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约束自己的时间。在兴趣中心形成之后，为了保证“这种兴趣”发展为“志趣”，需要必要的时间的配合，也就是要采用约束时间的办法，保证花在兴趣科目上的时间不小于一定的比例。这一大段时间确定了、保证了，同时也就约束了其他兴趣的发展。
第四，要选准自己的最佳才能。兴趣决定了一定的研究范围，在限定了的范围之内，所需才能又是多种多样的。以文学爱好者为例，写小说的才能与写诗歌的才能不一样，写评论的才能与写剧本的才能又不能相同，如此等等。到底对于自己来说，发展哪种才能最有前途呢？需要仔细反思、实践，应自觉地扬长避短，不要认短为长。
第五，要选择好自己的事业目标。事业目标的选择是以最佳才能为依据的。有的人强调兴趣在选择事业目标中的作用，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更为重要的不是所爱兴趣而是所长专长。所长即有所专长，而且已经初步得到实践的检验，社会承认，社会需要的事业目标有千千万万个，选择的过程乃是寻求约束的过程：必然舍弃你选择之外的一切。或者暂时舍弃你原认为不可舍弃的所爱与所长。歌德说：“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
从哲学高度上讲，学会约束自己，就是承认外在知识是无限的，而人的精力、时间是有限的。以主观的有限逐客观的无限，必须对无限的客观加以人为的限制，然后才能有所深入，有所突破，有所创造。
耐得住寂寞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轰轰烈烈的场面。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却一再告诫儿子傅聪：“要耐得住寂寞。”
这不禁让人想起姚雪垠先生曾说过的一句箴言：“越耐不得寂寞便越寂寞。”
科学需要寂寞。牛顿、居里夫人、卡文迪许、李政道，哪一个不曾在寂寞中执着地追求！
文学需要寂寞。孙犁说：“和科学一样，文学是一条寂寞之道，文学事业是寂寞者的事业。”
钻研哪门学问不需要寂寞？
范文澜主张：“板凳要坐十年冷”，郭沫若讲得更透：“没有安定的精神，决不能从事清苦的学者生涯，决不能与冰冷的真理姑娘见面。”
那么，寂寞对创新思维的价值何在？傅雷从艺术家人才成长规律的角度出发，讲了两点。一是“艺术家特别需要冥思默想，老在人堆里，会缺少反省的机会，思想、感觉、感情不能好好地整理。”学而不思则罔，思是需要沉静下来，进入“寂寞”境界的。近年崭露头角的各界新秀中，固然不乏一直埋头耕耘、冷静思考的有识之士，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从此便坐不下来，静不下来，不甘寂寞的人。而这些人中，有的根底并不深厚。长此以往，别说吸收新营养，只怕连“消化”、“整理”已有成果的时间也被挤光了。前景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古往今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各类型的艺术家中，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年之后，不少人走了下坡路，有鉴于此，傅雷谈到寂寞的价值的第二点：它是度过这一危机的法宝。
傅雷认为，人才成长道路上的“中年下坡”现象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多半是被家庭拖下水的。他告诫傅聪：“你结了婚，不久家累会更重；你已站定脚跟，但最要防止将来为了家累，为了物质基础不稳固，不知不觉把演出、音乐为你一家数口服务。”“现在正是设计你下一阶段生活的时候……我相信三、五年到十年之内，会有一个觉得非退隐一年两年不可的时期。一切真有成就的演奏家都逃不过这一关。你得及早准备。”
傅雷的话，语重心长，具有普遍意义。
天下之事，相辅相成。傅雷讲“耐得寂寞”，也并非主张与世隔绝，格物致知。科学研究需要实地考察，反复实验；文学创作需要深入生活，选取典型；学问探讨需要搜集资料，切磋研讨。可是，任何一条成才之路都离不开与“热”相辅的“冷”，与“动”相辅的“静”。年轻人由于天性爱动，往往难耐寂寞；中年人由于有家庭拖累，有的难得寂寞；或小有所成便求胜心切，又会不甘寂寞。为此，傅雷才如此有针对性地推崇寂寞。
1936年，爱因斯坦为乔治·许来伯所编《肖像与自由》写过一篇意味深长的《自白》。《自白》中说：“我总是生活在寂寞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我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
“机动”一下多么必要
