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相好的？嘿嘿……有呢。几个？早忘了！忘不了的也有一个人。那年我头个婆娘死了，家里没个女人实在没法待，就出去修路了。我们住得那家房东是个寡妇，三十多岁，拉扯两个娃。我看着可怜，平时就担个水，劈个柴，有啥男人活儿帮着干干。那女人也有良心，铺盖脏了给我洗，衣服破了给我缝，有点顺口的也想着我。这一来二去就好上了。后来路工队跟村里不知为点啥事就闹了矛盾了。民兵连长是个大瞎怂，带了几个人半夜就把我和那女人捂在炕上了，非说我是强奸犯。经公后，那女人死活不承认，公家也没办法，就把我从路工队开除了。
要是不出这事，我也就把那女人娶了。虽说大我几岁，又有俩娃，可人好！后来听熟人说，那女人也没嫁人，开了个碎馆子，娃把书念成了，现在在兰州给娃看碎娃呢！没办法，都是命里造下的。
“咱家门前的那棵树……”
世上这稀罕事多得很！人常说牲灵养久了通人性，其实林草树木也通着人性呢！咱家就遇过个事，我给你谝下子，你看稀奇不稀奇！
咱老家那地方全都是些干沟硬梁，一年又没几场雨，旱得草都不好好长。一个大庄子也没几棵树，我家老院周围打我记事起就是光秃秃的。我爷手上有一年，一连下了好几天的连阴雨。天晴了后，门口硷畔上就长出棵树苗苗，绿油油地一乍来高，把一家人给稀罕的。我爷就用锨刨了个坑坑，又拍了个棱棱，怕牲口啃了，又套了个席芨圈圈。没事就蹲在那儿守着看，像得了个啥宝贝。这年伏天滴雨没见，水窖都干了，我爷没叫小树苗受上半点旱。这苗苗也争气，头年就长得有鞭杆粗。第二年就有锄把粗，中午日头毒时还能遮住点荫凉。几年下来就有碗口粗了，早早晚晚有点风吹过来，叶叶就哗啦啦地响，一家人在树下吃个饭，说个话，舒坦得很！到我爷老时，这树就长得一人都搂不住了。我爷就安顿：哪天不行了，就把树打了做口棺材，把他抬埋了。我爷得老病后，家里就按这话把事办了。
你说怪不怪，打了大树的第二年，树桩周围又印出些小苗苗。硷畔上就巴掌大个地方，多了也长不下，就选了一棵壮些的留下了。我大就像当年我爷一样务弄这棵树，可是用心了。到我大老时，这树又一人一合抱了。我大又交代：打树做棺材抬埋他。我大走的第二年，树坑边边又有新苗子印出来了。这回可该到我了。我在家时对这树也挺上心，出门这些年，也不知遭祸害了没有，如果没受制，改上些板抬埋我够了。
种活一棵树，人老三辈都得好处，你说这树有良心没？比人都强哩！
“咱家那些烦心事……”
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咱家的麻烦事比经都难念。说来也是自找的，能怪谁？
我就一个儿子，三十多岁得下的。从小惯瞎了，书没念成，啥手艺也没学下，苦也下不了。开头愁儿子，儿结婚了又愁媳妇，有了孙女又愁孙女，你说还让人活不？
啥？你说媳妇轮不到我愁？哪还是个大愁肠！咱这媳妇本来就不该是咱家的人，偏偏就遇给咱了。这娃她妈是咱那地方的人，她爸是河北啥地方的，生意人。那年到咱这边收了几个月皮子，临走就把她妈领走了。有了这娃后东跑西颠顾不了，就送回来叫娘家妈带着。要么寄上几个钱，要么几年都没个信。娘家光景过得好，把这娃供帮的直到高中，成绩又好，年年都是头几名。高考那年都说没问题，成绩下来偏偏就差了一分。这娃从小要强，这下刺激太大了，听说妗子还说了点啥闲话，爸妈又不管她，一下躺倒了。好些天不吃不喝不说不笑也不出门。大概一个来月后，这娃就放出个话：她要结婚，谁想娶她就上门提亲。这娃要模样有模样，要学问有学问，庄里哪有她的对象？所以谁家也没敢上门。偏偏咱那瓜儿子不省心，说要试试。我还臊他说不怕碰钉子就去。谁知去了没多大工夫就回来笑模笑样地说：成了，月底就办，赶紧准备。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世上真有天上掉油馍的好事？怕没这么便宜吧！
过门后，日子还算平静。这娃除了不说不笑外，该干啥干啥，家里门外也挑不出个大毛病。第二年就生了孙女子，月子里死活不给娃吃奶，可把人整乍了。满月后没几天就不见人了。托她舅家个娃送来封信说：她爸她妈在北京把生意做大了，缺人手，她去帮忙呀！没时间，不要等她，也不要找她。家里东西都在呢，她没带一针一线。娃是吕家后，她留下了，好好对娃。世人都看得出这事是那娃谋下的，挽不回来了。就是我那儿子不死心，年年都是打一月工，找一月婆姨；再打一月工，再找一月婆姨。这都六七年了，连个真信都没打问上，瓜怂！
你兄弟问了我几次：说话就七十的人了，不蹲在家里，打的啥工？你说嘛，儿子啥事指不上，我再不刨挖几个，拿啥养这娃呢嘛！谁都知道蹲家里好，你看我能蹲成不？娃小时也要妈呢，哄哄就过去了。现在一天天大了，马上就上学了，那碎心里啥都明白，实在没法哄了。出门上街要遇上个妈领娃的，回来后半天都没个笑影影。这两天饭也不好好吃，老是念叨，她妈快来找她了。你说人心疼不心疼？我现在最熬煎的就是这娃，要是哪一天我和老婆子不在了，这可怜的娃可怎办呀？
