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元朝在江南大部地区的统治陷于崩溃。相对而言，北方各省的形势在元顺帝统治初期，中央的控制还表现得较为有效。但是全国性动乱迅速蔓延使得围绕着河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路、中书省河东宣慰司各地区以地方军阀为核心的各种不稳定因素逐渐发展起来，并相互交织、互相推动，最终造成了各类矛盾走向激化。这一矛盾综合体对元王朝的大失败和明朝的迅速胜利客观上形成了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一、红巾军北伐的影响与结局
元末农民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波及范围的逐步扩大对于北方各地政治格局的转变产生了直接影响。战争进程中，原有的地方军政机构遭到破坏，军队被严重消耗，诸王实力受到削弱，战争持续造成的危机成了敌对政治集团斗争的借口，进而加剧集团间的冲突，一句话，大多数原有的军政运行机制迅速丧失了继续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与农民军的斗争中，特别是在脱脱下台后，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们却逐步壮大起来，他们抓住农民军战略战术上的种种缺陷，遏制了北方红巾军的发展，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对于朝廷而言，这些桀骜不驯的军阀们就是一柄极具破坏性的双刃剑，用它压制农民军的同时，也加速肢解了王朝正常运作的体系，地方军事集团的兴起这一现象本身就宣告了中央控制地方局势的能力已经严重退化，甚至不复存在了。
对河套周边地区产生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等率领的红巾军中路军。他们于至正十七年（1357）闰九月进入山西，后兵分两路，分别由沁州（今山西沁县）、绛州（今山西新绛县）进攻山西中、北部，先后攻陷了冀宁（今山西太原市）、辽州（今山西左权县）。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后，于十月占领大同（今山西大同市）、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元大同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逃跑。十二月攻克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进占全宁路（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辽阳路（今辽宁辽阳）。大都西、北、东北三面的重要城市均为红巾军攻陷，严重威胁了元朝统治中心的安全，朝廷从陕西紧急调回察罕帖木儿（Caqan-temür）围追红巾的同时，又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初命孛罗帖木儿（Bolod-temür）镇守大同，力求建立起拱卫大都的屏障。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两集团向河东地区的快速集中，立即引起了双方瓜分势力范围的混战。至正二十二年（1362），中路红巾军主力在辽东、高丽被消灭。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天，关先生余众在回攻上都的时候被孛罗帖木儿击败，归降了后者。在围剿中路红巾军的过程中，元廷对所依靠军事集团的选择及布防问题上煞费苦心，力求通过换防、调动、分配辖区、与敌作战等种种手段的共同作用达致某种程度的力量平衡，在此基础上，朝廷才有可能以仲裁者的姿态出现，以期部分地实现对军事集团的控制。于是在命令察罕帖木儿回援河东不久，朝廷把保卫京师西部重镇——大同的任务交给了孛罗帖木儿，甚至在对两军阀防区的划分上，还颁布了有利于孛罗帖木儿的诏旨，即就是说，从至正十九年起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间，面对察罕集团咄咄逼人的态势，朝廷把自身依靠的重心偏移在孛罗帖木儿一侧。在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后有扩廓帖木儿）的争夺中，虽然前者在河东方面没有获得进展，但在陕北方面还是最终扩展了地盘，并非一直处于劣势。
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潮影响下，宁夏府路和汪古部赵王辖区内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战乱。至正十八年（1358）汪古部赵王属部灭里起义，围攻王宫，赵王八都帖木耳参见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载《文史》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依靠昔班帖木儿一家舍身相救才得以脱身的逸事表明汪古部对自己的辖区元代汪古部直接辖区大体包括以黑河（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流域为中心的德宁（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鄂伦苏木）、集宁（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巴彦塔拉乡土城子）、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等路和砂井（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乡）总管府等大碛以南、阴山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主体在今乌兰察布盟境内。也正渐渐失去控制，河套东北方向大青山以北的局势的确岌岌可危，砂、净诸州业已遭遇了来自于外地的红巾军和本土的灭里战乱破坏。