创新思维，是一种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于是，有人便认为，既然如此，创新较高的人才是一些苦行僧，是“面壁十年图破壁”、 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杰”。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创造性劳动，既是艰苦的又是愉快的，而且具有一般人难以体会到的愉快。这是就创造成功之后的喜悦心情而言的；不仅如此，就是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之中，也并非都是刻苦、刻苦、刻苦，其中少不了必要的轻松和愉悦，用科学的语言讲，他们都会从机动中汲取力量，这是创造性劳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有好多实例可以证明“机动”一下是多么必要，以至有人统计有多少发明创造出现在紧张之余的“一弛”之间。阿基米德是在澡盆里想出浮力原理的，凯库勒是在温暖的火炉旁做梦时梦到像口尾相衔的蛇一样的苯环结构的。……这都是从机动中汲取力量的明证。因此，可以从一种形而上学的创造观中解放出来，真正获取创造的激情，创造的信念，完全不必端起“头悬梁、锥刺股”的架势，因为真正能够发明创造的人，并非靠的架势，而是靠合乎创造规律的既紧张又有间隙的科研劳动。古人云“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此言极是。
我们之所以主张进行创新思维要来一点儿机动，是基于以下道理的：
1.汲取知识，贮存知识，刻苦钻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需要的却是必要的“发酵”——知识要消化、活化、贯通、领会、运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多是深思、沉思，而不是苦思冥想地急于成功。深思、沉思是要腾出点时间的。有位科学发明家说得好：“人们常常要与同伴共同工作，互相切磋，但也要有意识地给自己留下一些独立思考问题的‘余暇’，这是创新思维所不可少的。只有在不受干扰的‘空间’之中，人们才能获得真实的自己的思想。”
2.暂时的松弛，并非完全放弃对问题的思考，而是主动地将所思考的问题放到“潜意识”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放到不思考的“潜意识”中后，并不是真的像物品那样放进一个永不开启的仓库中去了，而是处在暂时睡眠状态，它还“活着”。前一段紧张的思路，仍然在重新组合、调整。这个时候，如果哪条游离的思路或关键词闯入有待连接的部位，那么，豁然贯通的惊喜现象便会出现。有所发明的人们之所以往往在睡梦中、睡醒后、起床前、电车上、旅游中、欣赏戏剧之际出现灵光闪耀的“顿悟”，就是这个道理。
3.机动，实际上是一种“暂停”。也可以说，是对以往思路的暂时中止。这很像一个人在某条路上走了好久，但找不到出口，停下来，东张西望一番，这就有可能发现真正的出口在哪里。怕就怕一条道跑到黑，还不知道停下来，不知走一走回头路。暂停，也是一种暂时的否定，不妨用另一种眼光，另一种视角，另一种方法加以试探。发明大王诺贝尔在讲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就说过：“我的工作是间歇的，我将一件事放下，等一会儿又重新做起；我差不多常常这样，不过，凡是我认为可以得到最后成功的事，我总回头去做的。”这种诺贝尔式的暂停，显然是为了寻求新角度、新希望点的。
4.直觉的出现，往往是在紧张后的一弛之中。贝弗里奇说：“多数人发现：在紧张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悠游闲适和暂时放下工作的期间，更容易产生直觉。”这是一种经验之谈。其中机理有人认为是：“在频繁的组合中得不出有益结果的知识，暂停正是为它们提供重新组合的机会，如果这时一种组合是有益的，那么直觉就会出现。
明确了以上四点，作为有志创新的人，或作为管理者、领导者就要自觉运用这些规律，以求获得更多的创新机会。具体来说，就是在制定工作计划、科研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不要以为时间安排得愈紧，愈有利于多出成果。不要以为原定的计划是不可动摇的，从而丧失捕捉计划外、意外创新的机会。
1941年3月发现涤纶合成纤维的J·R·惠恩菲尔德指出：“知识虽然能决定研究方向，但是，意外的因素却能使研究工作增加活力。”在雷达发明史上，早在1935年雷达诞生之前，就有人在实验室电视机上经常看到无线电回波，但那位研究人员被研究计划所框死，没有腾出手来，抓住这个课题，以致被他人捷足先登。由此也可以看出，“从机动中汲取力量”，还包括“利用一种暂停，捕捉另一种意义更大的目标”的含义，动用得好，可收“一石二鸟”之功。
在军事学上，“从机动中汲取力量”是一句名言。在创造学中，它同样应该是一句名言。希望大家能从这句名言中，获取意想不到的创造力量。