本来，这老吕头是个乐观豁达的人，无论遇上啥难事，总是乐呵呵的。唯独一说起小孙女，便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叫我这个来找乐子的人也心里酸溜溜、沉甸甸的。今年有点忙，一直没和老吕谝上。去过两趟都没见人，心里还怪惦记的。小孙女也几次问我，怎不去看小姐姐？忙过这阵儿，一定抽空去看看。看看那整天把嘴咧的像“二万官”的“老驴头”，看看他那“个个碎碎地”、“样样丑丑地”的老婆子，还有那个聪明伶俐而又“娘嫌大不爱，愁死爷和奶”的小孙女。当然，一定要带上我的孙女刘淼女士和外孙王寅先生。
2010年8月于定边
一字三琢
去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月昏星冷，夜深人静。朔风掠窗而过，发出阵阵怪响，搅得人心神难安。抽了一本书，读不下去。闭上眼睛又睡不着……折腾半晌，终于有了一丝倦意。小睡片刻，即被当年在榆林时的一件耿耿旧事惊醒。睡意全无，诗兴顿起，披衣下床，伏案立成。这首诗是：蛰退慵懒漏偏长，卧听朔风吼夜窗。才拥冷衾安睡半，残梦惊破是榆阳。平心而论，诗意很一般。欣慰的是奇快，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先后也就三五分钟的事，不免有些得意。
过些日子偶然翻出却吃了一惊，怎么会是个“吼”字？既不雅又不贴，气氛也不对，不像成于书房，倒像吟于旷野。不好！思之再三，换成“鸣”字，感觉稍强。
后来整理旧作，在这个“鸣”前又停留良久，感觉太平淡，欠生动，还是不乘心。思考中一个“嘶”字跳了出来，好！颇传神，就它了。这样，一首小诗三改后终敲定。
2010年8月20日于定边
儿时旧事
小时候，老爹的工作总是调来调去，一家人也跟着东奔西颠，很难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待下去。因此，儿时的记忆也总是鸡零狗碎的。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忙事业、忙生存的那些年，正经事都终日忙得四脚朝天，哪儿还有闲工夫对娃娃时那些事多愁善感？连自己都顾不得想一想，旁人谁还会在意你儿时怎么过的。
转眼间就老了。“想当年”就成了我们这茬人的一大消遣和乐趣。这几年出门，总是愿意到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哪怕多绕几步路。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地方记忆是模糊的，脑子里一片苍白。然而，有一个地方却让我多年都挥之不去，甚至想想都兴奋。这就是横山哪个当年叫石马洼农场的地方。
这是横山县城北边十余公里，芦河与无定河交汇处的一片沙洲。山明水秀，天篮云白，莺飞草长，树碧沙轻。在儿时记忆中，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了粮食，被辟为一个农场。老爹作为支援经济建设的志愿者，成了首批筹建人。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五年，我们全家就生活在这里。它是我儿时最难熬、最难忘、最开心、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像一瓶老陈醋，即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那醇厚浓烈、酸香中略带些许苦涩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清晰的就如昨日。
（一）
一九六零年秋末冬初的一个中午，榆横公路上一个叫大川沟的村子的村口路边，一辆被篷布裹得严严实实、车后拖着一尾巴黄尘的大卡车停下了。
篷布缝里，几个毛茸茸的小脑袋迫不及待地依次探了出来。篷布拉开后，几件活的出土文物连爬带滚的到了地面上。紧接着，几件为数不多的行李被扔了下来。
卡车开走后，一位中年妇女一边哄着怀里的吃奶娃，一边跺着被冻麻的双脚，开始清点她的人和物。一、二、三、四……够数了！于是指挥她的人马扛包的扛包，拎箱的拎箱，背娃的背娃，成一列纵队，向半坡一个庙院进发了。
