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内外可借鉴的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外对城市扩展的相关研究概述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就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逻辑上做问题分解，可划分为农村建设用地的拆旧与城镇建设用地的建新，因而，国内外相关城市扩展的研究对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极具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国外研究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由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带来的城市用地扩张问题，涉及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发展阶段、驱动机制以及由于城市用地扩张问题后所带来的城市扩展管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优化问题。一般而言，西方国家经济较为发达，在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后，进入了城市郊区化，城市人口、工业企业和商业设施开始向郊区迁移，可以说，郊区化是一种自发的用地扩张行为。早在1966年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J.R.弗里德曼（Frideman）在其对委内瑞拉的研究中就提出“核心-边缘”理论，认为“核心区域”一般是指城市或城市集聚区；“边缘区域”指经济较为落后区域。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极化与扩散的基本关系，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亦称为结节性区域。在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上该理论认为，城市是核心，乡镇是边缘，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核心对边缘区域进行控制，边缘区域依赖核心，但随着核心区域扩散作用的加强，核心将带动、促进边缘区域的发展，边缘区域可形成次级核心，甚至取代原核心的地位，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Frideman，1996）。在城市用地扩展的管理以及机制等问题上，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模的争论上，通过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效益进行比较以研究不同的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学关系。如Capello和Cama通过对58个意大利城市集聚经济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后指出最佳城市规模理论在实证中仍然得到了论证，表现为随着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其城市效益经历着由增至减的过程，表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在城市用地扩展的过程中同时存在（Capello、Cama，2000）。但部分学者却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如Hansenetal在其对城市体系结构和增长的研究中就指出由于一个城市体系内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的投入和赢利的不确定，所以不可能确定或规划一个城市的最佳规模（Hansenetal，1986）。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城市扩展的管理方面，如Ackerman（1999）在对城市用地扩展管理研究中所提出的增长管理以及继增长管理之后Helsey（2004）所提出的基于高效率的土地利用与交通运输模式的开发与规划管理模式。在城市用地扩展中，国外学者关注较多的还有城市用地扩展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若Cieslwicz（2003）对美国城市用地扩展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城市用地扩展的研究中则主要关注于城市的规模效益、城市土地扩展的驱动机制以及城市内部结构形态和外部形态演变的规律分析，如王小鲁（1999）对不同城市规模效益和外部成本的关系研究、武进（1990）基于形态学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内容机构形态以及外部形态进行的系统分析以及杨志荣（2009）基于DEA模型对城市用地效益的比较研究等。
国内外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相关研究概述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聚居的场所，一般可分为农村集镇、中心村和基层村，即建制镇以下居民点用地。农村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保障农民生活需要而拨给农民建造房屋及小庭院使用的土地，用于建造住房、辅助用房（厨房、仓库、厕所）、庭院、沼气池、禽畜舍、柴草堆放等。大多数研究中农村居民点整理包括：宅基地、公共设施和道路、绿地、取土坑等，一般不包含集镇。宅基地与农村住房具有不可分割性，一般情况下不作严格区分。从已有文献来看，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概念争议较少，农村居民点整理主要是运用工程技术及调整土地产权，通过村庄改造、归并和再利用，使农村建设逐步集中、集约，提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强度，促进土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学化，并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陈百明，1999）。从内涵来说，是指从宏观上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布局的调整和从微观上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内部结构、布局调整采取的综合措施（杨庆媛、张占录，2003）。在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评价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为自然潜力和现实潜力，其中自然潜力是单纯从自然角度出发得出的潜力大小，它包括：①通过超标用地和旧宅还田降低现状人均宅基地用地量；②适当提高容积率以节约用地；③整治利用不充分或闲置用地；④自然村向中心村合并节约土地（罗士军，2007）。但部分学者则认为自然潜力还包括生产条件改善的潜力（张正峰、赵伟，2007），包括土地增值潜力在内的综合潜力（孙钰霞，2007）。对全国现有农村居民点逐步实施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等整理措施，整理为有效耕地潜力较大，在这方面的潜力估算研究中李宪文、张军连和郑伟元在其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土地整理潜力的研究中指出，2010年和2030年全国分别可净增加耕地面积173.81～296.58万公顷、279.10～401.86万公顷（李宪文、张军连、郑伟元，2004）。按农地整理和村庄整理分项测算，2030年全国村庄整理可增加233.3～340.0万公顷，占25°以下耕地面积的2%～3%（鹿心社，2001）。叶艳妹和吴次芳则早在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运作模式与政策选择的研究中就指出公寓式楼房和农村统建联建方式，全国村庄整理潜力为426万公顷或更高（叶艳妹、吴次芳，1998）。而在农村居民点潜力评价方法上，一般而言有：①人均宅基地用地标准法；②户均宅基地用地标准法；③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城镇体系规划法实际上可归为前两类。李宪文等通过人均宅基地标准、整理潜力系数、农村人口数来计算整理潜力（李宪文、张军连、郑伟元，2004），马锐、韩武波、吕春娟的在其城乡交错带居民点潜力整理的研究中采用户均宅基地标准方法时考虑了住宅面积系数和住宅层数（马锐、韩武波、吕春娟，2004）。刘筱非、杨庆媛和廖和平在其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的研究中则通过实地调查测算宅基地闲置带来的整理潜力（刘筱非、杨庆媛、廖和平，2004）。因而，不同方法测算的潜力值分歧较大，林坚和李尧在其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中提出“三分法”（分区、分模式、分设标准）的潜力测算方法可谓是潜力评价方法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林坚、李尧，2007）。但农村居民点潜力测算由于受资金、区位、技术、意愿等因素制约，在理论上必须对测算的潜力进行修正来得到现实潜力。在这方面罗士军在其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的研究中，结合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的建房愿望、农村经济水平进行潜力修正得到了较为可行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实际潜力（罗士军，2000），而宋伟、张凤荣和孔祥斌等提出了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和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对农村居民点的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宋伟、张凤荣、孔祥斌，2006）。张正峰等提出了对外交通便利程度、整理实施可能程度、整理迫切程度的修正指标，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评价强调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居住形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单一的潜力测算方法往往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在研究手段上强调与GIS空间分析相结合，通过修正来得到现实潜力。由于各地的标准不一，用地定额标准方法测算的潜力结果差异较大，而且该方法缺乏理论支撑，未全面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张正峰，2006）。
3、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自2004年以来正式提出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以来，主要是国内学者在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一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并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意义、运作模式、周转指标、金融融资以及权属调整问题上，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践时间短，涉及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多，导致目前学术界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因而从以上的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研究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方面的问题还有待加强：
（1）现有的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研究，从方法手段上看，定性研究多，而定量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少，大部分研究都以文字表示为主，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难以形成公认的、具有解释力的结论。
（2）从现有研究的相关文献内容指向来看，大部分文献集中在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意义、模式以及融资等研究上，而忽视了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管理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后评价的问题研究，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少有涉及。
（3）现阶段国内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表层问题上，相对而言缺乏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如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推动因素及障碍因素的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模如何确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案如何优化等问题。
因而，总的来说，鉴于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践的不断深入，现阶段有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考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的系统性方面均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急需规范的研究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践进行指导。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献阅读方面难免挂一漏万，在本书的成文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在书中还将做一些补充。