六、创新思维的开发
创新要有想像力。缺乏必要的想像力，在客观上限制了主体的敢思。
要敢思
因为创新往往是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对一个胆怯者来说，往往会望而生畏、却步不前，因而对一个创造者来说，首先碰到的是敢不敢走、敢不敢思的问题。敢想，是能不能进行独立思考的标志，保持思维的独立性，才能保持思维的客观性。
天文学家勒莫尼亚，从1750～1769年，先后12次观察到天王星，完全有条件可以做出重大的发现，但他受当时“太阳系的范围只到土星为止”这个观念的束缚而不敢提出，使这颗星多次“被看见而未被发现”。直到12年后，1781年才由赫舍尔加以认定。这表明：主体受到某些观念或心理影响时，可以“视而不见”，否认事实，甚至颠倒黑白。
不敢思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迷信权威：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权威在某些问题上所具有的权威性，并不等于在所有问题的看法上都是正确的。所以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徽上写着一句名言：“不要迷信权威，人云亦云。”许多权威，包括爱因斯坦、爱迪生在内，在某些问题上也犯过错误，这是正常的。权威也是人，不是神，在认识真理的长河中，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而不能迷信权威的一切言论。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在核物理学方面当然是个权威，他虽然清楚地了解原子核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又说：“那些指望通过原子核衰变而获得能量的人，都是胡说八道。”后来人类利用原子能的事实，表明他错了。显然，胡说八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可见，权威在自己权威范畴之内的事，有时也难免失之偏颇，更何况在权威范畴之外的问题呢？对待权威的态度应该像亚里士多德对待他们的老师柏拉图那样，既尊重他的老师，但决不盲从，他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有思维框框：即思维受到了某些常规、传统、偏见或迷信书本上的某些理论的束缚，因而也就不敢思了。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列斯特列早就发现了氧气，但由于他受传统“燃素说”思维框框的束缚，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因而把碰到鼻子尖上的成功给丢失了！可见，要敢想，就不能为自己设置任何思维框框，主观思维上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不会再出什么创新思维了，甚至会产生如战国时思想家荀子所说的那种情况：“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那就危险了。
3.有自卑心理：自卑心理的实质是自我否定，既然认为自己“不行”，当然不可能再“敢思”，提出自己的创见了。
4.害怕失败：夺取创造成果，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事，而往往是一个困难重重、几经失败的过程。对爱面子的人来说，往往害怕失败，这在高职称和高地位的人员中，更容易犯这个毛病，由于害怕失败，因而也就不敢想了。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爱迪生说得好：“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之后，我才知道做好一切工作的方法是什么。”不怕困难、不怕失败、百折不挠，才能敢说、敢想、敢闯，才能出创新思维。
5.缺乏必要的想像力：创新要有想像力。缺乏必要的想像力，在客观上限制了主体的敢思。试想，如果没有必要的想像力，牛顿能从司空见惯的苹果落地中发现万有引力吗？正是这种大胆的想像，使他从苹果落地这个大家看到的现象中，发现了地心引力。最早发现电滋波的是德国人赫兹，由于他缺乏必要的想像力。因而未能意识到电滋波的实用价值，甚至当他的朋友提议利用电滋波传递信息时，赫兹还回答说，“如果要用电磁波通讯，大概得有像欧洲大陆那样大的巨型反射镜才行。”但后来的发展与赫兹的估算完全相反。可见，缺乏想像力，往往使人不敢思，看到了但意识不到、因而常能与成功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