经过一系列战乱影响的汪古赵王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能力必然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以至于在以后“勤王复国”重要政治军事活动中再也难觅踪影。另外，《元史》记有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己丑，贼陷宁夏路，遂略灵武等处。”《元史》卷四五《顺帝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47页。1359年发生在宁夏府路境内的战乱应当被认为是自元朝初年浑都海战乱结束以后对宁夏打击最严重的事件，史称“元末寇贼侵扰，人不安居”［明］胡汝砺等撰《嘉靖宁夏新志》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正因为陕西行省南北方向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那么当年五月，朝廷以陕西行台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左丞相，授予“便宜行事”的专断大权很可能与此有关。
总体而言，以红巾军为主的北方人民暴动，迅速消耗了元朝的行政、军事实力，瓦解了正常的行政结构，促进了大范围出现军事力量的分散化和地方军队的个人集中倾向，直接推动地方军事割据集团的迅速崛起。人民反抗战争在打击元朝地方统治的同时，在特定时间段内，为军阀集团控制地方军政权力创造了客观条件。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早在元廷退出中原的10年以前，河套及周边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业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元朝的直接控制。1368年及以后的时间里，明军在本地区的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推翻元朝统治，扫除其统治基础，不如说是将元朝政治失控后遗留的国家碎片重新组织起来罢了。换言之，洪武初年的战争对象更像是打着元朝旗号的军阀集团而已。
二、北方军阀割据局面与混战
农民战争暴露了元末统治危机的深重，特别表现在政府军备的废弛、军队战斗力下降和政治军事领导层的腐化无能上。地方武装崛起得到朝廷认可后，多少具有正统性和号召力。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军一样也是元朝治下滋生的异己势力，但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在对付农民军一事上的一致性是他们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半独立性的地方军事力量在与农民军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终于形成了新的庞大的军阀集团。如果不考虑所谓性质的差异，仅从表面上观察，实际上，新军阀集团与南方的各类割据集团（包括红巾军）一样，都对元朝的统治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瓦解作用。而且，元廷利用军阀集团打击农民军多少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当然，这也是当时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从军阀集团的起源看，最主要的就是察罕帖木儿和答失八都鲁两人。他们两人正是日后肆虐于北方晋、陕各地几乎所有军阀武装的鼻祖有人把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集团分别称为豫系和川系军阀集团（见瞿大风、崔树华《元末统治集团对山西地区的争夺及其作用》一文，载《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2期），笔者认为欠妥。为军阀集团命名也要讲究名正言顺，不便随意。瞿文之所以有“豫系”、“川系”之说，纯粹是从两系军阀首领的原籍出发冠名的，这一方式放在区别近代北洋军阀内部派系是可以的，在元末没有这种必要。或者说如晚清“湘军”“皖军”之类以兵源地命名，但察罕和孛罗集团的主体并非初起时的河南、四川人，而是具有浓厚少数民族特色的，部下网罗大批朝廷中级武官的军阀系统，这种区域性的命名无法体现这一特点。更主要的是两大军阀争夺焦点集中在山西、河北一带，完全与四川无涉，因此本文坚持以两集团中最主要的领袖名为其命名。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二年（1352）拥有个人武装，至正十七年（1357）年底在与红巾军对峙时死于军前，由子孛罗帖木儿代领其众。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诏孛罗帖木儿移兵镇大同，以为京师捍蔽”《元史》卷四五《顺帝八》，第946页。从至正二十年（1360）起，孛罗帖木儿为扩大地盘，取得更多的军队给养，与察罕帖木儿在山西境内展开了争夺。双方大致以石岭关（今山忻县南）为界，即沿岚州（今山西岚县北）、兴州（今山西兴县）、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石岭关一线形成两个军阀集团在山西境内的势力划分线，从而使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主体仍归察罕帖木儿掌握。南下冀宁受阻以后，孛罗帖木儿转而西向寻找扩张空间，至正二十一年（1361），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占领了延安（即延安路），从陕北方面威胁察罕帖木儿的大后方。孛罗帖木儿集团中汇集了一批重要的将领，他们包括方脱脱、保保、殷兴祖、竹贞（1363年投降扩廓帖木儿）、高脱因、脱列伯、张良弼（1362年起接受孛罗节制）、孔兴等人，其中后三个成为孛罗帖木儿死后反扩廓帖木儿集团中很有实力的三个军阀（见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