动员我大哥、二哥去参军。但他们都自愿上前线抬过担架。我家离济南市800华里，从济南转向南边到淮海战役的战场，1000多里，都是扛着担架、带着行李和干粮步行，要走半个多月，很辛苦。到了战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背伤员，抬下战场。他们在鲁西南、河南一带呆了一个多月，加上两头走路，两个月后才回到家。我大哥还没回来时，我二哥已出发了。那时抬担架的人是分批轮换的。
因为我在小学里学习好，老师喜欢，常指挥全校同学唱歌，算小有名气，在村里也被选举为儿童团团长。不过，这已是在共产党解放区蓝天白云之下的儿童团，没有做过像电影里演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那样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用“消息树”报信等活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拥军优属。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先不回家，我把同学们分成小组，再把校外的儿童（他们也可以加入儿童团）叫上，常是四五人一伙，分头到各军、烈属家中，给他们打扫院落、抬水、清理畜圈等。每家军、烈属街门框的右上边都有军属或烈属的牌子。我们村的军、烈属多，我们每次行动只集中在一条街（村里共有三条大街）。那时我们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在村里是文化人了，所以还常给军属家写信，寄给在前方的儿子。我当儿童团团长是在1948~1950年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时，到我上初中后，就换他人了。
到了1950年，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不打仗了。我也安安稳稳地小学毕业了。毕业考试那天，六年级的学生是坐在大操场上考试的。先排好队形，再每人张开双臂拉开距离，前后左右都是两个臂膀的距离。我们盘腿在地上坐好后，老师把抄有题目的黑板抬了出来，放在前面。我们坐在泥土地上，答卷纸下衬着硬纸夹子，用铅笔答卷。语文题是作文，算术题也没难倒我。我属于最早交卷的几人，交卷前，老远斜看我二姐，她皱着眉头在思考，估计会有几道难题做不出来，我偷偷把后面的几道难题的答案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揉成团，交卷时路过她身旁，把纸团扔给她。上私塾时，我二姐帮过我，到了小学高年级，我的学习比她强了，常常帮她算题。其实我二姐并非不聪明，但她在家中只比我大，从小也很娇惯。她很好玩，还常与村里的女孩子们参加演节目，用我三哥的话说：“太疯了，学习不专心。”
小学毕业后，我想上中学，但对考取中学并没有抱大的希望。因为村里比我大的孩子有的考了几年、好多次，都没有考上；其中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已经考了七八次，都没考上。那时解放区的学校刚成立，有初等师范、初中等学校，分夏季和冬季两次招生，考试的时间由各校自主决定，所以夏季和冬季都可考不同的学校。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投考莱西一中，把四天的干粮和咸菜放在一个柳条篮子里，上面盖块白布。因为是夏天，行李只带了晚上盖的一条布单子，还有一个喝水的搪瓷杯子，与邻居家的一个男孩结伴，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与我们结伴的，本来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他临走时，提了一下带干粮的篮子，觉得太重，路又远，吓得哭了起来，不敢去了。
当时的莱西一中位于县城东北的义店，离我们村有60华里。我俩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朝着大体的方向边问路边走，从大清早出发，到太阳离西山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学校的身影。因为我们早就听说过，这所学校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全县唯一的一座楼。那时的农村孩子，从未见过楼房。当我俩远远望见这座小楼时，把篮子放在地上，高兴地跳了起来，并在附近找了个高一些的地方瞭望赞叹了半天，然后抱着“赶紧走，看小楼去”的愿望又飞快上路了。
一到学校，只见考生云集，熙熙攘攘。这可把我俩吓坏了，就招100个学生，这么多人来考，我们能考上吗？我俩木木地在那里站了半天，我推了下同伴说：“考不上拉倒，先去看小楼吧。”
歇了一夜，第二天，不管有没有希望，我俩参加了考试。考语文和算术，上、下午各一门，一天就考完了。考后第二天，每一个考生都要经过面试。面试男生的是男老师，要求把裤子脱下半截，后来我才明白那大概是为了看看是否有疝气。然后老师要问一两个问题，我被问的是最简单的问题：你家里有什么人，几亩地等。我入学后才知道，一个同学曾被问了一个怪问题：“你上小楼了吗？”“上了。”“楼梯共有几磴？”这个同学当时只顾高兴地爬楼梯，没有数有几磴，没答上来。不过这并没影响他被录取，因为面试可能只是为了看学生是否口吃、反应是否迟钝等。
面试完了，还要等两天后看榜。因为考完试老师就批卷，接着就出榜公布。我俩去看榜时，是从榜的最后一名向前看，看到半截还没有我俩的名字，我说：“走吧，没考上。”忽然，我的同伴惊喊起来：“呵！那不是你的名字！在前面！”我一看，果然，我是第七名。我高兴极了，打算立刻回家，告诉家里人。但刚离开不多远，又不放心：录取的是不是我？有没有重名的？又回到榜前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恰好这时有几位老师就在榜前说话，有一位老师说：“包括王世敬在内的这七名考生，每人的平均分都在85分以上。”另一位老师说：“考生太多了，平均二十几人录取一个，太难了！”我一听老师的话，更加高兴了，我不光考上了，还考了个第七名，85分以上！
回家的路上，不时的一溜小跑，虽然干粮和咸菜都吃光了，肚子有些饿，可一高兴，一点也不觉得累，太阳离西山老高就回到家了。知道我考上了，全家比过节还高兴，我们村里的那些同学，同年级的、高年级的都来了。他们都替我高兴，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消息传到前街的西南角，我本家未出五服的五叔住在那里，他识字，算是村里的“学问人”，也有点孤傲自赏，平时不多来我家。那天他挺高兴地来了，坐了一会，把我叫到一个无人的房间里，他在一张纸上早就写好了7个字，拿出来让我念给他听。我一看，写了7个一样的“朝”字，我当即没打一点磕，脱口念道：
朝（zhao）、朝（chao）、朝（zhao）、朝（chao）、朝（zhao）、朝（zhao）、朝（chao）。
我念完了之后，五叔只说了一个字：“行！”就兴冲冲地离开了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