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关帝庙，三间正窑供神像，东西各有一间偏窑。东窑门口挂块木牌子，写得好像是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渠什么的。后来才知道是雷惠渠的一个闸口。叩开门，这一行人被迎了进去。一番热情问候后，一顿丰盛的迎宾大餐开宴了。一大锅豇豆稀饭，一大筐土豆萝卜老倭瓜，顷刻间被风卷残云。没有繁琐礼节，没有数额限定，吃得很尽兴，很满足。以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想起来，仍然余香在口。那滋味就是东海鲍鱼、澳洲龙虾都比不了。饭后这一家子便被领到西窑安顿下来了。
好多年以后，老娘仍把这次出行叫逃荒，其实一点都不假。来这前，我们一家随老爹住在榆林城北门口东山上一个土院子的一个窑洞里。那时粮食虽已定量供应，但在老娘的精打细算下，尚能衣食无忧。大跃进年代，城里也拔锅封灶吃食堂了，加之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市面已经很久以来都见不到可吃的东西了。可怜的配额在一口大锅里根本就吃不够定量。那些管食堂的，管粮油的，灶上做饭的，掌勺分饭的哪个没几个沾亲带故的？挨克扣的只有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外来人口。我偶尔也会受命领回饭，五口人的定量只有拳头大的杂面馍两个半（有时还是空心的）、半瓦罐清米汤、半碗酸萝卜条，回家后再由老娘进行二次分配。小孩子家不懂事，常常是后边的还没到手，前边的便下了肚并把手又伸了出来，不给就哇哇大哭。这就苦了老娘，常常一口都吃不到她嘴里。那段日子里，老妈的两条腿很少有不浮肿的时候，用手一按一个深坑，半天都起不来。本地人关系广、门路多，几乎家家晚上偷开小灶，我们这些举目无亲的外路人就只好干挨着。老爹一看着了急，这到啥时是个头？通过水利系统的熟人，叩头作揖找到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原想着，就是房前屋后种点瓜瓜菜菜，一家人也不至于干挨饿。于是就有了前边那一幕。
在这个我家老乡——武圣关老爷的地盘上，我们住到了来年开春。这段时光在我的记忆中并不轻松，每天都是在紧张、焦虑中渡过。那年自然灾害多，流民就多，尤其是那些逃水灾的安徽人。大路上总有一拨又一拨操外地腔的人去去来来，白天讨水讨饭，夜晚借宿借住。村里时常听说张家被抢、李家被盗，叫人心惊肉跳。其实这也不奇怪，那年头，为了一口吃的，什么事没发生过？偏偏我家住得窑洞背后又是乱坟滩，一到夜晚，隔着后窗总能看到那窜来窜去的鬼火，再加上村里人那些绘声绘色的故事，不由你不汗毛倒竖。更叫人害怕的是狼多。我寄读的学校在几里外一个叫鲍渠的村子里，每天早上天还黑洞洞的，就由老娘或老爹扛着根大棒送过去，路上时常能听到瘳人的狼嗥声。村里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饿狼进庄叼走小孩的传闻。我们几个小孩一会见不着谁了，娘总是惊恐万状，四处寻呼。
即便如此，爹妈的生产自救计划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信心十足地筹划着，准备着。到我们离开时，窑后的粪堆已经有一人高了。遗憾的是不知施到了谁家的地里，养肥了谁家的好庄稼！
（二）
那年月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一个字：“饿”！那些大人们都扛不住，何况我这样“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主和那几个“不知饥饱”的货。那滋味不是亲身经历，无论如何是讲不清的。反正我当时常想，如果月亮是个大烧饼的话，我宁肯追到天上去吞了它。
离开了大川沟的那座庙后，我们搬到了石马洼一家大车店里院的两间土坯小屋里。春二月，正是个青黄不接、日子难熬的季节。当地那些老农户凭着多少辈人的经验教训，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一般都能应付过去。而咱是被榆林城饿怕了，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跑出来的，说断顿就断顿了，说扣锅就扣锅了。为了填这几张嘴，父母终日绞尽脑汁，而常常又一筹莫展，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己的牙缝里尽可能多的省出一口来。这不仅使他们笃信的“人挪一步活，树挪一步死”的老观念受到了严重挑战，也使那个伟大的自救计划从一开始就跌入了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